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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参数的作用很好理解。如果Σ>1，那么同类型的个体就会产生互动，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正分类或集合。如果Σ<1，那么对抗策略就会更加频繁地发生互动，于是产生负分类。对于均匀混合的群体来说，Σ=1。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合作者在囚徒困境中发展壮大，那么我们就需要正分类，需要Σ>1。科琳娜将这一作用称为“神圣的以牙还牙”——如果你是一名合作者，就会发现周围全是合作者，反之亦然。换种说法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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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我收集了许多这样的Σ值，就像一位自然学家收集甲虫标本一样，从小到大，从棕色的到荧光色的。我与科琳娜讨论这些花样繁多的标本时，她想到，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数学证据，证实每一个群体结构都能得出一个带有单一结构系数的简单数学表达式。一段时间之后，她果然取得了这一成就。她找到的证据令人惊叹。就算对于一位饱经风霜的数学家来说，拿下“每一个群体结构”，也相当于征服一片巨大山脉中的每一座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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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社会关系的思路，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不断进化的群体中，当Σ<1时，合作会逐渐凋零、枯萎，并最终消亡。同样，当Σ>1时，合作则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科琳娜的定理对于地球、银河系以及整个宇宙中的任一进化过程均适用。这一定理，可应用于宇宙中的每一场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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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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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170237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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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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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想象一部能反映整个世界的宏大作品。”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用这样一句富有感召力的话，总结了他创造新型音乐的雄心壮志。这位奥地利作曲家想要创作出拥有非凡规模和量级的交响乐，让这种具有巨大感召力的音乐，能将从虚空中创造出宇宙的根本力量召唤出来。马勒将言语付诸行动，他的乐曲的确雄壮得令人窒息。这些音乐是关于生命、死亡、爱和救赎的。这些音乐也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概括性陈述，从最高亢、最光辉的荣誉，到最低靡、最黑暗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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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将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和自身的希望与恐惧，共同融入了不朽的交响乐作品。他利用音乐来反映原生的创世一刻，也包括进化本身的基本力量。他希望以某种方式，令自己成为一部由整个宇宙所弹奏的乐器。我在他的音乐中，在那宏大而无所不包的抱负中，找到了巨大而持久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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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勒所有的作品中，最令人有所触动的一部，就是《第八交响曲》（Symphony No. 8）。这部作品是马勒献给妻子阿尔玛的。乐曲以和谐作为主线，歌颂了爱的救赎力。首映式于1910年9月12日在慕尼黑上演，表演团队包括由850人组成的合唱团和171人组成的交响乐团。为了体现出这次演奏的规模，马勒的演出代理将其命名为“千人交响乐”。直到今天，由于这一作品的表演需要大量的后勤和运筹支持，所以它依然远离常规音乐会的曲单。每次上演《第八交响乐》，都会成为音乐界的重大事件。在千名音乐家同时通过表演来探索创造性与合作的复杂性、强度和快感时，可谓也是对创造性与合作的巨大献礼。这部伟大交响乐第一部分的主题十分恰当——“造物神灵降临”，第二部分是对歌德作品《浮士德》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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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中，我一直徜徉于浩瀚广袤的科学大千世界，寻找我心目中最重要的生物学创造力，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合作。合作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每个层次中，从火车站整齐有序的排队，到超级杯摇滚音乐会的组织。我们形成合作的能力与程度，使得我们与其他类型的生物区别开来。这也是人类能在地球几乎每一个生态系统中维持生存的原因，而且，人类也已经开始探索地球之外的生存环境。然而，这又引发出我在前面几章分析过的一系列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还令达尔文本人困惑良久：在针对食物、领土和配偶的永无休止地竞争中，个体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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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多优秀人士展开合作的二十多年里，我对这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中进化引发合作的各种机制进行了研究。我们探索的基本问题可以用“成本与收益”这个说法来描述。一位合作者为了让另一位个体得到收益而付出成本。如果成本高于收益，那么这次合作就不具成效，这场博弈也不是合作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合作者相遇所造成的境况就会比两位背叛者的相遇更遭。但如果收益大于成本，那么我们就得到了熟悉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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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的中心问题是这样的：在困境最简单的版本中，在不做任何额外假设的情况下，自然选择会偏好背叛者。之前讲过，在均匀混合的群体中，合作者的适应力永远比背叛者低。由此，随着群体的进化，自然选择慢慢增加背叛者的充裕量，直到最后一批合作者也遭到灭绝。