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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复仇有关的故事，总是能引起人们永不消退、无法抑制的兴趣和胃口。一部名为《惩罚者》（Punisher）的影片，讲述了一位退伍的特种兵寻找杀死家人的恶棍，报仇雪恨的故事。查尔斯·布朗森（Charles Bronson）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在用拳头和子弹解决了许多问题之后，才用叙述的方式将事情说清楚。在古罗马（《角斗士》，Gladiator）、大萧条时代的芝加哥（《毁灭之路》，Road to Perdition）和世界末日过后的澳大利亚（《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都充满了大量的复仇情节。关于“算账”、“扯平”的故事无处不在。随便看一部肥皂剧或上网浏览一番，就能找到各种耸人听闻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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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脑进行的扫描研究揭示了人们在对他人进行惩罚时的脑部活动。实际上，举过头顶的大棒与胡萝卜有着同样的效应：一股温暖而令人惬意的血流，会涌入惩罚者脑部的奖励中枢。充满复仇冲动的大脑中不断闪现的脑电活动，显示出人们从因果报应中所获得的满足感，那是一种在复仇之中获得的令人陶醉的愉悦。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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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都明白惩罚意味着什么：在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之中，赢家得以幸存，而输者则惨遭灭绝的惩罚。但在“合作”的整条脉络中，惩罚究竟应该处于哪个位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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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报应、补偿，一人因另一人的罪行而施加惩罚的一对一互动。其中包括无视法纪的人，也包括雇用杀手行凶的人。有人认为，这样的“同侪惩罚”是促进合作的有效方法。但我认为，这一观点有欠妥当。同侪惩罚本身就有问题，而且也存在其他令人们之间达成合作的更有效的方式。我也要澄清，惩罚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合作进化的一种机制。我们在第2章和第3章中讨论过，惩罚的方式不过只在互惠框架中适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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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我们已经讨论过在“以牙还牙”策略之下的惩罚，此时，一方背叛，另一方也会选择背叛。之后我们讨论了“宽宏以牙还牙”，其中也会用背叛的方式来惩罚另一方背叛的行为，但有时会采取原谅态度，并放弃惩罚的机会。我们在第1章中还谈到过一种更加严苛的策略：冷酷策略。只要你合作，我就合作。但如果你走错一步，我就永远背叛下去。惩罚非常适用于标准囚徒困境的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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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境的回报矩阵之中，“背叛”意味着三种情况之一：第一，放弃奖励。也就是不采取合作行为，什么都不做。举例来说，宿舍中一个同学拒绝刷盘子，于是另一位同学也拒绝为全宿舍做晚餐。第二，偷窃。我从你那里拿走些东西，于是你少了些东西，我多了些东西。第三，就是代价高昂的惩罚。我虽然承担了损失，但是因为我有了损失，你就要受到更大的损失。也许你申请住房扩建时，邻居给你投了反对票，害得你无法梦想成真。原因就在于你家的狗晚上总是汪汪叫。于是，邻居决定忍受失眠的损失，将他的时间用来咒骂你，并以严重得多的背叛手段来惩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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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惩罚加入其中，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囚徒困境从合作与背叛的两种策略选择扩展到三种：合作、背叛、惩罚。利用困境的简化版，我们可以做如下定义。“合作”，意味着为了让对方得到收益而付出自身的成本；“背叛”，意味着什么也不做；“惩罚”，意味着为了让对方付出代价而付出自身的成本。在惩罚实验中，典型的比例是3∶1，也就是说，我为了让你损失3块钱，而愿意付出1块钱的成本。为了实施惩罚而付出成本，这样的事情很容易从真实世界中找到案例。例如，有人会为了惩罚邻居的篱笆挡住了阳光，而不遗余力地去将篱笆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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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集体利益的有代价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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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瑞士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ürich）的厄恩斯特·费尔（ErnstFehr）和当时在瑞士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现就职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西蒙·盖其特（Simon Gächter）一起，通过一场实验，揭示出这样一个思想：代价高昂的惩罚可能是促进合作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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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和盖其特邀请240名本科生参与了实验。首先，他们进行了之前讨论过的那一类公共品博弈。之后给玩家一个选择，可以进行惩罚。实验将每一位玩家在博弈过程中作出的贡献公之于众，并询问玩家是否愿意付出成本来让另一位吝啬的玩家损失更多。玩家的身份在每一轮之后都要经过重新洗牌。这样一来，博弈进行过程中，就无法得知究竟是谁在与谁对决，因此博弈并不具有真正的重复性，玩家也无法建立起名声。而且，你永远也不会发现究竟是谁对你进行了惩罚。由此也就完全无法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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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实验共分10组，每组24个被试。每个被试进行“两次”六轮公共品博弈：一次没有惩罚的机会，另一次则带有惩罚的机会。在没有惩罚机会的情况下，玩家开始时都非常慷慨，但很快便学会了吝啬。他们发现，只能通过减少自身贡献的方法来惩罚搭便车者。这样，合作很快便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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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惩罚机会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呢？实验中的240位被试中，有84%的人至少采取了一次惩罚措施，还有大约9%的人惩罚了超过10次以上。大多数（74%）惩罚行为，都是合作者（也就是作出贡献在平均水平以上的人）主动针对背叛者（作出贡献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人）而施加的。在惩罚的帮助下，玩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维持在良好的状态之中。当可以采取惩罚手段时，有超过90%的参与者都贡献出了更多的钱。而这种类型的惩罚，罚款是要上缴给实验管理人员的，并不会还到惩罚者手中，因此，施加惩罚的代价十分高昂。