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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因其特殊的米尔制度使得国家具相当大的汲取能力，可以利用农奴制经济的剩余推行国防现代化。这使得俄国面临西方现代社会冲击初期，在保持其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的国防现代化相当成功。我们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指出，晚清三十年洋务运动的目标正是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推行国防现代化，但国家汲取能力太低，中央政府只能拿到农业剩余的百分之四还不到，建立现代国防如无根之木。注155俄国情况完全不同，早在十七世纪末，俄国已感受到西方最早现代社会的军事冲击，因米尔可以向国家提供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农业剩余，俄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和国营工业，这是中国洋务运动可望而不可即的。注156十八世纪，俄国打败瑞典成为欧洲军事强国；十九世纪初，俄国又在对拿破仑的入侵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国防现代化的成功使得俄国社会现代转型要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即在西方民族国家普遍建立全球化不可阻挡时才感到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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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制度固然可以使俄国有效地榨取农业剩余，将其转化为国防和工业投资，但代价是农民被严格禁锢在集体所有制的村社中，生活极其悲惨。它造成贵族和农民之间严重的阶级对立。众所周知，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贵族中，出现了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注157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满沙皇专制，同情米尔制度下的农民，这一切都促使民粹主义在知识界的传播成为俄国独特的近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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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意识到，类似于洋务运动的国防现代化无论怎样卓有成效，由于没有实现社会转型，迟早不能应付全球化冲击。在中国，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拉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序幕。1854~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暴露了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军事现代化和官办现代工业的弊病。军事失败亦是俄国力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开始。克里米亚战争中死亡了60万人，其中一半是俄国人，它对俄国统治阶级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他们终于认识到，如果不学习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再也不能保持昔日的霸权。注158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推行改革，这是俄国力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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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而言，所谓社会现代转型，是指将沙皇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它包括在农村推行私有制，并将服役贵族转化为现代科层制官僚机构。其前提除了引进西方现代价值外，最重要的是东正教退出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将沙皇、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这正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兴起的原因。注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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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泛斯拉夫主义，强调斯拉夫人和相应文化的优越性，沙皇被视为斯拉夫文化的代表。泛斯拉夫主义和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一样，都指向建立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表面上看，只要随着泛斯拉夫主义普及，帝俄整个统治结构的正当性可以平稳地从东正教转移到民族主义之上。然而，事情不那么简单。问题在于，东正教和德国新教不同，不存在individual“个人”观念，亦不接受理性和信仰二元分裂。本来东正教是维系米尔作为一个有机体存在的根据，一旦统治正当性转化为民族主义，米尔面临瓦解，俄国农民又很难接受契约社会的正当性；又由于帝俄一直没有法治传统，这就造成一旦基层社会有机体解体，整个俄国将面临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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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民族主义虽然兴起，但东正教并没有退出政治和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废除农奴制只是解除米尔农民对服役贵族的义务，并没有破坏米尔结构。1861年的改革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大量贵族分得米尔部分土地，将其据为私有财产；二是米尔村社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1874年实行军队改革，实行义务兵役制，使得国家可以更方便从米尔中征兵。由于服役贵族与米尔的分离，贵族不再是村社主，这为贵族大规模转化为经营地主和知识分子准备了前提，它亦导致俄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概括的：“铁路建造从1861年的1500公里扩充到1890年的30，500公里。同样的，1860年到1890年间，工业劳动力增加超过了一倍，达到150万人。扩张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私人企业——特别是铁路建设……政府在计划与财政上有主导地位；强调工业上的资本财而非消费财；资金的来源来自对已负担过重的农民抽重税；鼓励外资大量投资……计划的核心是铁路建设的庞大扩张……横越西伯利亚所需的大量炼钢与采煤工业，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地位。”注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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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村社土地由于贵族变成地主而减少，面对国家的榨取，俄国米尔农民生活更为悲惨，不平等和阶级对立更为严重。由于贵族向地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转化，在俄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注161因俄国社会比其他社会转型造就了更大的不平等，现代资本主义格外丑恶，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呈现出巨大的说服力，俄国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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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刚产生时，就在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资本论》的翻译。《资本论》出版后一年，即1868年秋天，第一个俄文本就在圣彼得堡出现。马克思知道后大吃一惊，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等待英译本，但直到去世，这个期望都没有实现。而俄国读者则频频地和马克思通信，成为他的信徒，询问在俄国有否可能跳过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注162翻开俄国近代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和俄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同步。