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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为了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沿袭了一种看似简单直接的手段：以惩罚来进行威胁。按我说的去做，不然有你好受的——尖刻的责难，令人痛哭流涕的罚金、监禁、拷打、鞭笞，各种折磨，或更加残忍的责罚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以快乐收场的寓言、童话和神话中，坏人在最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都是为了给我们所有人树立行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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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中有主管复仇和报应的女神厄里倪厄斯（Erinyes）。这些令人恐惧的女神，很可能是对诅咒罪恶的人格化。神话故事中，强大的巨人科洛诺斯（Cronus）用锯齿状的镰刀阉割了父亲尤拉诺斯（Uranus），当血液喷涌出来的时候，一滴滴的鲜血就化作了厄里倪厄斯女神。罗马人将这些诞生于厄运之中的女神称为复仇女神。在她们伸张正义的过程中，会幻化出各种伪装。她们的头上盘踞着蠕动的黑蛇，眼中滴着有毒的鲜血，呼吸间喷出着滚烫的热气。在追击罪人之时，她们对惩罚的欲望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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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中也充满了各种关于复仇的故事，这些故事至少在迪斯尼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譬如白雪公主的邪恶继母——皇后在被迫穿上炙热铁鞋时跳的死亡之舞；《小红帽》中，猎人剖开大灰狼肚皮的时刻；《韩塞尔与葛雷特》（Hansel andGretel）中，食人巫婆被塞进烤箱中烘烤。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一股一直存在的威胁力量，才能和平相处？这是避免“公地悲剧”的办法吗？我们在受到强迫和压制的情况下，真的可以更好地合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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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中的很多证据，都证明惩罚与互惠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以牙还牙，用伤害对方的手段来应对他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这就是通行的做法。人们就是凭着这种天生的直觉，在古希腊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编出了各种各样的悲剧故事，18世纪歌剧和19世纪的小说中，也不乏腥风血雨的大结局。在表现惩罚的威力和戏剧性方面，好莱坞也毫不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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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复仇有关的故事，总是能引起人们永不消退、无法抑制的兴趣和胃口。一部名为《惩罚者》（Punisher）的影片，讲述了一位退伍的特种兵寻找杀死家人的恶棍，报仇雪恨的故事。查尔斯·布朗森（Charles Bronson）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在用拳头和子弹解决了许多问题之后，才用叙述的方式将事情说清楚。在古罗马（《角斗士》，Gladiator）、大萧条时代的芝加哥（《毁灭之路》，Road to Perdition）和世界末日过后的澳大利亚（《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都充满了大量的复仇情节。关于“算账”、“扯平”的故事无处不在。随便看一部肥皂剧或上网浏览一番，就能找到各种耸人听闻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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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脑进行的扫描研究揭示了人们在对他人进行惩罚时的脑部活动。实际上，举过头顶的大棒与胡萝卜有着同样的效应：一股温暖而令人惬意的血流，会涌入惩罚者脑部的奖励中枢。充满复仇冲动的大脑中不断闪现的脑电活动，显示出人们从因果报应中所获得的满足感，那是一种在复仇之中获得的令人陶醉的愉悦。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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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都明白惩罚意味着什么：在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之中，赢家得以幸存，而输者则惨遭灭绝的惩罚。但在“合作”的整条脉络中，惩罚究竟应该处于哪个位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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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报应、补偿，一人因另一人的罪行而施加惩罚的一对一互动。其中包括无视法纪的人，也包括雇用杀手行凶的人。有人认为，这样的“同侪惩罚”是促进合作的有效方法。但我认为，这一观点有欠妥当。同侪惩罚本身就有问题，而且也存在其他令人们之间达成合作的更有效的方式。我也要澄清，惩罚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合作进化的一种机制。我们在第2章和第3章中讨论过，惩罚的方式不过只在互惠框架中适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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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我们已经讨论过在“以牙还牙”策略之下的惩罚，此时，一方背叛，另一方也会选择背叛。之后我们讨论了“宽宏以牙还牙”，其中也会用背叛的方式来惩罚另一方背叛的行为，但有时会采取原谅态度，并放弃惩罚的机会。我们在第1章中还谈到过一种更加严苛的策略：冷酷策略。只要你合作，我就合作。但如果你走错一步，我就永远背叛下去。