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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潜结构，最早成为如图一所示的三个子系统耦合体并不困难，但是现代社会组织规模要越出城市的范围，把众多城市群体、特别是广大的农村都包含进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如前所说，现代价值系统和市场经济的广泛耦合，必须依靠建立在现代个人观念之上的政治契约组织。要令超越一个个城市，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所有新教徒在一起立约建立政治国家，还需要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属于该政治共同体，其前提是形成一种属于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该过程漫长而又艰巨，美国的建立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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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五月花号在新大陆登陆，全体移民一起立约建立政治共同体视为美国的起源。正如路易·杜蒙所说，1620年清教徒在新普利茅斯这个侨居地建立之前，已经用在上帝面前的誓约拟定了将在移民据点实施的公约，这些清教徒的契约是美国宪法的前身。注70美国确实是清教徒以契约建立现代国家实现三个子系统互相耦合的典型，但是如果没有美国认同，这一个个由移民组成的小政治共同体(每个共同体人数只有几百人)，也是无法合并成一个统一政治共同体的。其实，该认同形成的过程漫长而又艰巨，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它是新教徒从东向西开拓边疆时逐步实现的。美国认同(即美国人的精神和民族性)的形成是同新教信仰的坚定化甚至人口的增加同步发生的。注71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独立(建立三个子系统耦合)发生在五月花号登陆一个多世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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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发生在新大陆的缓慢的认同整合可以在西欧封建制度的重重限制下进行。西欧封建社会认同整合必须依靠另外的机制。通常人们形成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理念需要依赖强大而持久的王权，或者说形成稳定而持久的统一君主制国家。建立在统一王权之上的政治结构虽有助于解决认同问题，但它要成为现代社会耦合系统的一部分，却面临另一个困难，这就是它必须同时变成独立个人让渡其拥有的权利而形成的政治契约组织。这又如何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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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先必须看一下何谓统一王权？在中世纪基于天主教的法治社会中，王权即为立法权(制订不同于自然法和教会法的人为法，其主要内容是有关收税的法律)，建立国家意味着王权把属于封建诸侯管理的地区纳入统一的人为法管治之下。如前所述，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子系统的政治结构，法律来自个人之间的政治契约，即立法必须基于人民同意。这样一来，作为立法者的王权要成为现代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就必须受到臣民的制约，或者说其行使立法权必须得到臣民同意。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唯有英国满足这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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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讲起现代宪政的起源，人们都会想到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hart)。因贵族(封建诸侯)对王权的钳制，使得国王不得不签署“无全民一致同意不可征收税役和贡金”的大宪章。在西欧封建社会，每当贵族力量大到可以限制王权时，通常伴随出现的是王权衰落(统一国家的解体)，而不是国王颁布大宪章。为什么英国会如此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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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们提出“三角均势模型”来解决这个难题。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存在王权、市民和诸侯三种不同利益群体，它们是可以互相制衡的力量。当这三种力量满足三角均势(即任何二者之和大于第三者)时，王权力量和市民联合足以压倒诸侯，建立起统一国家；与此同时，若市民力量加上诸侯力量总是大于王权力量，使得王权立法必须得到市民和诸侯的同意，否则，立即会发生市民与诸侯联合压倒王权，推翻国王立法。在英国，早在十三世纪就开始形成王权、诸侯和市民的三角均势，频频出现三种力量的两两结盟以遏制某一方的独大。王权不时依靠市民遏制诸侯力量分裂倾向以保证英国的统一，市民亦频频与诸侯联手限制王权独断专行，使得国王收税和重大立法都需经过三方同意，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就是被三角均势创造出来的。注72议会成为立法机构，使得英国最早具有现代代议制政治的雏形。这样一来，只需现代价值成熟，就比较容易形成现代价值系统和议会政治、市场经济的耦合结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清教革命后，这种基于三角均势的议会可以迅速和选举结合，演变成现代民主社会的代议制政治制度。英国在十七世纪即成为超越城市共和国最早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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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还论证了在三角均势下，只要诸侯力量不断减弱，一定会出现市民力量和王权力量的势均力敌状态。注73这两种力量在十七世纪转化为辉格和托利两党。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就辉格党而言，政党存在的目的是要把国会当做一种制衡王权的机制；而对托利党而言，政党的目的是在维护原本确立的机制，尤其是君主制度。”注74换言之，三角均势中封建诸侯力量随市场经济和王权强大而消失，最后导致议会政治中两党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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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还进一步以法国为例，说明即使统一王权解决了政治共同体认同问题，但那种缺乏三角均势的政治结构的国家，现代社会发展就比较困难。法国王权在市民帮助下压倒诸侯建立统一国家时，市民和诸侯力量之和不足以遏制王权，三级会议力量极为弱小，结果法国变成绝对君主制国家。因缺乏现代政治结构的框架，统一王权造就的法国认同无用武之地。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耦合体也不是现代社会结构。正因为如此，虽然十七世纪法国的城市和市场经济水平一度超过英国，但并没有变成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结构从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打破旧社会结构的枷锁。注75而且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确立类似于新教中诞生的现代价值，就需要一场思想文化变革，这就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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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在为启蒙运动定位时，往往把理性、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这些现代价值之核心的建立，归之于这一文化运动，并高度强调它在颠覆天主教传统方面的作用。