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大规模社会实践准备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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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1860年的改革并没有实现社会现代转型，俄国仍然不能与新兴民族国家竞争。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再次战败。统治阶级终于意识到，再不废除米尔制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俄国将无法立足于现代世界，于是进一步加快了改革的进程。1905年，沙皇召开国会(杜马)，这和当时清廷预备立宪类似，是进一步迈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改革。但俄国和中国预备立宪的不同在于：中国是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几乎所有绅士(社会中层)都参与其中，成为立宪主体；而在俄国，并没有形成精英阶层的公共空间，对泛斯拉夫主义而言，沙皇是当然的立宪主体。因此，帝俄的专制统治没有丝毫松动，无论是杜马的权限，还是参加杜马的人员，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俄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社会中层请愿要求开国会，甚至不服从中央以至于颠覆王权这样的事件。因此，日俄战争后，俄国的改革，只是进一步将沙皇和官僚统治正当性从东正教转向泛斯拉夫主义。其结果是米尔完全破坏，俄国出现社会整合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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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解体方式的差别是意味深长的。中华帝国社会整合的解体是由于绅士公共空间扩张的结果。清廷的废科举和预备立宪导致绅士的城市化，即图六中社会中层的上移。它虽造就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化高潮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从社会整合上来看却是扩大的绅权颠覆王权(中央政府)和社会三层次整合的断裂。中国面临军阀割据和严峻的社会整合危机。注163俄国的改革在导致社会整合之中层和基层解体方面与中国类似，但不存在中层上移颠覆王权问题。这样，社会整合危机必定与对外战争失败有关，即俄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社会整合危机和中国不同，表现为对外战争引发的沙皇权威崩溃和基层社会骚动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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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互动过程开始于日俄战争俄国之战败。注1641906年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1906~1911任首相)的农业改革出台，强迫废除村社，把它转化为贵族和地主的财产，没有钱和地的农民被赶出家园，这实际上是把农民从村社控制下解放出来。改革一度使俄国的工业产生了很大的奇迹。1907~1914年俄国的粮食产量超过了美国，成为欧洲的粮仓。但是，随着公社的解体，社会整合危机发生了，工人罢工、农村骚动此起彼伏。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基层革命的动力，国家只能依靠强大的军队镇压来实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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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东正教是沙皇统治的正当性基础，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实现政教分离。为了强化统治的正当性，只能将沙皇专制的合法性完全基于泛斯拉夫主义。这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即任何斯拉夫民族的解放都和俄国有关。也就是说，以解放斯拉夫民族为名的对外战争，亦成为展现俄国民族主义、巩固俄国成为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必要的证明。俄国内部社会整合危机越深重，沙皇越需要在捍卫泛斯拉夫主义的对外战争中凸显民族主义，为社会整合提供凝聚力。这使得俄国更深地卷入欧洲国际纷争，这些纠纷是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建立民族国家引起的。我们在下一章将指出，它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旦战败，其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亦更为猛烈。1914年，俄国因巩固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参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战争第三个年头即1917年春天，俄国估计有600万~800万人阵亡、受伤或被俘。注165军事的失败直接否定了沙皇的统治权威，导致1917年的革命。 沙皇权力崩溃源于基层社会暴动(层出不穷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和军队的不服从。前者出于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后者则表明当战争失败时泛斯拉夫民族主义再也不能给沙皇以正当性支持。1917年年初沙皇被迫退位后，由国会建立临时政府。无论立宪派的临时政府多么软弱，仍不敢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停止战争意味着放弃民族主义对其正当性的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讲，十月革命取代二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与德国签订单方面丧权辱国的和约，为俄国民族主义所不容；因此只有新的意识形态成为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时，退出战争才是可能的。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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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1906年俄国开始陷于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时，已经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知识分子阶层，它使得利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成为可能。虽然马克思主义早已为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提供了蓝图，但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必须依靠列宁主义政党这种组织方式，它恰恰是在这段时间内被发明的。所谓十月革命确立苏维埃政权，本质上是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政党(其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官僚机构、统率军队先整合社会中上层，然而再深入农村，并再次利用传统农村的有机体(米尔制度的复活以及它的变构即集体农庄)实行社会整合。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俄国社会整合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发展，产生了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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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涉及社会整合具体模式，但既然反对社会契约论，就只能回到社会有机体。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时，必然和各式各样传统社会原有的整合方式结合。在中国，它吸收了儒家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方式；在俄国亦只有结合东正教社会整合结构，特别是将十九世纪民粹主义政党整合社会的主张和米尔传统吸收进来，这就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它是1906年以后才逐步成熟的。注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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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点：一为帝国主义说，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它一定会引发世界大战。