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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1860年的改革并没有实现社会现代转型，俄国仍然不能与新兴民族国家竞争。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再次战败。统治阶级终于意识到，再不废除米尔制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俄国将无法立足于现代世界，于是进一步加快了改革的进程。1905年，沙皇召开国会(杜马)，这和当时清廷预备立宪类似，是进一步迈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改革。但俄国和中国预备立宪的不同在于：中国是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几乎所有绅士(社会中层)都参与其中，成为立宪主体；而在俄国，并没有形成精英阶层的公共空间，对泛斯拉夫主义而言，沙皇是当然的立宪主体。因此，帝俄的专制统治没有丝毫松动，无论是杜马的权限，还是参加杜马的人员，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俄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社会中层请愿要求开国会，甚至不服从中央以至于颠覆王权这样的事件。因此，日俄战争后，俄国的改革，只是进一步将沙皇和官僚统治正当性从东正教转向泛斯拉夫主义。其结果是米尔完全破坏，俄国出现社会整合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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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解体方式的差别是意味深长的。中华帝国社会整合的解体是由于绅士公共空间扩张的结果。清廷的废科举和预备立宪导致绅士的城市化，即图六中社会中层的上移。它虽造就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化高潮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从社会整合上来看却是扩大的绅权颠覆王权(中央政府)和社会三层次整合的断裂。中国面临军阀割据和严峻的社会整合危机。注163俄国的改革在导致社会整合之中层和基层解体方面与中国类似，但不存在中层上移颠覆王权问题。这样，社会整合危机必定与对外战争失败有关，即俄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社会整合危机和中国不同，表现为对外战争引发的沙皇权威崩溃和基层社会骚动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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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互动过程开始于日俄战争俄国之战败。注1641906年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1906~1911任首相)的农业改革出台，强迫废除村社，把它转化为贵族和地主的财产，没有钱和地的农民被赶出家园，这实际上是把农民从村社控制下解放出来。改革一度使俄国的工业产生了很大的奇迹。1907~1914年俄国的粮食产量超过了美国，成为欧洲的粮仓。但是，随着公社的解体，社会整合危机发生了，工人罢工、农村骚动此起彼伏。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基层革命的动力，国家只能依靠强大的军队镇压来实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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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东正教是沙皇统治的正当性基础，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实现政教分离。为了强化统治的正当性，只能将沙皇专制的合法性完全基于泛斯拉夫主义。这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即任何斯拉夫民族的解放都和俄国有关。也就是说，以解放斯拉夫民族为名的对外战争，亦成为展现俄国民族主义、巩固俄国成为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必要的证明。俄国内部社会整合危机越深重，沙皇越需要在捍卫泛斯拉夫主义的对外战争中凸显民族主义，为社会整合提供凝聚力。这使得俄国更深地卷入欧洲国际纷争，这些纠纷是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建立民族国家引起的。我们在下一章将指出，它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旦战败，其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亦更为猛烈。1914年，俄国因巩固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参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战争第三个年头即1917年春天，俄国估计有600万~800万人阵亡、受伤或被俘。注165军事的失败直接否定了沙皇的统治权威，导致1917年的革命。 沙皇权力崩溃源于基层社会暴动(层出不穷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和军队的不服从。前者出于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后者则表明当战争失败时泛斯拉夫民族主义再也不能给沙皇以正当性支持。1917年年初沙皇被迫退位后，由国会建立临时政府。无论立宪派的临时政府多么软弱，仍不敢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停止战争意味着放弃民族主义对其正当性的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讲，十月革命取代二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与德国签订单方面丧权辱国的和约，为俄国民族主义所不容；因此只有新的意识形态成为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时，退出战争才是可能的。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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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1906年俄国开始陷于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时，已经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知识分子阶层，它使得利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成为可能。虽然马克思主义早已为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提供了蓝图，但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必须依靠列宁主义政党这种组织方式，它恰恰是在这段时间内被发明的。所谓十月革命确立苏维埃政权，本质上是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政党(其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官僚机构、统率军队先整合社会中上层，然而再深入农村，并再次利用传统农村的有机体(米尔制度的复活以及它的变构即集体农庄)实行社会整合。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俄国社会整合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发展，产生了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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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涉及社会整合具体模式，但既然反对社会契约论，就只能回到社会有机体。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时，必然和各式各样传统社会原有的整合方式结合。在中国，它吸收了儒家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方式；在俄国亦只有结合东正教社会整合结构，特别是将十九世纪民粹主义政党整合社会的主张和米尔传统吸收进来，这就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它是1906年以后才逐步成熟的。注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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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点：一为帝国主义说，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它一定会引发世界大战。这实为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注167列宁主义的核心在于第二要点，即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就是列宁主义政党。列宁高度强调列宁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主张用其领导革命建立新型的一党专政的现代国家。1847年到1848年间，马克思受魏特林(Weitling,Wilhelm,1808~1871)和布朗基(L.Blanqui，1805~1881)的影响，一度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由经过训练的革命家推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放弃了这个想法。