注76这固然不错，但如果深入检讨启蒙思潮的本质，就可以明显看到英国和法国的不同。发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实际上只是将本来蕴含在新教内部的现代价值体系化，综合为自由主义哲学。英国的自由主义为议会政治和市场经济提供正当性论证时，并没有改变新教中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以及自然权利和基督教不矛盾的基本结构。无论是休谟哲学的出现，还是密尔对洛克自由主义的系统化，以及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正当性的理论论证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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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运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它需要在冲破天主教权威过程中确立起现代价值体系，并将其视为与宗教传统相对立的东西。自由、平等、博爱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均为颠覆传统天主教价值的利器。注77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法国启蒙运动对天主教的颠覆，并没有改变法国人的终极关怀。以自然神论(理神论)为国教只盛行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短短几年中。启蒙运动的结果正是造就了信仰和理性二元并存；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成为政治和经济正当性基础时，宗教只是让出位置退到与此无关的领域。正如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在总结十九世纪法国人的精神状态所描绘的：“当妻女前往教堂时，家里的男人却展读着伏尔泰著作的诡异景象，恐怕也只能在法国家庭才看得到。”注78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和其他现代价值在法国的确立，和新教国家没有本质不同，无非它是通过激烈反传统达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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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现代价值在法国确立，原有社会结构的存在立即丧失了正当性。现代价值对旧制度实行颠覆并确立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长达十年的疾风暴雨式社会动荡由两阶段组成。前四年(1789~1792)为第一阶段，主线是旧制度的崩溃，现代价值终于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后六年(1793~1799)是第二阶段：作为民族国家的法兰西共和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路易十六以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这是民族国家建立的标志。在旧制度下，无论对于“朕即国家”绝对君主制，还是王权为国家象征的君主立宪制，判国王叛国罪都是不可思议的。可见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背后，是国家观念的巨变，国家已成为第三等级(严格说来是全体国民)作为制宪主体的政治共同体。故与此同步发生的，是法国向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宣战。新兴民族国家为了保证主权不受他国干预东征西讨，最后由克里斯马的军队统帅拿破仑作为民族国家代表建立政治秩序。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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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大革命建立，为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在此之前，无论荷兰共和国的出现，还是英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方面捷足先登，均属现代性(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而法国大革命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群开始形成，涉及现代社会第二层面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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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关键在于，通过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现代价值已彻底从宗教中独立出来，甚至被作为传统的对立物，它的传播可以超出任何宗教与文化的限制，令现代价值的扩张远远超过宗教改革地区，并要求建立实现这些价值的现代社会。更重要的，现代价值的冲击还是以民族国家输出革命的形式发生，它急骤地要求其他社会学习现代价值摹仿现代社会，并利用一种可以迅速出现的认同力量，把现代价值和社会制度耦合起来。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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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法国大革命比成原子弹爆炸，它引起十九世纪初席卷欧洲的革命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潮流，则无疑相当于由核爆引发的氢弹，其冲击波直达拉丁美洲。霍布斯邦认为1815~1848年间西方世界有三次革命浪潮。第一次是1820~1824年，以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希腊为中心。其后果是拉丁美洲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波是1829~1834年，比利时独立、波兰革命、意大利和日耳曼各地动荡不安，自由主义盛行瑞士。第三次即为1848年影响全欧带来“民族之春”的大革命。注80顺应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现代性第三要素民族认同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重要性一下子凸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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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讨论了现代认同对造就现代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互相耦合的重要性。荷兰城市共和国规模太小，现代认同相对容易；英国和法国认同的成长依靠的是王权；而美国的现代认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代认同之缔造，属于民族国家形成的范畴，在现代性起源社会其塑造过程大多需要依靠民族主义之外的其他因素(民族认同是其非意图后果)。而要在迅速引进现代制度的同时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由民族国家群组成的全球秩序(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之建构，依靠民族主义之外的其他因素慢慢实现认同整合就远远不够了。于是，民族主义被创造出来，成为传统社会现代转型不可缺少的力量。