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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拿破仑战败以后，虽不时发生新民族国家独立和殖民地利益冲突而引起的局部战争，但建立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及贸易体系一直是世界的主流。1815~1914年这一百年为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结构之成长和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博兰尼称其为百年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意味着百年和平之终结和现代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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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参战，协约国力量压倒同盟国，加上同盟国内部的变化如德意志帝国爆发革命以及奥匈帝国解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方取胜结束。1919年1月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等一系列条约，力图重建世界秩序。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主张用公开立约代替秘密外交，要求裁军、民族自决以及商业贸易自由，并建立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国联(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来保障世界和平。巴黎和会是想针对民族国家关系中(即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不稳定性因素，力图消除chaos(紊乱)出现的原因，重建国际秩序。注176然而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在“一战”期间苏联的建立，世界秩序已不仅仅是如何建立民族国家关系问题，而是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现代社会之间的对抗。事实上，巴黎和会在重建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同时，亦是围堵苏联，意欲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扼杀在摇篮里。梅耶(Arno Mayer)认为1919年即为冷战的开始。注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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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战”之后人类再也不可能回到1914年以前的现代世界中去了。除了苏联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全新的要素外，还在于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亦发生了新问题，其稳定性开始减弱甚至破坏。它首先表现在周期性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终于出现对经济自由主义全盘否定的思潮，甚至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核心都受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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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初，全球化刚开始时，人们就发现了一个表面上似乎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贫困问题，大量贫民流离失所无法维持其生计。注178经济自由主义将其归之于社会现代转型的不彻底。在传统社会即使很多人生活数据相当缺乏，但有机的社会联系不至于使穷人流落街头。而在完全由个人组成的契约社会中，每个人都只能依赖市场为生。当社会有机体解体而市场机制又不够发达时，就出现了大量穷人流离失所。在经济自由主义看来，工人贫困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所致。他们认为，随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完成，市场组织完全代替社会有机体，贫困问题会自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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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经济高速增长曾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例如，在1880年到1914年间，英、法、德等国的购买力几乎增加了一倍。原来的西方工人只能以马铃薯和面包为食，但到后来，工人家庭的餐桌上，已有肉类食物。许多工人可以买得起工厂的成衣，咖啡屋成为工作之余最主要的娱乐场所。注179但是这种生活改善的前提是工人有工可做。一旦工人在市场中找不到工作，便没有什么可以保障他们有吃饭的权利。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学家称之为“商业循环”)出现了。每当经济繁荣若干年后，大衰退必然来临。这时出现了十分讽刺的局面：物资过剩，工人找不到工作。资本家把大量物资销毁，而工人却没有饭吃，在繁荣时期改善了的生活顿时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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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自由主义看来，无论是金融恐慌还是生产过剩，都是市场机制进行自我调节的表现，不值得大惊小怪。生产过剩、工资下降之时，亦是物价低廉之际。由于低廉的价格鼓励人民购买更多的东西，不景气过一两年就会过去。注180换言之，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市场调节会自行解决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对不景气的对策是强调政府不干预、让市场自我完善。它亦可概括为通货紧缩，即缩减政府的耗费以平衡预算，降低产品的价格以增加销路，收紧银根保证国际社会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以及用金本位制保持国际货币的稳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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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这一套办法似乎行得通，萧条一两年就会过去。但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复苏日益困难，所需时间亦更长。如1873年，西方发生金融恐慌，德国从1874年至1883年几乎没有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大难临头，几乎回到野蛮状态。全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各国军备竞赛挽救了大萧条。但到二十世纪“一战”结束，军备竞赛停顿，经济危机再次来临时，比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更为可怕。1929年至1933年，股市暴跌百分之八十五。注181全世界工业生产力降低百分之四十四，世界贸易减少百分之六十五。注182这场经济危机持续了十年之久。1932年，德国有600多万人失业，美国失业人口高达1200万，工业生产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七。其中钢铁工业下降了百分之八十，汽车工业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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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特别是当大萧条来临时，伴随着生产过剩的为什么是普遍的失业？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边际效率崩溃造成。当经济繁荣时，预期乐观，过分的投资导致生产过剩。与此同时，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特别是因市场分配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或储蓄相当高)时，社会购买力疲软难以消费生产出来的商品。两者综合效应是经济景气之后萧条的来临。注183而且，工资和价格是不可能无限制地降低的(经济学称之为工资和价格的钢性)，这使得生产过剩时失业大量出现和不得不倒掉过剩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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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只要政府不干预市场调节，周期性的大萧条以及普遍失业(它伴随着无可避免的赤贫)是全球化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产物。事实正是如此，统计表明，自全球化开始以来，无论经济增长多么迅速，总是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赤贫之中。根据1899年的社会调查，英国的约克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伦敦有百分之三十点七的居民无法达到温饱。1900年左右，即使在最富有的国家里，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在挨饿，注184死在慈善医院或街道上。有一位英国打杂的女佣人，请人在她死后的墓碑上写着：“朋友们，不要为我哀伤，更不要为我哭泣，因为我从此再也不必做牛做马了！”注185当自由而享有权利的个人无法维持生存，终生劳苦而没有一点尊严时，现代价值的意义何在？个人权利还值得留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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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看到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核心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异化。如前所述，它本是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正因为人们相信该价值，私有产权和市场分配才获得正当性，而政府干预经济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政府的功能被限制在立法保证私有产权，而不能参与分配、影响市场运作和创造总需求。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社会得以建立并能有效运行，是完全依赖该个人权利自主性这一价值的存在。然而，当在现代市场中相当多人找不到工作，想出卖劳动力但无法维生时，无疑宣布了市场谋生能力对他们已没有意义，如果再追下去则表明个人权利观念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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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价值的有效，其前提是它对每个人都是可欲的。经济自由主义既然把个人权利等同于经济能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市场中找不到工作也就宣布了该价值的不可欲性。法朗士(Anatole France)用一个讽刺来巧妙地表达当工人无法在市场经济中生存时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荒谬，他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丽池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注186这种荒谬，致使人们怀疑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核心价值是否能作为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最后根据。如果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核心不是人人可欲的，它亦不再能无可怀疑地作为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正当根据，现代社会基础也因之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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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分析图一所示的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现代价值(个人权利)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子系统提供正当性，维系它们的稳定。