但尽管如此，费尔和盖其特认为，人们参与到这种惩罚行为之中的倾向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到了博弈的最后一轮，惩罚依旧存在，虽然此时进行的惩罚对未来的合作已经无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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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实验结果，研究人员提出，人是“喜欢惩罚”的，而代价高昂的惩罚是促进合作的一种新型机制。研究人员还提出了“利他惩罚”这个说法，用来说明，就算我们自身无法从惩罚行为中获益，我们还是会有惩罚的冲动。利他惩罚显示出，我们愿意为了集体和社会的利益而惩罚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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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费尔和盖其特的实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认为这一实验有着很高的重要性，但我对他们的某些理解角度不敢苟同。首先，代价高昂的惩罚并不是合作进化中的一个独立机制。如果我因为之前遭遇到你的背叛行为而实施惩罚，那么就属于直接互惠范畴。如果我因为你背叛其他玩家的行为而惩罚你，那么就属于间接互惠范畴。其次，现实生活中采取代价高昂的惩罚措施的人，他们的动机根本与“利他”精神搭不上边。对他人进行伤害，意味着冲突的升级。这样的惩罚是受到了愤怒、贪婪和进攻性的驱使。其首要目的，是为了打压他人、盘剥他人、削弱他人、消灭他人。“代价高昂的惩罚”这一说法，显示出惩罚者本身也要付出代价，因此，似乎比“利他惩罚”的说法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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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实验结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惩罚组的平均回报低于控制组得到的回报。在公共品博弈中，惩罚的手段的确可以强迫玩家进行合作，但其成本过高，将合作带来的优势也破坏掉了。换句话说，如果根本不给玩家以惩罚的机会，反而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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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博弈中也带有一些人工雕琢的痕迹。一轮公共品博弈紧跟着一轮惩罚博弈。公共品博弈中，玩家被告知谁贡献了多少，但在惩罚博弈中，却无法得知是谁惩罚了自己。这样，惩罚就以匿名的方式进行，根本不用担心有人报复。实验的设计初衷，就是要让惩罚行为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而现实生活则非常不同。当我们对他人进行惩罚的时候，人们通常知道是谁在惩罚他们，我们也要时刻准备好应对他人的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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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什么时候遇到过费尔—盖其特实验中这样独特的情况：我们知道谁在公共品博弈中作出了贡献，却不知道接下来的一轮中，是谁惩罚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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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JohnTooby）指出，在人类思想进化的绝大部分时期里，人类都生活在小范围的群体之中，彼此之间经常相遇。古代社会中，人们很可能知道，怀有敌意的部落成员之间互相做了些什么。在小群体中生存，谁也不知道哪天就会需要某人的帮忙。因此，为了和部落成员搞好关系，就存在合作的压力。甚至在匿名的现代社会之中，虽然存在着一次相遇、终生不见的可能性，譬如在公路上或城市中，但我们还是会想一想，这位撞上我们的陌生人，或那位差点儿把我们弄伤的骑行者，很可能会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在工作交流、朋友聚会等场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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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排除重复和名声因素的所谓“一次性”实验，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原因在于，这样的实验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我们所有的本能、直觉和行为，在世世代代的传承中逐渐成形，而且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不断相遇、名声会发生作用的环境中定型的。因此，从一次性实验中对人类行为的普遍真理进行推论，是十分危险的举动。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Trivers）在讨论费尔—盖其特实验时曾评论道，生物学家在实验室中饲养蜘蛛，是为了研究其生活习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生物学家认为蜘蛛是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成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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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实生活中的惩罚，经常发生在人们知道是谁惩罚了谁这样不断重复的活动之中，那么就很难真正利用匿名惩罚实验中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人类行为，以及合作与惩罚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就需要对玩家会经常相遇的情形加以研究。脱离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的稳固框架去研究人类行为，意义不大。日常生活中所有重要的互动，都是在“重复”和“名声”存在的条件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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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赢家无须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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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威压，没有法律，善良与真实以最自然的状态勃发出来。不存在恐惧或惩罚，青铜碑文中看不到威胁的语句。人们也不惧怕法官的表情，因为他们可以在没有保护的环境中安全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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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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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的一天，一位来自瑞典的硕士生登门拜访了我。她对参加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抱有非常大的热情。她名叫安娜·德莱博（AnnaDreber），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长大。她的母亲是一位严苛的女权主义者、政治家兼道德活动家，曾担任副市长一职。安娜就是在市政府里面长大成人的。市政府大楼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带有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风格。大楼围绕着两处露天广场——花园（Borgargarden）和蓝厅（Blue Hall）建成。每逢12月，当瑞典漆黑的夜空被闪耀的水晶灯点亮时，安娜都能亲身体会到诺贝尔晚宴时的炫目与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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