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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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七章 现代社会第二个层面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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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形成——建立民族国家的两个典范：美国和德国——转向认同研究——超越视野和终极关怀层面的自我——为什么传统社会没有民族主义——对主权拥有者的再定义——想象的共同体——必须规定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宪法的意义——立宪主体和民族主义——西方民族主义三个基本论断——为什么在西方民族与国家是等同的——民族自决的理论根据——认同符号——认同的主观性和认同符号的客观性——民族主义两种理想类型——英美民族主义和德国的民族主义——不同形态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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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做简短的总结。第四章我们根据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指出，探索现代社会形成必须去追溯两条线索。第一条是现代性的起源(即现代价值为什么在西方出现，以及如何同社会制度耦合)，第二条为民族国家群(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的形成。我们先简述了西方现代价值如何在天主教中酝酿及通过宗教改革而成熟的过程，再讨论为何现代价值在新教国家(荷兰和英国)最早完成和政治经济制度耦合，这都是对第一条线索的勾画。接着我们指出：法国只有扫清旧结构的障碍，现代价值才能成为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故在启蒙运动中，现代价值终于从西方宗教中独立出来，成为反传统的利器。其广泛传播以及对传统社会的颠覆开启了建立民族国家群的历程。揭示该过程需要我们展开第二条线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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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建构，前提是出现一批依靠民族主义建立的主权国家。对内，主权国家是立法者，制定保证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法规，从而实现现代价值(它们可以是由外引进的)和社会制度的整合；对外，民族国家作为主权拥有者，如同个人捍卫权利一样，在国际上和其他民族国家竞争，并在经济发展中建立民族国家之间的契约(包括竞争)关系，使得市场经济的扩展能超越国界。从此，生产力和科技进步依靠国与国之间竞争和对外殖民获得更迅猛的动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存在两种不同的典范，这就是美国的独立和德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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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成为民族国家与法国大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它在十八世纪末就加入到西方民族国家群之中，并通过南北战争摆脱了对英国的经济依附，开始同欧洲竞争。而德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比美国晚了近一个世纪。现代社会起源之前，德国的城市曾一度比英国和法国更为发达，而且和英国一样经历了宗教改革，但是德国缺乏足够强大的王权建立统一国家，很难培育出一致的认同以实现现代价值和政治经济制度耦合。正因为德国没有建立现代社会结构，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在十七世纪发生大倒退，很多地方出现二次农奴化。十八世纪的德国无论科技还是经济都远比英国和法国落后。注82直到受法国大革命冲击，民族主义终于在德国兴起，三十八个邦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德国经济和科技突飞猛进，直接威胁大英帝国这一现代性起源国家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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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它是在现代性起源社会影响甚至是冲击之下发生的。现代化历程必须包含民族主义对国家的塑造、社会制度的摹仿以及经济追赶和国力争雄。更重要的是，它必然地把这些因素加入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建构中去。由于该过程对十九世纪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的形成极为重要，特别是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和演化起着关键作用，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民族主义建立主权国家之机制详加剖析。为此，我们不得不先将探讨重点转到民族主义的基础即认同分析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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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三章所述，民族主义是现代思想，其之所以必须是因为现代个人观念形成后，孤独的个人必须用民族认同来回答“何为我们”以建立政治共同体。读者一定会问，在社会有机体解体、现代个人观念出现之前，为什么没有民族主义呢？自古以来，每个人都属于某一种政治社会，该组织的任何一种属性如人种、地域、使用的语言、文化、习俗都可以用来定义我们。也就是说，用类属性界定自我，有着相当多的方法，而且大多和种族、民族有关。这样，每一种与民族有关的政治主张都有可能产生民族主义，那么为什么又要说民族主义是传统社会没有的现代思想呢？这是因为自我认同存在两个层面，我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只是第二层面的自我意识，在它之上，还存在终极关怀层面(即第一层面)的认同。在传统社会，第二层面自我意识是建立在第一层面自我意识之上的，即终极关怀的认同压倒了社会组织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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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终极关怀，是指人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考虑生存的意义，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终极价值。其前提为超越突破，它是轴心时代的贡献。超越突破是人们常讲的哲学概念，但因其定义长期含混不清，理论分析亦难以展开。根据史华慈(Schwartz)的说法，所谓超越(transcendence)，其意义指“退而瞻远”(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张灏将超越界定为发现现实世界之外的终极真实，它可以凌驾其他领域价值之上。注83但是，人如何可能退而瞻远呢？又如何让某一种价值凌驾在其他价值之上呢？西方学术界用救赎宗教或舍离此世的价值追求来定义“超越”。但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中国文化具有的超越视野，中国文化只能被勉强地称为“内在超越”。我们认为，可以这样来定义超越突破，即人获得这样一种能力，当他面对生死问题或社会组织解体时，不得不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独立于社会组织的价值或意义。注84换言之，作为“退而瞻远”的“超越”(transcendence)，其中“退”是从社会中走出，“远瞻”即是把意向性(意志)指向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价值目标。一旦实现超越突破，其他社会价值就可以建立在这一价值上面或处于该价值反思及笼罩之下。这样一来，我们得到有助于分析终极关怀理念形态的重要结论，这就是终极关怀背后存在的超越视野，它本质上是人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追问独立于社会的意义和正当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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