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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只要政府不干预市场调节，周期性的大萧条以及普遍失业(它伴随着无可避免的赤贫)是全球化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产物。事实正是如此，统计表明，自全球化开始以来，无论经济增长多么迅速，总是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赤贫之中。根据1899年的社会调查，英国的约克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伦敦有百分之三十点七的居民无法达到温饱。1900年左右，即使在最富有的国家里，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在挨饿，注184死在慈善医院或街道上。有一位英国打杂的女佣人，请人在她死后的墓碑上写着：“朋友们，不要为我哀伤，更不要为我哭泣，因为我从此再也不必做牛做马了！”注185当自由而享有权利的个人无法维持生存，终生劳苦而没有一点尊严时，现代价值的意义何在？个人权利还值得留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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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看到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核心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异化。如前所述，它本是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正因为人们相信该价值，私有产权和市场分配才获得正当性，而政府干预经济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政府的功能被限制在立法保证私有产权，而不能参与分配、影响市场运作和创造总需求。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社会得以建立并能有效运行，是完全依赖该个人权利自主性这一价值的存在。然而，当在现代市场中相当多人找不到工作，想出卖劳动力但无法维生时，无疑宣布了市场谋生能力对他们已没有意义，如果再追下去则表明个人权利观念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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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价值的有效，其前提是它对每个人都是可欲的。经济自由主义既然把个人权利等同于经济能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市场中找不到工作也就宣布了该价值的不可欲性。法朗士(Anatole France)用一个讽刺来巧妙地表达当工人无法在市场经济中生存时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荒谬，他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丽池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注186这种荒谬，致使人们怀疑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核心价值是否能作为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最后根据。如果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核心不是人人可欲的，它亦不再能无可怀疑地作为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正当根据，现代社会基础也因之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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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分析图一所示的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现代价值(个人权利)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子系统提供正当性，维系它们的稳定。如果仅仅只是经济危机，还属于子系统内部的扰动。但大量失业否定了将个人权利等同于经济能力这一十九世纪根深蒂固的观念时，不仅经济自由主义被抛弃，个人权利的意义亦受到挑战。这时价值系统便不能再支持经济子系统，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也不再是正当的。图一所示的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稳定性被破坏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正是产生了这一后果。市场经济万能的观念不仅被人们视为荒谬，而且成为绝对的罪恶，思想全面“左倾”，注187这时，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被迫进行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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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讲，为了达到新的稳态，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只有两种方向。第一种方向是尽可能斩断人的经济能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使得人们对市场分配正当性的怀疑不进一步波及其基础——个人权利。现代性起源国家的反应大多属于此。这时，仍可坚持个人权利是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根据，支持法治和代议制政治。放弃的只是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用行政干预和立法来解决市场出现的危机，保障工人的最低收入，从此开始福利国家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福利国家的最典型例子是丹麦、瑞典和挪威。在这些国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大危机使得社会民主党大获全胜，并从此连续执政40多年。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因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场社会的批判，主张用普选消灭阶级。该党一上台，即扩大公共部门，实行“人民之家”，以尽力做到“全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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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市场包括将部分企业收为国有和实行宏观调控(控制货币供给、流通总量和制造新的需求)。宏观调控的最典型例子为美国的新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中，百分之六十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美元，百分之二十一的家庭年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温饱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1933年罗斯福实行新政(New Deal)，提出改革、复兴和救济三方面目标。国会通过法案保障银行稳定，政府干预农业，拨款33亿美元进行公共工程，解决失业，这是前所未有的对市场经济之干预。罗斯福新政虽有助于克服经济危机，但政府干预经济缺乏理论上的正当性，故在自由主义看来，新政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披上自由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1935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1936年又宣布“农业调整法”违宪。注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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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是否定个人权利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根据。本来，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认同一起构成现代法制社会的基础；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都是个人契约的结果，个人交出部分权利形成公共权力，代议政治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民族主义在个人权利为正当的约束下只表现为争取民族自决和主权以及对立宪主体的限定。虽然，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把国家视为某种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但立宪和法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的，一旦在现代性三要素中抽掉其核心价值——个人权利，民族主义和工具理性立即畸变，法西斯主义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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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治组织不是个人契约的产物，它必然是有机的整体或别的什么。