如果仅仅只是经济危机，还属于子系统内部的扰动。但大量失业否定了将个人权利等同于经济能力这一十九世纪根深蒂固的观念时，不仅经济自由主义被抛弃，个人权利的意义亦受到挑战。这时价值系统便不能再支持经济子系统，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也不再是正当的。图一所示的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稳定性被破坏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正是产生了这一后果。市场经济万能的观念不仅被人们视为荒谬，而且成为绝对的罪恶，思想全面“左倾”，注187这时，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被迫进行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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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讲，为了达到新的稳态，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只有两种方向。第一种方向是尽可能斩断人的经济能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使得人们对市场分配正当性的怀疑不进一步波及其基础——个人权利。现代性起源国家的反应大多属于此。这时，仍可坚持个人权利是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根据，支持法治和代议制政治。放弃的只是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用行政干预和立法来解决市场出现的危机，保障工人的最低收入，从此开始福利国家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福利国家的最典型例子是丹麦、瑞典和挪威。在这些国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大危机使得社会民主党大获全胜，并从此连续执政40多年。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因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场社会的批判，主张用普选消灭阶级。该党一上台，即扩大公共部门，实行“人民之家”，以尽力做到“全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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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市场包括将部分企业收为国有和实行宏观调控(控制货币供给、流通总量和制造新的需求)。宏观调控的最典型例子为美国的新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中，百分之六十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美元，百分之二十一的家庭年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温饱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1933年罗斯福实行新政(New Deal)，提出改革、复兴和救济三方面目标。国会通过法案保障银行稳定，政府干预农业，拨款33亿美元进行公共工程，解决失业，这是前所未有的对市场经济之干预。罗斯福新政虽有助于克服经济危机，但政府干预经济缺乏理论上的正当性，故在自由主义看来，新政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披上自由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1935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1936年又宣布“农业调整法”违宪。注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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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是否定个人权利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根据。本来，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认同一起构成现代法制社会的基础；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都是个人契约的结果，个人交出部分权利形成公共权力，代议政治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民族主义在个人权利为正当的约束下只表现为争取民族自决和主权以及对立宪主体的限定。虽然，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把国家视为某种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但立宪和法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的，一旦在现代性三要素中抽掉其核心价值——个人权利，民族主义和工具理性立即畸变，法西斯主义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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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治组织不是个人契约的产物，它必然是有机的整体或别的什么。其正当性基础又来自何方呢？为了填补政治如社会制度正当性的真空，形形色色的畸形意识形态兴起，并凌驾在法律之上。注189换言之，现代社会自我调整的第二个方向除了国家干预市场外，还产生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畸形变种。当否定权利是正当性最终标准时，个人观念亦不再有意义，极权主义兴起。而且，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巨变立即反过来冲击第二层面，它再也不能保持稳定了，人类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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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二章 否定个人权利以及种族主义的畸形发展：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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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放弃金本位制——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勃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冲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畸形变态——反犹主义的兴起——个人道德的沦丧——极权主义——现代性的黑暗面：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看待意识形态整合社会——马克思主义和畸形种族主义的本质不同——追求另一种现代社会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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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用行政和立法干预市场，意味着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显然，为了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必须尽可能切断外部经济的冲击。当国际市场不再重要时，金本位亦就无意义。1931年5月11日，维也纳财力最雄厚的信托银行(Credit-Anstalt)倒闭，8月德国被迫冻结外国资金，9月19日英国拒绝接受英镑而出售黄金，金本位制被放弃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各国市场经济纷纷被限制在民族国家内部，或正在演变成国家控制之下的经济(甚至是计划经济)。第一次全球化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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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中，马列主义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马克思早就指出，在市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这样一来，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必定远远不足以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产品，致使社会出现购买力的薄弱，即有效需求不足，必定出现周期性生产过剩。除了古典劳动价值论外，这个解释和凯恩斯学说几乎等价。但是它导出的结论却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节不同，是彻底推翻旧社会(包括取消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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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马克思的说法，个人权利只是阶级的权利，它不再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而且既然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代议制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事务所，那么自由的个人应如何组成社会呢？马克思没有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笼统地指出，从市场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可以通过自由联合组成社会。这里完全忽略社会组织机制，实际上是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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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两个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部分：一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二为新社会的建构。其中第二部分远比第一部分含混不清，并且不受理性的约束，从而使得各种轴心文明的传统都可以卷进来填充其含混空白之处。历史学家早就发现犹太教传统对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的影响。注190事实上，人们是否根据马列主义去建立合理的新社会，往往不是取决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看是否存在一个建构不同于市场社会新秩序的潜在方案。该方案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传统文化深层结构支配，特别是由人们习惯的社会整合模式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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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十章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乃出于东正教传统对二元论的拒绝，以及对帝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农民极度贫困)的深恶痛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建立集体农庄汲取农业剩余以实现工业化，该结构和帝俄社会相同。中国知识分子拥抱马列主义，亦是基于革命乌托邦的理想，而革命乌托邦本身是对宋明理学的价值逆反。注191在马列主义被中国人知晓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早已把世界大同视为现代民族国家进一步演化方向。也就是说，凡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的，都是因该社会组织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独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相似或可亲和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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