惩罚非常适用于标准囚徒困境的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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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境的回报矩阵之中，“背叛”意味着三种情况之一：第一，放弃奖励。也就是不采取合作行为，什么都不做。举例来说，宿舍中一个同学拒绝刷盘子，于是另一位同学也拒绝为全宿舍做晚餐。第二，偷窃。我从你那里拿走些东西，于是你少了些东西，我多了些东西。第三，就是代价高昂的惩罚。我虽然承担了损失，但是因为我有了损失，你就要受到更大的损失。也许你申请住房扩建时，邻居给你投了反对票，害得你无法梦想成真。原因就在于你家的狗晚上总是汪汪叫。于是，邻居决定忍受失眠的损失，将他的时间用来咒骂你，并以严重得多的背叛手段来惩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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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惩罚加入其中，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囚徒困境从合作与背叛的两种策略选择扩展到三种：合作、背叛、惩罚。利用困境的简化版，我们可以做如下定义。“合作”，意味着为了让对方得到收益而付出自身的成本；“背叛”，意味着什么也不做；“惩罚”，意味着为了让对方付出代价而付出自身的成本。在惩罚实验中，典型的比例是3∶1，也就是说，我为了让你损失3块钱，而愿意付出1块钱的成本。为了实施惩罚而付出成本，这样的事情很容易从真实世界中找到案例。例如，有人会为了惩罚邻居的篱笆挡住了阳光，而不遗余力地去将篱笆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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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集体利益的有代价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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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瑞士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ürich）的厄恩斯特·费尔（ErnstFehr）和当时在瑞士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现就职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西蒙·盖其特（Simon Gächter）一起，通过一场实验，揭示出这样一个思想：代价高昂的惩罚可能是促进合作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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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和盖其特邀请240名本科生参与了实验。首先，他们进行了之前讨论过的那一类公共品博弈。之后给玩家一个选择，可以进行惩罚。实验将每一位玩家在博弈过程中作出的贡献公之于众，并询问玩家是否愿意付出成本来让另一位吝啬的玩家损失更多。玩家的身份在每一轮之后都要经过重新洗牌。这样一来，博弈进行过程中，就无法得知究竟是谁在与谁对决，因此博弈并不具有真正的重复性，玩家也无法建立起名声。而且，你永远也不会发现究竟是谁对你进行了惩罚。由此也就完全无法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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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实验共分10组，每组24个被试。每个被试进行“两次”六轮公共品博弈：一次没有惩罚的机会，另一次则带有惩罚的机会。在没有惩罚机会的情况下，玩家开始时都非常慷慨，但很快便学会了吝啬。他们发现，只能通过减少自身贡献的方法来惩罚搭便车者。这样，合作很快便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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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惩罚机会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呢？实验中的240位被试中，有84%的人至少采取了一次惩罚措施，还有大约9%的人惩罚了超过10次以上。大多数（74%）惩罚行为，都是合作者（也就是作出贡献在平均水平以上的人）主动针对背叛者（作出贡献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人）而施加的。在惩罚的帮助下，玩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维持在良好的状态之中。当可以采取惩罚手段时，有超过90%的参与者都贡献出了更多的钱。而这种类型的惩罚，罚款是要上缴给实验管理人员的，并不会还到惩罚者手中，因此，施加惩罚的代价十分高昂。但尽管如此，费尔和盖其特认为，人们参与到这种惩罚行为之中的倾向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到了博弈的最后一轮，惩罚依旧存在，虽然此时进行的惩罚对未来的合作已经无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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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实验结果，研究人员提出，人是“喜欢惩罚”的，而代价高昂的惩罚是促进合作的一种新型机制。研究人员还提出了“利他惩罚”这个说法，用来说明，就算我们自身无法从惩罚行为中获益，我们还是会有惩罚的冲动。利他惩罚显示出，我们愿意为了集体和社会的利益而惩罚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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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费尔和盖其特的实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认为这一实验有着很高的重要性，但我对他们的某些理解角度不敢苟同。首先，代价高昂的惩罚并不是合作进化中的一个独立机制。如果我因为之前遭遇到你的背叛行为而实施惩罚，那么就属于直接互惠范畴。如果我因为你背叛其他玩家的行为而惩罚你，那么就属于间接互惠范畴。其次，现实生活中采取代价高昂的惩罚措施的人，他们的动机根本与“利他”精神搭不上边。对他人进行伤害，意味着冲突的升级。这样的惩罚是受到了愤怒、贪婪和进攻性的驱使。其首要目的，是为了打压他人、盘剥他人、削弱他人、消灭他人。“代价高昂的惩罚”这一说法，显示出惩罚者本身也要付出代价，因此，似乎比“利他惩罚”的说法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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