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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作为现代价值实现的现代社会，无论其民族主义类型和民族国家性质有何种区别，以及代议制民主贯彻程度有多大不同，因为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认同三个基本要素的同时存在，使得法治和立宪对任何现代政治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一旦在现代性三要素中抽离了核心价值——个人权利时，不仅个人变得不重要，甚至建立在个人之上的终极关怀亦可有可无了。人丧失了信仰和道德，变成不能独立于群体的存在。换言之，“人的自主性完全消失，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被摧毁，人被等同于活死人，凡事皆可为的风气兴起”。注199这是自轴心时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在西方世界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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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五章指出，自从希伯来超越突破与古希腊超越突破的结合，法律在西方就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基础。特别是十一世纪教皇革命后，西欧封建社会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因基督教对此世不感兴趣，通常不能算做意识形态，西方从未出现过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统治。即使随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民族主义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出现(请注意，自由主义亦是意识形态)，但是由于个人权利是现代价值之核心，法律被归为民族国家中所有人的契约，法治一直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因此，即使当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只要建立民族国家没有导致社会整合危机)，高于法律的意识形态统治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当法西斯主义盛行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不再建立在法律之上，这在西方是全新的事物。正如阿伦特所说：“这一桩事实(意识形态恐怖统治)是史无前例可循的。欧陆历史的持续性，因这桩的确实而被阻断了。由于它，我们的传统显示出断隔的‘裂痕’。”注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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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一旦个人无足轻重，法律不再是社会组织的柱石时，从团体到国家都变成了光天化日之下的黑社会，社会运动亦成了黑社会的行动，注201这一切构成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法西斯(fascio)一词，源于拉丁文，其意义为“一捆”；注202延伸到政治，指一种和西方本作为选举机器的议会政党不同的紧密结合的团队。因个人道德和法律对其都是没有意义的，法西斯运动一方面抹杀个人，另一方面藐视法律，诉诸赤裸裸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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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fascism)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由墨索里尼(Mussolini,Benito,1883~1945)提出。正如G.威尔普所说：“法西斯主义植根于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那些从统一到大战爆发期间拥护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人们的支持。”注203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起源的轨迹，十分典型地表现出个人权利可欲性的破坏，是如何导致工团主义兴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化趋势，而这两者互相结合，就演变成法西斯主义运动。“法西斯”这个来自古罗马的词被选中，表面上意味着社会组织向希伯来精神和古希腊罗马法制精神结合前状态(罗马帝国)的回归，实际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形态之出现，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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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极权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已得到透彻的研究。它有如下六个特点。第一，以某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意识形态提供了全社会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第二，信仰意识形态的核心分子(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组成一个政党，领袖独裁，一党专政；第三，国家用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第四，人民的通信工具为党和政府所垄断；第五，军备和武装掌握在党和官僚手中；第六，中央控制经济活动。注204西方政治学家是通过将苏联社会和纳粹德国进行比较而总结出上述结论的。其实，在上述六个特点的背后，存在个人权利缺失导致意识形态凌驾法律之上这一核心原则，其本质是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因此，当意识形态性质不同以及用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发生的历史境遇存在巨大差异时，与其相应的各种极权主义社会形态是不可比的，也遵循着不同的演化逻辑。注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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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十章详细讨论了建立民族国家导致社会整合解体的案例，指出这时用新(准)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是另一种选择。因此，对某些极权(威权)主义政体(如葡萄牙、西班牙、越南、朝鲜等)而言，它只是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过渡形态。西方极权主义研究最大问题是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和畸形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统治混为一谈。法西斯主义为现代价值系统中抽取个人权利后工具理性和种族主义的畸形结合，代表了现代性的黑暗面。而马克思主义源于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虽然它亦不把个人权利作为新社会建设的基石(这必然使得社会组织形态表现出极权主义的特征)，但平等一直是其基本追求。特别是马列主义力图克服现代性的黑暗面，追求一种现代社会之后(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理想社会，这和畸形种族主义有本质不同。更何况苏联和中国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东正教(帝俄)和儒家意识形态(中国)组织社会的传统分别被卷入。因此用纳粹德国为原型抽出的极权主义的概念，原则上很难用于把握苏联和中国建立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的尝试。注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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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更是如此。1927年国民党利用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建立党国、党军、党天下，本是绅士公共空间解体带来社会现代转型之失败之后民族国家的重建。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情形，在中国绝非历史上从未有过，亦并不是中国人道德的沦丧，反而是力图把社会建立成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注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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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有超越西方经验中心论，对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分析具备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我们才能理解二十世纪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的方向。