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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哈丁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有一个人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人就是W.C.阿利（W. C.Allee），最早的一批生态学家之一。虽然那个年代的人口出生率还很低，但他已经开始发出人口过剩的危险警告。据哈丁说，他的教授总会自言自语地咕哝，“注定会发生的，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只要生活条件有所提高，人口出生率便会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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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这个世界的承载能力仅是如今人口的一半（而在这一说法中假设了普通节俭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世界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上，已经作出了较为慷慨的估算）。而哈丁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则带有先知般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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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拥有对公有物品的平等权利，这种思想跟自由生育观念相结合，必然将世界推向悲剧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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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自由，只能给所有人带来伤害。当下，由于作出限制生育决策的难度太大，我们往往倾向于大力宣扬道德，鼓励人们进行负责任的生育活动。我们必须要从这样的倾向中走出来，不再逃避问题的本质。因为从长远来看，呼吁人们独立地遵从道德，早晚会导致所有人道德的消失，而且在短期内还会增加人们的焦虑。只有尽快放弃生育自由，我们才能保留并培育其他更为重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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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后来成为了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生物学教授。他意识到，在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中存在一个基础性的缺陷。“绝大多数因人口问题而感到烦恼的人，都希望能找到办法来避免人口过剩带来的恶果，但却不愿放弃他们现在享有的任何特权。”当时和现在一样，许多人都希望能用高科技手段加以解决，这样，他们就不用对自身采取任何措施。哈丁说道：“他们认为，利用科技进行海水养殖或开发出新品种的小麦就能解决问题。”举例来说，如今人们经常会谈到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技术手段——商用核聚变电能。但哈丁在1968年发表的文章中则指出：“我想要在此说明，他们寻找的解决方案，是根本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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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地悲剧”的关键，与技术毫无关系，而是需要所谓的“道德的基本延伸”。哈丁的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例。这一数值是英国的两倍，法国和瑞典的3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绝不是因为美国缺乏必要的技术、资金或手段去寻找解决办法。毕竟，美国在研究创新领域有着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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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谜题的答案是，许多美国人不愿改变自己的行为作风，不愿放弃耗油量大的汽车和高耗能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并不认为浪费和环境污染是不道德的行为。他们就这样，沿着同一条不归路越走越远。我同意哈丁的说法，公地悲剧没有真实存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只能在道德和行为领域寻找答案。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合作。想再找到一个适合生存的星球，简直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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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月亮的夜里，我们远离繁华闪烁的街灯，仰望星空，为这一片熠熠星光而敬畏、而感叹。冥冥中，我们似乎听到了来自祖先的叮咛。古人也曾满怀惊奇地凝望着这条由星星点亮的银河——我们的家园所在的星系。几千年来，这奇妙的星际苍穹，为无数的诗人、哲学家和梦想家赋予了灵感。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过，茫茫星空之中，某些闪烁着微光的小亮点，也许就有能够抚育生命的行星。哈丁的结论有着普遍的适用性，令人不禁去联想，不知有多少外星智慧生命，因无法解决公地悲剧的问题而已经惨遭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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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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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认为，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等第三方的干预，自利行为就会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占领公地。