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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认为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在这一派看来，经院哲学中来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ts)式的“种”和“属”，它们作为共相，只是一个名称，不是实在。这样一来，将封建社会视为一个上帝设计的理性有机体的观念就不再成立。国家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人根据法律(自然法和人为法)组成的，自然权利的承担者只可能是个人。注60吉莱斯皮(Gillespie)详细论述过这种来自唯名论的本体论个人主义(Ontological Individualism)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形成，在三个方面发生持久影响。第一，从此之后寻找真理不应在如何由共相推出个别即修辞学和三段议论的语言分析中花费时间，因为共相不是真实，而应转向自然界。这种观念促使实验科学之兴起。第二，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这一观念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发挥，个人生活即私人领域的意义和正当性得到确立，它和自然法结合形成了个人权利和隐私(privacy)等近代观念。第三，它直接促成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唯名论相信上帝的无所不能并通过其意志创造了每一个具体之个体，这样一来人和上帝的沟通(得到启示)可以依靠个人单独进行，大一统教会不再是必不可缺的中介。注61这正是新教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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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唯名论否定共相的真实性，由类和属组成的宇宙等级之树只是人的想象，也不可能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启示的真理和理性必须分成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也就是说，唯名论的信徒不仅是个人主义者，同时亦主张对上帝的信仰和理性无涉。这样，就完成了工具理性的塑造。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教徒会同时接受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观念，并成为普遍社会契约论的宣传者和实行者，从而影响到十七世纪国际政治的形成，他们又是十八世纪现代实验科学兴起的重大动力。从现代价值起源来看，新教中的种种现代价值都是对经院哲学解构的产物，但所有现代价值之所形成整体性的关联，却正好源于古希腊罗马理性主义(包括法律)和基督教的结合。故路易·杜蒙有一句名言：“宗教改革坐收了在天主教会里已经成熟了的果实。”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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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六章 价值和社会的互动：系统演化论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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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东罗马帝国没有法律革命——庇护制的前提：罗马私法中的契约——教皇革命和西欧封建社会——如何研究互为因果的过程：子系统的互动和稳态——什么是社会结构的演化——系统论演化对经济决定论的取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纲领——怎样形成耦合——城市成为最早的现代国家：荷兰——美国认同的形成——耦合体超越城市的困难——作为立法主体的王权——三角均势和议会的起源——英国为什么捷足先登——两党制的起源——启蒙运动的本质——法国大革命的两阶段：制宪主体和民族国家——原子弹引爆氢弹：从法国大革命到十九世纪初的革命潮流——西欧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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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或许会问，拜占庭作为罗马帝国在东部的延续，比西欧更完整地保存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遗产，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于教皇革命的事件，从而把古罗马法律及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纳入东正教呢？法律革命实为教会独立于世俗权力并为此找正当性根据之结果。众所周知，在拜占庭帝国，教会一直处在皇帝和官僚机构严密控制之下；并不存在建立独立于世俗权力的统一教会并为其寻找正当性根据的问题。而西欧教会之所以可以用罗马法为根据，摆脱世俗权力的干扰获得独立性，首先缘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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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常常津津乐道如下过程：在五世纪西罗马帝国解体的大混乱中，商品经济破坏，为了在盗贼横行的自给自足农村建立秩序，农民投身领主城堡以求保护；而领主之间不得不形成一种建立在互相同意之上的庇护制度。今天一讲起庇护制，人们就想起以欧洲大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为特点的封建关系，而常常忽略了它是建立在私人契约之上的。我附庸的附庸之所以不是我的附庸，这是因为“我”和“我附庸的附庸”之间没有契约。西方早期封建采邑和封臣制度虽然是一种等级秩序，但其基础是私人契约，故人们不得不从罗马法中寻找其正当性根据。注63正因为如此，教会要在分裂割据的世俗权力中建立统一组织，也只能以法律作为根据。事实上，在一个现实中已确立的契约社会中(这里立约者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故和现代契约社会有本质不同)，建立法治相对容易。这正是教皇革命只能发生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原因。换言之，古罗马法律被纳入基督教，是西欧封建社会早期商品经济衰落、统一王权解体以及普遍依附关系的出现的直接结果；否则教会独立于世俗政治权力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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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革命一旦完成，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法治(rule by law)出现了。这时，任何社会关系的确立必须建立在法律之上，故从十一世纪开始出现等级制度的法律化，西欧封建社会成为法律制度的产物，注64并迈向法治社会。从此西欧特有的由法律授予特许状之上的中世纪城市得以形成，它终于成为孕育现代社会潜结构的温床。也正是基于等级制度的法律化，唯名论革命可以导致个人观念和自然权利观念的产生。由此可见，宗教文化之变迁不能独立于政治、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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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是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只就文化价值系统内部的变化勾画出现代价值的起源。然而从更基本的原则上讲，是不能忽略经济和政治宏观条件来讨论该过程的。因此，研究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仅仅将视野局限在现代价值的形成是不行的(即使该视野已经超越了韦伯)，而应该去剖析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的长链。它必须包括以下过程，罗马帝国崩溃，文化价值系统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发生的结构性变异，庇护制的出现，寻找庇护制正当性根据，法治的形成，法律对政治经济行为的规范，封建制度的法律化和天主教法治国家建立，作为誓约公社(法团)的中世纪城市出现，经院哲学的形成，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现代价值的出现，现代价值影响之下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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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立即发生一个严重的方法论挑战：历史学家如何可能把握这近乎无穷无尽的长链呢？