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共同进行的反法西斯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以及为什么“二战”开启了第三世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后果既是西方民主国家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亦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特别对中国而言，它是经过国民革命重构后的民族国家战胜力图把大东亚共荣圈强加给亚洲的日本，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社会整合并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实践的前提。从此，人类全面进入两种不同现代社会竞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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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三章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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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及其后果——自由世界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进——计划经济的弊病的暴露——西方对市场经济的再一次肯定——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很难认识到计划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伊斯兰社会的现代转型——从泛阿拉伯主义到泛伊斯兰主义——高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目标——中苏利益分歧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定位——反修防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新华夏中心主义的凸显和解体——无产阶级立场的不可欲——改革开放和冷战的结束——现代常识理性对市场经济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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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际，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各盟国领袖在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战争结束以后的世界秩序。会议决定建立联合国取代已经失效的国联，创造了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制度。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重新建立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以保障世界和平与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稳定。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苏联的势力范围已远远超过帝俄时期，其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与英美不同。列宁主义将帝国主义视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力图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斯大林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张；而英美对共产主义扩张之担心远甚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世界立即被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冷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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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开启了现代世界秩序的新局面。本来，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民族国家作为将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互相联系起来的枢纽，是国家利益的载体，任何两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互利都是通过市场中的交换来实现的。现在，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存在不同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形态的现代社会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目标应该是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这就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在这一挑战面前，西方各国亦必须联合起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由世界的观念由此得到强化。正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一样，西方自由世界亦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援助。著名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就是一例。为了抵抗共产主义，美国希望欧洲迅速完成重建。1947年至1951年间，美国对欧洲拨款达131.5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八为赠款。该计划消除了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有助于西欧的一体化。该计划结束时，绝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西方自由世界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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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自由世界的壮大，并非是向战前民族国家结构的回归，而是面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压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大幅度改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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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5年，英国工党首次得到史无前例的多数票执政，开始推动煤矿、铁路等行业国有化，并通过国家干预来克服长期以来失业人口在百分之十左右的社会弊病，以实现充分就业。英国工党源于第一国际英国工人代表。伯林将工党的建立称为马克思对接纳他的这个国家所作的一项最大的贡献。注208北欧福利国家的经验受到高度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有百分之九十五英国人在政府支持的医疗保险系统中看病。法国建立了基于(计划和市场、国有和私有)混合经济之上的第四共和国(有别于战前的第三共和国)，经济国有化程度远超过英国。意大利则由一个战前君主立宪的国家变成实行混合经济的共和国。其工人家庭收入只有百分之五十九是工资，其余则来自于各式各样的福利。注209即使美国那样对私有制和市场持原教旨主义热忱的国家，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节亦被普遍接受。未经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因为不能为产品创造足够稳定的需要而受到全社会的责难。从此，西方社会的政府职能被重新界定。本来政府的职能对内仅在于立法和保护私有产权，现在控制货币供给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和就业也成为其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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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福利制度保障每一个人有生存权，这就使得“二战”前愈演愈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得到控制。即使发生萧条，亦不会出现大量工人失业无法维系生计的情况，现代价值的核心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又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内在危机已被克服，它又可以支持生产力的超增长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市场的推动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由世界经济水平已是战前的三至四倍。消费社会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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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作为两个阵营、两种现代社会制度的对抗，必定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和国力的竞争之上。