在标准实验的帮助下，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4个人，每人得到8块钱，可以用这8块钱进行投资。投资额在0~8元之间不等，投资方式是匿名将钱放入信封，然后将信封放入共同基金之中。实验管理员将所有信封收集起来，将金额加总在一起，并在总金额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一数额的一半（换句话说，就是乘以1.5——这一收益相当于养殖户最终将放养在公地上的牲畜卖掉后获得的利润），然后再将总数平均分配给所有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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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4个人都将全部的8块钱投入这场公共品博弈之中，那么共同基金将会有32块钱。32乘以1.5，得到48。将48平均分配给4位玩家，每人得到12块。这样一来，通过合作的方式，每个人都赚到了4块钱的利润。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其中一位玩家一分钱没掏，手里紧紧攥着8块钱不放怎么办？其他3人依旧将8块钱投入进去，这样基金中就有了24块钱。用24乘以1.5，得到36。将36平均分配给4位玩家，每个人得到9块钱。其中3位玩家赚得1块钱的利润，而一位玩家则因为当初没有投资而净赚9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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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你自己处于玩家的位置，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背叛的可怕逻辑。绝大多数人最初都抱着乐观情绪。如果每个人都采取同样的策略，那么投资8块钱，就能赚回12块。但是，可以想见，永远可能存在试图通过不投资来占尽他人便宜的人。当你的投资回报少于12块，你就会意识到，有人在投资时有所保留，于是也会开始持保留态度。博弈中存在一股强烈的动机：让其他人进行投资，这样你就能坐享他人投资的收益。现在，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那么就没有人投资，也没有利润可言。此时，理性地选择就是一分钱不投。这就是“公地悲剧”。这场公共品博弈，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囚徒困境，只不过同时参与博弈的玩家超过了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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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困境的本质所在，以及困境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都体现在本章最初提到的那场为《汉堡晚报》广告支付费用的博弈之中。这场博弈以汉堡大学156名本科生为对象，在曼弗雷德·米林斯基设计的计算机实验中展开。玩家被分为26组，每组6个被试。博弈的目的，就是要看看玩家是否会在一场公共品博弈中，为了保护全球气候而贡献出自己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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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品博弈的传统变体不同，这一次，公共基金里的钱不在玩家间分配，而是转移到米林斯基所谓的“气候账户”之中。学生们进行投资之后，实验管理员会在总金额的基础上加倍。管理员向学生们保证，气候账户中的钱会被用来支付发行量较大的报刊上的一则广告。广告版面的大小，其内容对公众施加的影响大小，都取决于能获得多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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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发现，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玩家能够以利他的行为方式来维持地球的气候。合作的第一元素是信息。如果为学生提供关于现阶段气候研究情况的权威信息，那么学生就会更具有利他精神。另外，如果玩家能够公开进行投资，而非匿名，那么气候保护项目的个人投资额就会大大增加。米林斯基称，名声带来的影响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强大效果。人们的确喜欢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下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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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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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设计精妙的实验中，米林斯基和他的团队在激励人们为“公地”做贡献的方法上获得了新的认识。这一次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危险的气候变化。博弈在6位玩家中展开，一共10轮。组织这场博弈是为了研究群体是否能通过个人牺牲来达到集体目标，而如果达不到集体目标，每个人就都将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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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继续放任温室气体排放量以目前的状态上升，那么博弈中的场景就会成为现实。许多分析都显示，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上涨，各种灾难性事件发生的风险也会平滑上升。但还有一些人，诸如盖亚理论（Gaia theory）之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担心如果气候状况超越某一特定临界值，就会出现陡峭的变化，发生快速而不可逆转的转变。举例来说，大西洋的深海环流可能会随之瓦解，而保持英国冬季不至于太过寒冷的暖流就会从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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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骤变的极端情况下，欧洲西北部的气温可能会下降多达5℃。