为此，我们引进系统演化论。二十世纪系统论方法最重要的成果是指出，无论长链多么复杂，不同子系统互动只可能有三种宏观结果。它们分别为：(1)形成子系统耦合的稳态，这时子系统之间的互动表现为稳态的自我的维系；(2)紊乱(chaos)；(3)原有稳态的破坏后，各子系统从旧稳态走向新的耦合稳态。注65第一种情况对应着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形成互相维系的稳定结构；第二种情况即紊乱(chaos)意味着社会稳态的解体；而第三种情况则刻画了新稳态的形成，也就是社会结构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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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们曾将上述方法论系统地运用到社会历史研究中去。我们发现：任何社会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的耦合体。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耦合(互相调节和维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耦合的稳态来刻画形形色色的社会结构。稳态的破坏必定导致旧社会的解体，新社会结构的形成需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在互相调节和维系中形成新的稳态。这样一来，社会的结构的演化意味着旧稳态的破坏，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的新要素不断壮大形成潜结构，以及潜结构取代旧结构。注66该过程不是政治、经济或文化三个子系统中任何一个可以决定的，故宏观历史研究应该从经济决定论和观念决定论的阴影中走出来，用系统演化论对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实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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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将现代社会起源研究纳入系统演化论，我们的研究就是去探讨如图一所示的现代社会结构(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子三个系统的耦合体)是如何从传统社会三个子系统的耦合体中产生的，这正是我们把有关现代社会起源的整个讨论纳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基本框架的原因。《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初版时有一副标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该书从分析古罗马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互相维系出发，证明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都属于耦合系统的稳态，罗马帝国对罗马共和国的取代属于稳态的连续移动。注67当奴隶制商品经济、帝国政治、神人同型的宗教文化这三个子系统互相维系稳态破坏时，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灭亡不可避免。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帝国分别为新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互相维系的两种不同的稳态，罗马帝国向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的演化，实为旧稳态解体后新稳态之形成。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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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力图用这一逻辑来解释现代社会为何最早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出现。该书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十二世纪的城市如何作为现代社会的潜结构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形成和壮大，以展开系统演化论的研究纲领。必须指出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写《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时，作者对价值系统内在演化逻辑所知甚少，故只对经济和政治子系统的互动作了较详细研究，系统演化论史观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如前面几节所说，没有现代价值系统的形成，就不会有图一所示三个子系统的耦合，第一个现代社会在西欧封建社会中起源就是不可思议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把第一个现代社会视为最早实现归为市场经济、代议制政治和现代价值互相耦合的系统，这一点完全正确；但正因为忽略了现代价值这一子系统最先是在新教中成熟的，故对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没有给出更详尽的解释。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克服该书后半部分的不足，刻画现代社会最早在西欧出现的较完整图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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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后期城市中，一直存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组织(议会和代表会议)。教会早就在选举主教和教皇过程中形成代议政治中的多数决定原则，教廷为现代法制政府提供了模板。因此，只要加尔文教徒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里集中，该城市就有可能初步实现如图一所示的三个子系统耦合，成为最早的现代社会。这正是第一个现代社会出现在十六世纪末尼德兰的原因。事实上，荷兰共和国原则上只是一个城市国家。注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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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潜结构，最早成为如图一所示的三个子系统耦合体并不困难，但是现代社会组织规模要越出城市的范围，把众多城市群体、特别是广大的农村都包含进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如前所说，现代价值系统和市场经济的广泛耦合，必须依靠建立在现代个人观念之上的政治契约组织。要令超越一个个城市，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所有新教徒在一起立约建立政治国家，还需要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属于该政治共同体，其前提是形成一种属于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该过程漫长而又艰巨，美国的建立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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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五月花号在新大陆登陆，全体移民一起立约建立政治共同体视为美国的起源。正如路易·杜蒙所说，1620年清教徒在新普利茅斯这个侨居地建立之前，已经用在上帝面前的誓约拟定了将在移民据点实施的公约，这些清教徒的契约是美国宪法的前身。注70美国确实是清教徒以契约建立现代国家实现三个子系统互相耦合的典型，但是如果没有美国认同，这一个个由移民组成的小政治共同体(每个共同体人数只有几百人)，也是无法合并成一个统一政治共同体的。其实，该认同形成的过程漫长而又艰巨，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它是新教徒从东向西开拓边疆时逐步实现的。美国认同(即美国人的精神和民族性)的形成是同新教信仰的坚定化甚至人口的增加同步发生的。