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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作为两个阵营、两种现代社会制度的对抗，必定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和国力的竞争之上。在军备竞赛背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现代经济制度谁优谁劣的比赛。正如我们在第十章指出的，苏联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克服帝俄现代社会转型中发生的社会整合危机，在深层结构上是利用了传统社会整合方式，即与帝俄社会类似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榨取农业剩余推行工业化。但计划经济本身毕竟是现代社会全新的事物，亦是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象征。计划经济真的能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并且能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病吗？这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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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指望一个庞大的无所不能的计划系统来统计人民需要什么，并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生产和分配，这是一种致命的理性自负。注210没有一个经命令形成的外在秩序可以代替市场经济中自由的个人形成的自发秩序，以实现经济不断增长所必需的资金、人才和社会需求信息的有效整合。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力图用国家控制的僵化官僚组织代替处于流变中的契约组织，是不可能保证生产力超增长的。一旦西方自由世界用宏观调控避免了1929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福利国家保证个人权利的可欲性，计划经济就再也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对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苏联经济制度对西欧的优越性不再存在，人们日益发现计划经济会造成普遍而持久的物资短缺、无效率和种种弊病。在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军备竞赛中，苏联虽然没有输给美国，但因为计划经济本身的特点，庞大的军费开支必定会拖垮苏联的经济。即为了赢得军备竞赛，计划系统再也不能保持人民生活的改善，甚至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也经常出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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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计划经济在效率上不如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但要宣告计划经济的失败，还必须证明它在道德上也是虚妄的。计划经济既然指责市场分配的种种弊病并声称自己具有道德上的先进性，但它真的能保证公平的分配吗？市场分配的公正性建立在两个独立的个人自愿交换之上，其盲区是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的人无法维持生计使得个人权利对他们不可欲。计划经济虽可以用国家管制和分配保证每个人有工作，但不能阻止有特权的管理者演变成新的阶级。计划经济分配的公正性是建立在以平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之上，一旦形成特权阶层，其后果必定是计划经济分配及其意识形态统治丧失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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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制度的效率和正当性来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谁优谁劣或许早就可以得出结论，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因为社会主义不单是给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还包含了现代化后进社会利用国家干预加速工业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尝试。不仅那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危机的社会是这样，对于不易用民族主义建立现代国家的传统社会更是如此。这特别反映在伊斯兰社会的现代转型之上。我们在第八章指出，伊斯兰教很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亦几乎做不到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故伊斯兰传统社会通过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颇为困难。我们曾用奥斯曼帝国在西方冲击下社会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和由此引起的文明冲突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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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除了土耳其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利用土耳其认同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外，整个伊斯兰世界分崩离析，广大地区沦为西方托管国或殖民地。由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不同，这些殖民地大多不能建立有效的现代政府。但是，自从社会主义兴起，情况发生变化。社会主义作为另一种现代社会形态立刻引起伊斯兰世界的注意，伊斯兰社会现代转型加快了。从中东、北非到南亚，“二战”后形成的伊斯兰教国家，大多宣称自己推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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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冷战会成为加快伊斯兰社会现代转型的契机？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反对西方争取独立，比民族主义更适合伊斯兰社会。我们在第七章指出，民族认同的形成需要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引进现代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这些新观念是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该过程会破坏基于传统终极关怀的有机体，这必定遭到伊斯兰教的坚决抵制。而社会主义本来就主张社会为有机体，并不一定要建立在独立个人之上。这样一来，只要引进的现代制度(国家对军队的控制、部分企业国有化和有限的土地改革)不与伊斯兰教规定的原有社会生活方式相冲突，该国家就能通过社会主义取得独立并开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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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因为社会主义只是伊斯兰教处理世俗生活的新形态，使得这类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根本不同。其社会政治制度正当性根据既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基于伊斯兰教之上(或与其高度吻合)的观念系统。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即使各自主权独立，但其正当性基础既然以伊斯兰教为内核，这使得它们都指向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注211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实践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特有的民族解放运动，泛阿拉伯主义勃兴就是著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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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早就指出，泛阿拉伯主义源于奥斯曼帝国解体时伊斯兰教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反动，旨在建立大阿拉伯联邦。注212表面上看，它以阿拉伯语为认同符号，提出阿拉伯民族这一观念，是属于文化民族主义。其实，在阿拉伯语背后是普世性(即不是只对某一特定人群才有效)的伊斯兰教，故泛阿拉伯主义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其终极目标不是建立民族国家，而是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二战”后，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泛阿拉伯主义终于凸显出来，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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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最多时(1977年)共有22个成员国。其宗旨除了捍卫阿拉伯独立和主权外，还要全面考虑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和利益。