这一场景在罗兰·埃默里赫（Roland Emmerich）的电影《后天》（The Day AfterTomorrow）中得到了生动展现。影片中，全球变暖导致的洋流变化引发了新德里的暴风雪、洛杉矶的龙卷风，冰盖的移动速度甚至比人的奔跑还快。这是非常富有想象力的夸张。事实上，这些变化会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中缓慢进行。但即使是这样，从进化和地质学历史的标准来看，也不过是眨眼间的事。就算不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气候变迁，在轻微的气候变化之下，某些人类社会群体也会脆弱得不堪一击。贫穷的国家和社会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尤为敏感，在那里，淡水等稀缺资源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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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掉这场气候博弈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玩家们已经掌握了充分而翔实的背景信息。所有玩家的私人账户中都存有40欧元。每一轮，玩家都可以向“气候账户”转账0、2或4欧元。可以认为，这笔投资相当于放弃乘飞机、不开汽车走着去超市购物，或取消其他会促进气候变化的活动。请注意，这次气候博弈与经典的公共品博弈不同，而是采取了不同规则的一种变体。在经典版的公共品博弈中，玩家没有付出任何东西的动机（正如博弈理论家所言，纳什均衡就是什么也不付出）。而在米林斯基的博弈中，如果每人在每一轮中都恰好付出2欧元，那么参与者就没有动机去改变这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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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被告知，10轮之后博弈结束，计算机会对气候账户中的款项进行加总。如果环境账户中的总额达到120欧元，玩家团队就获得胜利。这意味着，在有6位玩家参与的情况下，每位玩家每一轮要平均贡献出2欧元。如果他们这样做，就相当于他们付出的努力能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安全水平，因此也就拯救了世界。作为奖励，每位玩家都能得到私人账户中余下的资金，一般在20欧元左右。在这场博弈的最简单变体中，输掉博弈就意味着谁也得不到任何东西，两手空空地回家。（但至少他们还有家可回。如果我们输掉了真实的气候博弈，恐怕就不会这样幸运了。）当然，他们也可以一分钱不投，坐等他人补上亏空。每一轮之后，气候账户会告知玩家一共收到多少投资。如果结果显示，有人并未掏出他理应贡献的一份，也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气候账户的付款过程中缺斤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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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博弈玩起来更顺手，分析起来也更便利，玩家们有3个选择。米林斯基将0欧元、2欧元和4欧元的投资分别归类为“自私”、“公平”和“利他”。后退一步审视这样的博弈布局，很容易将其与现实气候问题的激烈争论联系在一起。当时，奥巴马总统还未上台执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还不如现在这样更有远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可以说是什么贡献也没有做的“搭便车”国家，英国处于“公平”姿态，而法国和瑞典则算得上是“利他”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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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所有玩家永远采取“公平”态度进行博弈，那么气候账户就能收获整整120欧元。我们的环境得到了拯救，而每一位玩家也能收获私人账户中余下的20欧元。请注意，如果一位玩家在博弈过程中贡献出了更多金钱，最后在私人账户中余下的钱就会少于20欧元。而如果一位玩家贡献的金额少于“公平”所限定的数额，以至于最终达不到收集120欧元的目标，则所有人得到的收入就会大大减少（空手而归）。这就是纳什均衡的一个例子，其中的玩家都在期盼着，能够利用其他玩家的选择来决定自身最优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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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并不会坚守纳什均衡的解决方案。总会存在一种动机，让人作出更少的贡献，并期望他人的付出能弥补自己的短缺。如果一位玩家在一轮之中搭便车，投资为0，那么必须要有另一位玩家采取“利他”策略，投资为4，才能保证投资总额达到目标。博弈中展现出来的这一面，就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加入了一点小曲折：现在搭便车的玩家必须要依赖于利他主义者，才能达到拯救气候的目标。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不付出，就能迫使他人不得不拿出更多的善款。但若没有利他主义者存在，搭便车的玩家就是在冒着失掉自己账户资金的风险。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利他主义者，就没有搭便车的动机。没有圣人，也就没有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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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气候变化，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生活中诸多的不确定性，还包括一些“未知的未知数”。因此，博弈采取了3个版本，一旦失败，就会导致10%、50%和90%发生灾难的可能性。以最后一个版本的可能性为例，在米林斯基设计的博弈中，如果玩家最终未能投资达到120欧元的总数，就会有90%的概率会发生气候保护失败，也就是说，有90%的可能性，所有玩家会输掉所有的钱——其中既包括他们投入气候账户中的钱，也包括他们私人账户中余下的钱。换句话说，就算气候账户的总款项未能达到目标数额，玩家还是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将钱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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