所以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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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建，在相当程度上受列宁哥哥的影响，即继承了民粹主义的遗产。注168列宁将民意党改造，提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职业革命家来领导革命的想法。1902年列宁出版了《怎么办》，该书为这种组织的意识形态根据作了有力的论证。他这样写道：“掌握科学利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目前的首要急务是把工人革命转变成以党活动为主的知识分子革命(我们特别强调‘以党活动为主’，否则的话，这种转变就没有意义)。”注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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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第三个要点是土地国有化。表面上看它是从马克思主义推出的，其实俄国马克思主义并不主张土地国有化。在沙皇时期，土地实际上是国有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沙皇，因此是否定土地国有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1906年，列宁回到了民粹主义的主张，认同土地国有化立场。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所谓土地国有化，实为让农民自行占取富农和贵族的土地，恢复了传统的村社。注170在政权稳固后，苏联将传统的村社(包括私人家庭农庄)转化为国家控制的35万个集体农庄，注171以便国家可以有效汲取农业剩余，推动进一步工业化。集体农庄的数目以及它在社会整合中的功能和米尔如出一辙，这实际上是表明苏联恢复和原有米尔同构的制度。它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在社会整合危机日益严重时，俄国原有的社会整合方式是如何为新意识形态实现社会整合提供组织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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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和俄国传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社会整合的破坏，当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解体时，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是这两个社会面临的共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五四”以后“以俄为师”，正好显示出中国对社会整合危机反应与俄国的类似性。其实，用意识形态及其政党重组社会，不仅出现在俄国和中国，甚至发生在“一战”后的意大利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德国等。正如“五四”后中国社会的再整合有着传统王朝更替的影子一样，受东正教影响的民粹主义成为孕育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苏联同样存在帝俄社会整合的影子。批判社会契约论一定会导致现代思想和传统社会有机体观念互相结合，使得传统深层结构以旧瓶装新酒方式复活，创造出种种看来似乎是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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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现代转型导致的社会整合危机对世界的影响远比中国巨大。其原因除了苏联建立了第一个另一种形态的现代社会外，还在于俄国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使得它同对外战争存在不可隔断的联系。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初，正当人类各大文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趋于实现之际，现代社会两个层面的互动亦随之开始，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的极端年代。其标志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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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一章 现代价值的危机和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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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系统论解释——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冲突——为什么国际法失效——殖民地和秘密外交——霸权消失后的民族国家结盟——扰动被无限放大——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不稳定性——百年和平的终结——巴黎和会：力图重建一战前的世界秩序——现代社会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有效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经济危机——贫穷和失业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挑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失效——个人权利可欲性前提的破坏——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的两个方向——现代性起源国家的反应——福利国家和美国新政——个人权利被颠覆的结果——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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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历史研究中最不可思议、至今仍为不解之谜的，是为什么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一位塞尔维亚十九岁的学生普林西比(Gavrilo Princip)枪杀了奥国皇位继承人裴迪南大公(Archducke Franz Ferdinamd)。由于这一个别事件，两个月之内，奥国、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等都先后卷入了战争。现代社会在数年之内发生了空前的浩劫。在此之前，找不到任何即将爆发世界性战争的迹象，大战亦没有对参战的任何一方带来预期的利益。它使人想起自然界颇为奇特的紊乱(chaos)现象：某处一只蝴蝶拍动翅膀结果引起席卷整个大陆的风暴。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正是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中的chaos(紊乱)。微小的扰动启动了国际秩序中类似于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效应，其结果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全球化太平盛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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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六章指出，互相维系的各子系统在互相作用的因果长链中，chaos(紊乱)的发生意味着系统稳定性破坏。chaos(紊乱)形成机制本质上是自为因果或互为因果的关系(它表现为互相作用的非线性过程)对扰动结果一步一步乃至无限制地放大，其后果往往是旧结构解体、新结构形成。我们在第四章指出，世界秩序由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决定。事实上，只要分析二十世纪初现代社会结构第二个层面的变化就可以理解chaos(紊乱)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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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其第二层面结构(图二所示的三个互相维系的子系统)本应形成内稳态，即不仅三个子系统每一个是稳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例如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同构，代表民族国家的自主性(民族国家有权自行制定本国法律，有如独立个人处理个人事情那样管理国内事务)，正如个人权利不应互相矛盾一样，一个主权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侵犯别国利益。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应该是自洽的。又例如与个人之间通过契约合作以增加各自利益类似，民族国家亦可签订条约甚至建立契约共同体，国际法保证这些结盟与条约不会互相冲突。至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互利，金本位制维系货币信用的稳定，全球市场组织本身也是自洽的。换言之，主权观念(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国际法约束下的国家之间关系、国际贸易这三个子系统互相紧密关联，它们的耦合应该有助于世界秩序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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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十九世纪全球化的展开，一个又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出现了多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就可能互相冲突，即不一定是自洽的。