其中以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努力最为有名。他在埃及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在建设独立的现代国家同时，还想把所有阿拉伯国家合并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正是根据该理念，1958年2月叙利亚和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泛阿拉伯主义一直是推动中东阿拉伯国家共同对抗西方寻求独立的精神力量。一直要到社会主义实践式微，其背后伊斯兰教便突破现代民族主义外壳，泛阿拉伯主义变成泛伊斯兰主义。注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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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不仅是两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比赛，还是终极关怀和生活意义的抉择。现代性起源于个人观念出现后导致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及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它在保证理性无限制地贯彻到一切领域的同时，也意味着高于个人之上的社会普遍目的之消失和世界的除魅。在现代价值系统中，无论是信仰、求知还是纯化道德意志的修身都是个人的事。社会主义既然是建立在批判现代价值系统的意识形态之上，也就坚持超越个人选择的普遍人生意义。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高于个人的有机体，还对应着个人利益和价值之上的普遍目标，使得社会行动重新魅力化了。本来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现代化是其最终目的；现在，高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凸显出来，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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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十分典型地发生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在有关研究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是用经过重构的中国式现代价值(现代常识理性、常识个人观念和作为关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建立新道德意识形态。表面上看，用科学证明世界是物质组成的，再从唯物论推出了唯物史观，最后得出共产主义理想(人生观)，是科学主义对新道德意识形态的建构。实际上，中国式科学观的正当性来自于现代常识理性，背后是一种和常识建构程朱理学同构的过程。注214“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列主义是具有类似于程朱理学结构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中国人新的终极关怀。而三民主义则是建立在现代人之常情之上的新意识形态。现代常识理性中存在现代常识不可怀疑以及现代人之常情合理两大基石，它们构成了论证道德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最终标准。正因为中国当代道德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现代常识之上的，它带来两个苏联马列主义不可能的结果。第一，道德意识形态给了中国超越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社会目标，当中国一旦完成社会整合，就会去实现这些目标，只有当证明它是不可欲时，道德意识形态才会解构。第二，当道德意识形态被证明不可欲时，现代常识理性会对其重构，即马列主义的解魅不会如同苏联那样导致党国正当性的彻底崩溃。这两个特点给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来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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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成熟后，形成了具有儒学修身结构的观念系统。这样一来，实现新终极关怀的社会行动是进行纯化无产阶级的修身，这是一种比国家富强更重要的意义。而且，只要开展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就能遏制党员的常识个人主义，达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导致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党组织规模不断地扩张。故毛泽东思想成熟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一种把全社会改造成新道德共同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再整合。新中国成立实现土改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思想所提出的纯化无产阶级立场的道德修身，很快成为高于经济发展的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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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苏联作为一个潜在的民族国家和中国的利益矛盾不再被容忍，在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哲学视野中，苏联基于自身利益与美国和平竞争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即共产党演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该过程在中国发生，就必须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发动了以共产党组织为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一种和民族主义不同的新华夏中心主义主导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全球被划分为三个世界，中国必须支持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反对修正主义和少数精英垄断文化的斗争。红卫兵造反引发了全球性的反体制、冲击一切现存权威的运动。这是自法国大革命赋予革命具有摧毁旧事物至高无上道德意义后，革命作为超越个人价值之上社会行动的最大规模亦是最后一次大爆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得革命丧失了其神圣性并开始了世界性的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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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向全人类证明，现代社会似乎不存在高于个人之上(即不是由个人目标和价值合成)的普遍价值。一旦社会主义该层面(即道德)的意义被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和自由世界经济水平之差异立即凸显出来，计划经济带来的落后再也不能忍受了。“文革”后，中国开始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最高目标，宣布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新华夏中心主义解体后，中苏关系重新定位于两个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国放弃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反过来对苏联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亦决定实行经济改革。1988年鼓励私有经济的《合营法》全面实施，其后果是苏联共产党统治的解体。苏联解体方式和帝俄1917年被推翻虽然不同，但形式上看来却一模一样。在西方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冲击面前，马列主义再也不能为苏联共产党统治提供正当性了。当加盟共和国出现独立和工人大罢工时，军队不再服从镇压的命令。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为一群民族国家。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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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那样的连锁解体，反而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出现了生产力的超增长，使得中国和美国成为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市场经济的两驾火车头。为什么中苏两国呈现出那么大的差别？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与苏联马列主义结构是不同的。表面上看两者都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解魅只是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全盘崩溃。如前所说，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把基于科学常识之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放到道德境界层面，再在人之常情层面之上建立了可以遏制常识个人主义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一旦境界层面的革命乌托邦解体，中国的历史唯物论就可以迅速转化为科学主义之上的唯生产力论，而在现实道德层面无产阶级立场的消失使得常识个人主义膨胀。