这是“错误”的结局，因为由合作者组成的群体比背叛者群体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平均适应力）。因此，在这个特例中，自然选择并没有实现最高的适应力，而是摧毁了整个群体的最优方案。为了促进合作，自然选择就需要外力的帮助，需要合作进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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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已经了解了合作进化的5种机制。我通过将博弈论与进化相融合的方法，假设博弈的报酬会影响繁殖的成功，从而对这些机制进行了研究。这就意味着，随着玩家的突变和进化，自然选择就会对拥有高报酬的玩家投以微笑。这些玩家在为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能繁殖出相对更多的后代，而其他不那么成功的玩家则会逐渐衰落并最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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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将“自然选择”这个词汇的使用局限于基因。繁殖可以是遗传上的，也可以是文化上的，具体取决于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细胞、动物还是人。在前一种情况下，成功的个体能留下更多的后代，并将更多的基因传递给未来的世世代代。而对于后者来说，成功的思想、方式和策略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而得到推广——风潮就这样产生了。举个例子，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本身并不是通过遗传得以传承，而是从文化角度得以普及，从而在生物学家的思想之间形成融会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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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工作显示出合作如何从竞争中诞生，虽然合作与竞争是一对纠缠在一起的冤家。社会的集体力量，部分取决于压抑个体突变和背叛的能力。反叛的细胞、染色体和基因也是同理。合作与竞争，永远不可分离，就像白天与黑夜、优良与恶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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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170237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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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合作机制皆可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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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徒困境中，自然选择有一种削弱群体平均适应性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具有持续性和压制性。若想收获合作的酬劳，那么至少要有一种机制发挥作用，以对付自然选择的这种倾向。我们已经讨论过5种这样的机制，并研究了这些机制如何令我们达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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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互惠。“我给你挠挠背，你也给我挠挠背。”这一机制解释了“以牙还牙”类型策略的成功，无论是在珊瑚礁附近提供清洁服务的小鱼，与同伴慷慨分享血液大餐的吸血蝙蝠，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出现的双方军队心照不宣的停战，要知道，当时，任何一方若不小心违背了“停战协定”，都会招致报复性的袭击或炮击。正如18世纪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740年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说的那样：“我学会为他人服务，但并非对他心存善意。因为我可以预见，他会报答我的服务，而且他期待着我再次为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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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看到，在合作中，偶尔颤抖的手、一时糊涂的脑袋总会造成一些行为的失误，此时的最佳策略则是“宽宏以牙还牙”或“赢定输移”。而这两个策略里面，后者比前者更简单，当你干得不错时，重复上一次即可，如果干坏了就换一种做法。总的来说，只有当两个个体再次碰面的概率高于无私行为的成本收益比时，直接互惠才能引领合作的进化。这是我们的第1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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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间接互惠。当玩家处于一个群体中，群体成员之间会交叉重复碰面时，间接互惠的合作机制就开始产生影响了。这时候，我对你采取的行为，还依赖于你对别人干过的事。对别人做了好事，我们就期待在后续的碰面中会收获回报，无论后续是跟谁碰面，正如路加在《圣经》中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可以用一句话来归纳这一机制：“我给你挠挠背，别人也会给我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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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中，间接互惠极大程度地依赖于通信。第2章中讲到了语言的重要性，要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建立名声，然后把名声传递开来，这一切离开了语言是办不到的。我们还发现，只有当正确获知他人名声的概率高于无私行为的成本收益比时，间接互惠才能促进合作。这是我们的第2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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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间博弈。这一过程发生在生命的棋盘上，发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里，也发生在我们所归属的各种集合中。在任何进化过程中，其核心都是由具有复制能力的个体所组成的种群，而许多学者的多年研究也表明，种群的结构对进化有着显著的影响。无论说的是空间结构、社会网络还是标签，我们都是在表示，一些个体之间相互交往的频率比他们跟其他人交往的频率要高。这样一来，合作者就可以形成自己的互助网络或群聚，从而提高他们自身的竞争力，在自然选择中获得成功。就好像引力透镜能造成星系光线的弯曲[1]一样，种群结构也能决定进化曲线的走向。合作之花究竟能否在空间图形中绽放，也可以由一条极其简单的规则来决定：收益成本比必须高于个体的平均邻居数量。这是我们的第3条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