其正当性基础又来自何方呢？为了填补政治如社会制度正当性的真空，形形色色的畸形意识形态兴起，并凌驾在法律之上。注189换言之，现代社会自我调整的第二个方向除了国家干预市场外，还产生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畸形变种。当否定权利是正当性最终标准时，个人观念亦不再有意义，极权主义兴起。而且，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巨变立即反过来冲击第二层面，它再也不能保持稳定了，人类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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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二章 否定个人权利以及种族主义的畸形发展：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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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放弃金本位制——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勃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冲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畸形变态——反犹主义的兴起——个人道德的沦丧——极权主义——现代性的黑暗面：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看待意识形态整合社会——马克思主义和畸形种族主义的本质不同——追求另一种现代社会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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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用行政和立法干预市场，意味着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显然，为了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必须尽可能切断外部经济的冲击。当国际市场不再重要时，金本位亦就无意义。1931年5月11日，维也纳财力最雄厚的信托银行(Credit-Anstalt)倒闭，8月德国被迫冻结外国资金，9月19日英国拒绝接受英镑而出售黄金，金本位制被放弃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各国市场经济纷纷被限制在民族国家内部，或正在演变成国家控制之下的经济(甚至是计划经济)。第一次全球化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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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中，马列主义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马克思早就指出，在市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这样一来，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必定远远不足以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产品，致使社会出现购买力的薄弱，即有效需求不足，必定出现周期性生产过剩。除了古典劳动价值论外，这个解释和凯恩斯学说几乎等价。但是它导出的结论却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节不同，是彻底推翻旧社会(包括取消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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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马克思的说法，个人权利只是阶级的权利，它不再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而且既然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代议制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事务所，那么自由的个人应如何组成社会呢？马克思没有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笼统地指出，从市场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可以通过自由联合组成社会。这里完全忽略社会组织机制，实际上是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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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两个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部分：一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二为新社会的建构。其中第二部分远比第一部分含混不清，并且不受理性的约束，从而使得各种轴心文明的传统都可以卷进来填充其含混空白之处。历史学家早就发现犹太教传统对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的影响。注190事实上，人们是否根据马列主义去建立合理的新社会，往往不是取决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看是否存在一个建构不同于市场社会新秩序的潜在方案。该方案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传统文化深层结构支配，特别是由人们习惯的社会整合模式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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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十章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乃出于东正教传统对二元论的拒绝，以及对帝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农民极度贫困)的深恶痛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建立集体农庄汲取农业剩余以实现工业化，该结构和帝俄社会相同。中国知识分子拥抱马列主义，亦是基于革命乌托邦的理想，而革命乌托邦本身是对宋明理学的价值逆反。注191在马列主义被中国人知晓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早已把世界大同视为现代民族国家进一步演化方向。也就是说，凡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的，都是因该社会组织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独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相似或可亲和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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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民族国家而言，不一定存在这些因素。特别是当二元论思维方法根深蒂固时，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人们更倾向在民族主义中寻找新社会建构的方向。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既然是民族主义膨胀的产物，大战引起的现代文明浩劫必定给民族主义以巨大的反作用。一战后的民族主义必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但我们又如何才能从思想内在变化的逻辑，去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民族主义的冲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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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方式(符号)存在文化(语言)、人种和主观承认三种基本类型。一般说来，主观认同和种族认同不易受外来冲击的影响，故由这两种认同符号规定的民族主义受“一战”影响较小。而文化民族主义受制于人们对文化本身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战前文化的幻灭。虚无主义和愤怒的行动主义席卷欧洲。诗人们公然宣称他们厌恶“垃圾文化”，有的德国知识分子甚至说：“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就会拔出手枪。”注192当文化本身不再受尊重时，基于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必定要改变形态。因此，“一战”以后原先盛行的文化民族主义受到的冲击最大，而基于种族和主观认同的民族主义几乎不受影响。