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常识个人主义是一种关系的个人主义，只要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科学主义推出唯生产力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用于检验政策是否正确，促进经济增长的绩效成为各级官员的目标。在推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中，常识个人主义又为个人追求的利益提供了正当性，这一切使市场经济扩张获得巨大推动力，中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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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四章 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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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十九世纪和短二十世纪——现代价值的自我修正——对民族主义的约束——主权不能高于人权——权利如何才能满足可欲性要求——个人自主性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无知之幕下的社会契约论——第二次全球化的到来——新的挑战——环境问题的本质：消费社会——结构对生产力增长的容量——文明冲突背后：工具理性的异化——终极关怀退到私领域的后果——社会道德的沦丧——个人的异化：从占有的个人到纵欲的个人——权利的异化：关系主义对法治的挑战——没有思想的多元主义：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消失——系统演化论及二十世纪的方法论遗产——历史终结的背后：超越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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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有长十九世纪和短二十世纪的说法。所谓长十九世纪指的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百多年。根据我们的分析，之所以可以将其视为统一的研究时段，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第一次全球化。而短二十世纪是指“一战”到1991年这七十多年间，它作为统一的研究时段具有前一时段完全不同的性质。这就是现代社会结构运行中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如第二层面稳定性被民族国家之间的两次世界战争破坏；在第一层面，大萧条暴露了个人权利的不可欲性。正因为如此，经济超增长停止了。可以说短二十世纪是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人类重新探索现代性三大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时代。探索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如果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现代性三要素中某一核心价值的缺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这是人们原先不知道的现代性黑暗面。另一个教益或许更为深刻。这就是：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无论多么重要、有理，但单凭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的。注215因此，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看成是对现代社会结构弊病的反思以及对其价值系统的怀疑。正是基于该反思和多方面痛苦的尝试，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都得到巨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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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三大价值中首先被改进的是民族主义。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意识到民族主义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要素，民族自决不可阻挡，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暴露了没有人权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可怕。巴黎和会时还尽量使民族国家的国界符合民族分布的疆界。“二战”以后，国家边界再也不是由种族分布来决定。有1300万日耳曼人被驱逐出中欧，离开被划给波兰的地区；另有650万人被迁入苏联与波兰、捷克之间的新疆界。注216人类终于认识到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不可分离以及必须防止畸形的种族主义，只有与普遍人权自洽的民族主义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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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主义的反省落实到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就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性政治组织——联合国在人类事务中日趋重要。为了防止民族国家主权扩张的无约束性，还确定了主权不应该高于人权的大原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建构中，主权本应该是由人权推出来的。但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由于民族认同符号不同，民族主义价值里面主权和人权的关系是不清楚的。经过短二十世纪，特别是科索沃战争以后，终于在政治哲学里明确建立了人权必须高于主权的大原则。这是现代价值系统的第一个大进步。注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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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价值系统第二个重大调整，是对个人权利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压迫使得人类普遍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没有该价值仅仅依靠追求平等是无法建立良好社会的。但另一方面，亦意识到了在市场经济中，人有可能丧失生存权的困境。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从个人权利推出市场机制在分配中无可怀疑的正当性是有问题的。如何做到既肯定个人权利，又避免人权各项内容对穷人不可欲的困难？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将个人权利中自主性和达到权利清单各项内容的能力区分开来。人类在坚持个人自主性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的同时，还必须把个人能力与后天条件看做并非必然和个人的自主性相连的。这样，从个人自主为正当可以推出现代社会仍是契约社会，但仅仅立约者的同意并不能保证契约是正当的，还必须考虑立约的前提，即它必须符合正义原则。这一切在实践上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分配的干预，并用宏观调节来克服市场机制的局限，建立福利制度以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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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已经开始用宏观调控克服经济危机，用福利国家避免个人权利的不可欲，在西方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福利资本主义体制，注218但是这些实践并没有在理论上解决如何确立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回答，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冷战时期完成的。它反映在政治哲学上，就是把正确(right)和权利(rights)进行区分。社会制度正当性应建立在right而非rights之上，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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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当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就无条件地肯定了私有产权和市场分配的正当性，而对自愿达成的契约进行任何干预和审定都是不正当的；这是古典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现在，契约既然建立在个人自主性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经济自由主义被政治自由主义取代。普遍的契约论变成有条件的契约论。如必须假定无知之幕的存在(人在立约时对自己能力和后天条件一无所知)，从而使得社会契约不能越出正义的框架，等等。这就是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的巨著《正义论》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它通过有条件的契约论得到差异原则，即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只有当对市场中最弱势群体有利时才是正当的。其实，除了新自由主义外，正义原则仍处于重铸之中。在当代种种被广泛接受的新价值原则中，都包合着对短二十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第一次全球化弊病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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