在军备竞赛背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现代经济制度谁优谁劣的比赛。正如我们在第十章指出的，苏联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克服帝俄现代社会转型中发生的社会整合危机，在深层结构上是利用了传统社会整合方式，即与帝俄社会类似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榨取农业剩余推行工业化。但计划经济本身毕竟是现代社会全新的事物，亦是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象征。计划经济真的能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并且能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病吗？这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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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指望一个庞大的无所不能的计划系统来统计人民需要什么，并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生产和分配，这是一种致命的理性自负。注210没有一个经命令形成的外在秩序可以代替市场经济中自由的个人形成的自发秩序，以实现经济不断增长所必需的资金、人才和社会需求信息的有效整合。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力图用国家控制的僵化官僚组织代替处于流变中的契约组织，是不可能保证生产力超增长的。一旦西方自由世界用宏观调控避免了1929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福利国家保证个人权利的可欲性，计划经济就再也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对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苏联经济制度对西欧的优越性不再存在，人们日益发现计划经济会造成普遍而持久的物资短缺、无效率和种种弊病。在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军备竞赛中，苏联虽然没有输给美国，但因为计划经济本身的特点，庞大的军费开支必定会拖垮苏联的经济。即为了赢得军备竞赛，计划系统再也不能保持人民生活的改善，甚至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也经常出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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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计划经济在效率上不如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但要宣告计划经济的失败，还必须证明它在道德上也是虚妄的。计划经济既然指责市场分配的种种弊病并声称自己具有道德上的先进性，但它真的能保证公平的分配吗？市场分配的公正性建立在两个独立的个人自愿交换之上，其盲区是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的人无法维持生计使得个人权利对他们不可欲。计划经济虽可以用国家管制和分配保证每个人有工作，但不能阻止有特权的管理者演变成新的阶级。计划经济分配的公正性是建立在以平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之上，一旦形成特权阶层，其后果必定是计划经济分配及其意识形态统治丧失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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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制度的效率和正当性来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谁优谁劣或许早就可以得出结论，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因为社会主义不单是给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还包含了现代化后进社会利用国家干预加速工业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尝试。不仅那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危机的社会是这样，对于不易用民族主义建立现代国家的传统社会更是如此。这特别反映在伊斯兰社会的现代转型之上。我们在第八章指出，伊斯兰教很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亦几乎做不到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故伊斯兰传统社会通过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颇为困难。我们曾用奥斯曼帝国在西方冲击下社会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和由此引起的文明冲突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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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除了土耳其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利用土耳其认同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外，整个伊斯兰世界分崩离析，广大地区沦为西方托管国或殖民地。由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不同，这些殖民地大多不能建立有效的现代政府。但是，自从社会主义兴起，情况发生变化。社会主义作为另一种现代社会形态立刻引起伊斯兰世界的注意，伊斯兰社会现代转型加快了。从中东、北非到南亚，“二战”后形成的伊斯兰教国家，大多宣称自己推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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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冷战会成为加快伊斯兰社会现代转型的契机？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反对西方争取独立，比民族主义更适合伊斯兰社会。我们在第七章指出，民族认同的形成需要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引进现代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这些新观念是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该过程会破坏基于传统终极关怀的有机体，这必定遭到伊斯兰教的坚决抵制。而社会主义本来就主张社会为有机体，并不一定要建立在独立个人之上。这样一来，只要引进的现代制度(国家对军队的控制、部分企业国有化和有限的土地改革)不与伊斯兰教规定的原有社会生活方式相冲突，该国家就能通过社会主义取得独立并开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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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因为社会主义只是伊斯兰教处理世俗生活的新形态，使得这类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根本不同。其社会政治制度正当性根据既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基于伊斯兰教之上(或与其高度吻合)的观念系统。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即使各自主权独立，但其正当性基础既然以伊斯兰教为内核，这使得它们都指向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注211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实践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特有的民族解放运动，泛阿拉伯主义勃兴就是著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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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早就指出，泛阿拉伯主义源于奥斯曼帝国解体时伊斯兰教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反动，旨在建立大阿拉伯联邦。注212表面上看，它以阿拉伯语为认同符号，提出阿拉伯民族这一观念，是属于文化民族主义。其实，在阿拉伯语背后是普世性(即不是只对某一特定人群才有效)的伊斯兰教，故泛阿拉伯主义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其终极目标不是建立民族国家，而是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二战”后，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泛阿拉伯主义终于凸显出来，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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