这实为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注167列宁主义的核心在于第二要点，即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就是列宁主义政党。列宁高度强调列宁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主张用其领导革命建立新型的一党专政的现代国家。1847年到1848年间，马克思受魏特林(Weitling,Wilhelm,1808~1871)和布朗基(L.Blanqui，1805~1881)的影响，一度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由经过训练的革命家推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放弃了这个想法。所以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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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建，在相当程度上受列宁哥哥的影响，即继承了民粹主义的遗产。注168列宁将民意党改造，提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职业革命家来领导革命的想法。1902年列宁出版了《怎么办》，该书为这种组织的意识形态根据作了有力的论证。他这样写道：“掌握科学利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目前的首要急务是把工人革命转变成以党活动为主的知识分子革命(我们特别强调‘以党活动为主’，否则的话，这种转变就没有意义)。”注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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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第三个要点是土地国有化。表面上看它是从马克思主义推出的，其实俄国马克思主义并不主张土地国有化。在沙皇时期，土地实际上是国有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沙皇，因此是否定土地国有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1906年，列宁回到了民粹主义的主张，认同土地国有化立场。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所谓土地国有化，实为让农民自行占取富农和贵族的土地，恢复了传统的村社。注170在政权稳固后，苏联将传统的村社(包括私人家庭农庄)转化为国家控制的35万个集体农庄，注171以便国家可以有效汲取农业剩余，推动进一步工业化。集体农庄的数目以及它在社会整合中的功能和米尔如出一辙，这实际上是表明苏联恢复和原有米尔同构的制度。它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在社会整合危机日益严重时，俄国原有的社会整合方式是如何为新意识形态实现社会整合提供组织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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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和俄国传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社会整合的破坏，当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解体时，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是这两个社会面临的共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五四”以后“以俄为师”，正好显示出中国对社会整合危机反应与俄国的类似性。其实，用意识形态及其政党重组社会，不仅出现在俄国和中国，甚至发生在“一战”后的意大利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德国等。正如“五四”后中国社会的再整合有着传统王朝更替的影子一样，受东正教影响的民粹主义成为孕育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苏联同样存在帝俄社会整合的影子。批判社会契约论一定会导致现代思想和传统社会有机体观念互相结合，使得传统深层结构以旧瓶装新酒方式复活，创造出种种看来似乎是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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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现代转型导致的社会整合危机对世界的影响远比中国巨大。其原因除了苏联建立了第一个另一种形态的现代社会外，还在于俄国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使得它同对外战争存在不可隔断的联系。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初，正当人类各大文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趋于实现之际，现代社会两个层面的互动亦随之开始，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的极端年代。其标志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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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一章 现代价值的危机和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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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系统论解释——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冲突——为什么国际法失效——殖民地和秘密外交——霸权消失后的民族国家结盟——扰动被无限放大——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不稳定性——百年和平的终结——巴黎和会：力图重建一战前的世界秩序——现代社会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有效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经济危机——贫穷和失业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挑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失效——个人权利可欲性前提的破坏——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的两个方向——现代性起源国家的反应——福利国家和美国新政——个人权利被颠覆的结果——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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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历史研究中最不可思议、至今仍为不解之谜的，是为什么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一位塞尔维亚十九岁的学生普林西比(Gavrilo Princip)枪杀了奥国皇位继承人裴迪南大公(Archducke Franz Ferdinamd)。由于这一个别事件，两个月之内，奥国、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等都先后卷入了战争。现代社会在数年之内发生了空前的浩劫。在此之前，找不到任何即将爆发世界性战争的迹象，大战亦没有对参战的任何一方带来预期的利益。它使人想起自然界颇为奇特的紊乱(chaos)现象：某处一只蝴蝶拍动翅膀结果引起席卷整个大陆的风暴。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正是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中的chaos(紊乱)。微小的扰动启动了国际秩序中类似于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效应，其结果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全球化太平盛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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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六章指出，互相维系的各子系统在互相作用的因果长链中，chaos(紊乱)的发生意味着系统稳定性破坏。chaos(紊乱)形成机制本质上是自为因果或互为因果的关系(它表现为互相作用的非线性过程)对扰动结果一步一步乃至无限制地放大，其后果往往是旧结构解体、新结构形成。我们在第四章指出，世界秩序由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决定。事实上，只要分析二十世纪初现代社会结构第二个层面的变化就可以理解chaos(紊乱)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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