在该前提下民族主义的重构，一方面意味着第一种类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形态保持基本不变，另一方面对于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有的发生了文化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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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种族主义本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它早就存在。种族作为民族认同符号(共同祖先和血缘)是把个人凝聚成“我们”的力量，并不一定有哪一个种族最优的意识。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一直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但到十九世纪末，随着以西欧为中心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贫富悬殊同时出现的是南北差距的拉开，注193白种人优秀的观念凸显出来。因为当时种种现代事物大多是白种人创造的，加上进化论在社会文化中错误运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从而出现一种新思潮，这就是：“基于生物学上的差异，大多数人都无法达成理论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狭义地说，具有北欧血统的人)能够做到的成就。”人类必须区分优秀和低等种族的观念，开始和进步的想法一样渗入这个时期西方人的心灵。注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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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对个人权利可欲性的质疑，北欧白人优越观念迅速与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转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畸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希特勒(Hitler,Adolf,1889~1945)打算集合所有日耳曼人(Volk)于一国中并给其足够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还是匈牙利冈波斯种族保卫党(Party of Racial Defense)及党醒团(Ezsz or Etlkoz Association)力图建立一个“伟大的信基督教但在种族上纯正的匈牙利”，以及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把国家工团(社会)主义和雅利安人优秀的民族主义混合，建立法西斯国家，都是畸形种族主义内核的膨胀。它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本来泛日耳曼主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现在德国人的文化自傲感变成了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论，泛日耳曼主义蜕变为雅利安人统治劣等民族的政治主张。它指向外部世界时，除了要洗清凡尔赛条约给德国的耻辱外，还要建立德国统治全世界的新秩序，其后果只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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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种下，但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归为民族主义膨胀导致现代社会世界秩序解体，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现代性黑暗面的显现。在现代价值系统中，以种族为根据的民族主义本基于现代认同，它是现代个人观念形成后无法界定“我们”的结果；即它和个人权利是同时形成，以至于民族主义一开始都是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的。一旦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甚至进一步抛弃个人观念在民族认同中的位置时，十九世纪那种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意义上的民族(种族)主义就消失了。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性之一的民族主义开始死亡。从此，种族压迫和灭绝代替了民族解放和捍卫国家主权，工具理性和畸形的种族主义结合并失去平衡地发展，终于露出了其狰狞面目。它首先表现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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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在西方世界兴起并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不是缘于中世纪以来基督徒对寄居在基督教社会中异教徒的排斥(Jew-hatred)。阿伦特指出，它是伴随着民族国家转化为帝国主义而产生的。注195姑且不论“一战”前西方民族国家是否已变成帝国主义，有一点无疑义，这就是随着西方社会由基督教共同体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犹太人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意味着社会有机体的瓦解，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中的犹太人分别获得该国国民身份，犹太人不再是作为一个有机的群体和基督徒对立。也就是说，作为寄居在基督教有机体内的异教徒的犹太人对民族国家而言，不再是必须排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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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犹太人已作为国民被融入民族国家，基督教传统的排犹就应该不再重要了，为什么还会有反犹主义兴起呢？我们不要忘记，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宗教的终极关怀虽然不再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但仍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民个人信仰和道德来源。这时对异教徒的反感很容易转化为指责犹太人道德低下。又由于相当多金融家是犹太人，当人们苦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危机时，犹太人作为资本主义人格化身，在基督教民族国家中则加剧了对犹太人的普遍厌恶。“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传布全西欧的政治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关联……这种反犹太运动所针对的是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小人物’眼中的资本主义荼毒者……因为在犹太人所主导的企业领域中，他们不仅与小商人竞争，同时也扮演给予或拒给农夫和小匠信贷的角色。”注196显然，仅仅反对资本主义，而没有甚嚣尘上的畸形种族主义，是不会形成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的。换言之，反犹主义是将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汇入二十世纪畸形种族主义的结果，它导致对犹太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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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伯格(Raul Hilberg)描述了纳粹德国如何用现代化的、高度发展的官僚机器，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精确并有效地实施一连串的灭绝措施，导致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服从工具理性的官僚机构成为“灭绝机器”(machinery of destruction)。注197畸形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内的目标是消灭犹太人，对外是压迫所有劣等种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纳粹德国对苏联的攻击是受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支配，“除了在战争中粉碎军事抵抗外，还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消灭其政治制度(例如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种族(犹太人以及其他‘劣等的’种族)……德国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废除了通行的战争规范与法规。下达了杀死俘虏(红军政委)的命令……对被占领的国家及地区进行的抢掠，目的在于让上千万人活活饿死”。注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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