注71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独立(建立三个子系统耦合)发生在五月花号登陆一个多世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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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发生在新大陆的缓慢的认同整合可以在西欧封建制度的重重限制下进行。西欧封建社会认同整合必须依靠另外的机制。通常人们形成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理念需要依赖强大而持久的王权，或者说形成稳定而持久的统一君主制国家。建立在统一王权之上的政治结构虽有助于解决认同问题，但它要成为现代社会耦合系统的一部分，却面临另一个困难，这就是它必须同时变成独立个人让渡其拥有的权利而形成的政治契约组织。这又如何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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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先必须看一下何谓统一王权？在中世纪基于天主教的法治社会中，王权即为立法权(制订不同于自然法和教会法的人为法，其主要内容是有关收税的法律)，建立国家意味着王权把属于封建诸侯管理的地区纳入统一的人为法管治之下。如前所述，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子系统的政治结构，法律来自个人之间的政治契约，即立法必须基于人民同意。这样一来，作为立法者的王权要成为现代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就必须受到臣民的制约，或者说其行使立法权必须得到臣民同意。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唯有英国满足这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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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讲起现代宪政的起源，人们都会想到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hart)。因贵族(封建诸侯)对王权的钳制，使得国王不得不签署“无全民一致同意不可征收税役和贡金”的大宪章。在西欧封建社会，每当贵族力量大到可以限制王权时，通常伴随出现的是王权衰落(统一国家的解体)，而不是国王颁布大宪章。为什么英国会如此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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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们提出“三角均势模型”来解决这个难题。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存在王权、市民和诸侯三种不同利益群体，它们是可以互相制衡的力量。当这三种力量满足三角均势(即任何二者之和大于第三者)时，王权力量和市民联合足以压倒诸侯，建立起统一国家；与此同时，若市民力量加上诸侯力量总是大于王权力量，使得王权立法必须得到市民和诸侯的同意，否则，立即会发生市民与诸侯联合压倒王权，推翻国王立法。在英国，早在十三世纪就开始形成王权、诸侯和市民的三角均势，频频出现三种力量的两两结盟以遏制某一方的独大。王权不时依靠市民遏制诸侯力量分裂倾向以保证英国的统一，市民亦频频与诸侯联手限制王权独断专行，使得国王收税和重大立法都需经过三方同意，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就是被三角均势创造出来的。注72议会成为立法机构，使得英国最早具有现代代议制政治的雏形。这样一来，只需现代价值成熟，就比较容易形成现代价值系统和议会政治、市场经济的耦合结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清教革命后，这种基于三角均势的议会可以迅速和选举结合，演变成现代民主社会的代议制政治制度。英国在十七世纪即成为超越城市共和国最早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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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还论证了在三角均势下，只要诸侯力量不断减弱，一定会出现市民力量和王权力量的势均力敌状态。注73这两种力量在十七世纪转化为辉格和托利两党。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就辉格党而言，政党存在的目的是要把国会当做一种制衡王权的机制；而对托利党而言，政党的目的是在维护原本确立的机制，尤其是君主制度。”注74换言之，三角均势中封建诸侯力量随市场经济和王权强大而消失，最后导致议会政治中两党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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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还进一步以法国为例，说明即使统一王权解决了政治共同体认同问题，但那种缺乏三角均势的政治结构的国家，现代社会发展就比较困难。法国王权在市民帮助下压倒诸侯建立统一国家时，市民和诸侯力量之和不足以遏制王权，三级会议力量极为弱小，结果法国变成绝对君主制国家。因缺乏现代政治结构的框架，统一王权造就的法国认同无用武之地。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耦合体也不是现代社会结构。正因为如此，虽然十七世纪法国的城市和市场经济水平一度超过英国，但并没有变成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结构从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打破旧社会结构的枷锁。注75而且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确立类似于新教中诞生的现代价值，就需要一场思想文化变革，这就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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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在为启蒙运动定位时，往往把理性、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这些现代价值之核心的建立，归之于这一文化运动，并高度强调它在颠覆天主教传统方面的作用。注76这固然不错，但如果深入检讨启蒙思潮的本质，就可以明显看到英国和法国的不同。发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实际上只是将本来蕴含在新教内部的现代价值体系化，综合为自由主义哲学。英国的自由主义为议会政治和市场经济提供正当性论证时，并没有改变新教中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以及自然权利和基督教不矛盾的基本结构。无论是休谟哲学的出现，还是密尔对洛克自由主义的系统化，以及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正当性的理论论证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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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运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它需要在冲破天主教权威过程中确立起现代价值体系，并将其视为与宗教传统相对立的东西。自由、平等、博爱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均为颠覆传统天主教价值的利器。注77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法国启蒙运动对天主教的颠覆，并没有改变法国人的终极关怀。以自然神论(理神论)为国教只盛行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短短几年中。启蒙运动的结果正是造就了信仰和理性二元并存；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成为政治和经济正当性基础时，宗教只是让出位置退到与此无关的领域。正如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在总结十九世纪法国人的精神状态所描绘的：“当妻女前往教堂时，家里的男人却展读着伏尔泰著作的诡异景象，恐怕也只能在法国家庭才看得到。”注78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和其他现代价值在法国的确立，和新教国家没有本质不同，无非它是通过激烈反传统达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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