例如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都把本民族视为最优秀，在其理念中各民族国家并不平等。又例如日本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不是国际法统治下的民族国家集合，而是与西方并列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而且，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民族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开始了。注1721880~1913年间，德国常备军由42万扩张到87万，法国由50万增至80万，俄国由80万扩至230万，仅陆军就有140万。奥国由27万增至80万，意大利亦由20万增加到35万。扩军既是民族国家捍卫主权力量的加强，亦是民族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竞争，只要民族主义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它是不可阻挡的。换言之，随着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竞争，不同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想象的不一致有可能演变成日益严重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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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人权利(自主性)之间发生冲突时，唯有法律才能保证社会秩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亦必须依靠国际法，而在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很难做到。我们不要忘记，国际法本来自自然法，它是天主教现代转型的产物，国际法的权威原则上只在基督教世界才有效。随着越来越多非天主教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国际法不再有约束力。上述第二层面的结构稳定性开始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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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如法律维系秩序需要执法机构存在一样，国际法的实行需要世界政府(由所有民族国家一起立约建立的政治共同体)，在它被有意识地建立起来之前，世界警察所依靠的是现代性起源社会(大英帝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或某种世界性霸权。随着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相继崛起，大英帝国霸权受到挑战。保持国际和平不得不依靠大国形成力量均势。于是，民族国家越来越注重同盟关系。变动中的结盟固然有助于维系均势，而一旦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它亦会导致盟国纷纷卷入，将国与国的冲突转化为世界战争。此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体系亦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殖民地争夺。十九世纪有相当多非西方传统社会现代转型是被动的，它们先沦为西方殖民地，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无自主性。西方列强将其视为原料产地和自己的市场。具有这种帝国主义心态的列强之间，极易因争夺殖民地发生冲突。注173特别是德国和日本这些新兴民族国家，感到原料产地及商品市场不足时，认为这是源于英国和法国这些老牌现代民族国家的先下手为强。总之，鉴于图二中三个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上述变化，二十世纪初，世界秩序已孕育着chaos(紊乱)发生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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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初，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三个子系统已和图二(理想状态)不同。世界经济(秩序)子系统中帝国主义成分日增，国家主权子系统相应各类民族主义互相冲突，即阿伦特所说的各种“泛某某”运动(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为其典型)和大陆帝国主义兴起相呼应，注174而国际法让位于大国结盟。由这样性质的三个子系统组成的整体终于成为微小扰动的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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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分析一下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刺杀奥国王储事件是如何引发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初的奥匈帝国本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而塞尔维亚则是斯拉夫人的民族国家，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建立包括巴尔干半岛所有斯拉夫人在内的国家，这无疑会导致作为多民族联邦的奥国解体。早在1878年奥匈帝国为了保护联邦的稳定，曾托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目标的主要障碍。本来对世界秩序而言，恐怖主义刺杀只是一种微扰，但在泛斯拉夫主义勃兴背景下，奥国认为这是对其生存之挑战，决定一举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微扰被放大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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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只要全球民族国家秩序是稳定的，国与国的冲突通常会迅速平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亦不算大事。十九世纪的战争有两类，一是频频发生的民族独立，二是现代民族国家对传统帝国的冲击和争夺殖民地引起的战争。它们都没有导致世界秩序的崩溃。但到二十世纪初，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变异，使得奥国和塞尔维亚之冲突很快被放大。首先，因俄国的民族主义为泛斯拉夫主义，支持塞尔维亚扩张不仅有助其达到本国利益，而且可以转移国内视线克服统治危机。虽然战争不一定给俄国带来经济利益，但在1914年内部极不稳定的前提下，民族主义者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对外战争以便用泛斯拉夫主义巩固日趋削弱的政府权威，故俄国一定会出兵帮助塞尔维亚。注175为了遏制俄国卷入奥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奥国向德国求助以牵制俄国。在泛日耳曼主义中，德奥有着比一般民族国家同盟更深的关系。德国远没有估计到泛斯拉夫主义对保持帝俄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反而以为俄国内部不稳定不会参与支持塞尔维亚的战争，于是就给奥国开出无条件支持的空头支票。在此条件下，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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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为了保持力量均势，以维系国际秩序的国家同盟关系，现在反而成了扰动的放大器，它启动了各国参战的连锁效应。奥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两天后，7月30日俄国总动员，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不得不向俄国宣战。十九世纪，法国一直是俄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外资来源，法俄同盟极为重要。法国可以不管1904年的日俄战争，但不能不理会德国向俄国宣战。因自普法战争后，法国和德国就成为宿敌，法国只能依靠和俄国结盟才有可能拿回失去的领土，法国立即支持俄国。德国早有经济上被法国和英国封锁的感觉，于是8月3日又向法国宣战。为了迅速打败法国，必须通过布鲁塞尔直指巴黎，德国在8月4日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英国为了不让德国处于欧洲霸权地位，必须尽可能保持力量均势，只能站在俄、法一方。而且根据1830年保持比利时永远中立的伦敦条约，英国不得不向德国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8月12日英国又向奥国宣战。日本为了取得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实现其民族主义目标，亦于同年9月向德宣战，11月攻占青岛。不久美国亦卷入战争。世界各大民族国家均在民族主义、同盟关系和争夺殖民地利益的支配下，卷入一场事先没有想到而给本国带来巨大牺牲和经济损失的世界战争。在短短四年中，6500万人参战，1000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损失达17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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