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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最多时(1977年)共有22个成员国。其宗旨除了捍卫阿拉伯独立和主权外，还要全面考虑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和利益。其中以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努力最为有名。他在埃及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在建设独立的现代国家同时，还想把所有阿拉伯国家合并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正是根据该理念，1958年2月叙利亚和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泛阿拉伯主义一直是推动中东阿拉伯国家共同对抗西方寻求独立的精神力量。一直要到社会主义实践式微，其背后伊斯兰教便突破现代民族主义外壳，泛阿拉伯主义变成泛伊斯兰主义。注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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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不仅是两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比赛，还是终极关怀和生活意义的抉择。现代性起源于个人观念出现后导致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及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它在保证理性无限制地贯彻到一切领域的同时，也意味着高于个人之上的社会普遍目的之消失和世界的除魅。在现代价值系统中，无论是信仰、求知还是纯化道德意志的修身都是个人的事。社会主义既然是建立在批判现代价值系统的意识形态之上，也就坚持超越个人选择的普遍人生意义。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高于个人的有机体，还对应着个人利益和价值之上的普遍目标，使得社会行动重新魅力化了。本来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现代化是其最终目的；现在，高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凸显出来，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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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十分典型地发生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在有关研究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是用经过重构的中国式现代价值(现代常识理性、常识个人观念和作为关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建立新道德意识形态。表面上看，用科学证明世界是物质组成的，再从唯物论推出了唯物史观，最后得出共产主义理想(人生观)，是科学主义对新道德意识形态的建构。实际上，中国式科学观的正当性来自于现代常识理性，背后是一种和常识建构程朱理学同构的过程。注214“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列主义是具有类似于程朱理学结构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中国人新的终极关怀。而三民主义则是建立在现代人之常情之上的新意识形态。现代常识理性中存在现代常识不可怀疑以及现代人之常情合理两大基石，它们构成了论证道德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最终标准。正因为中国当代道德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现代常识之上的，它带来两个苏联马列主义不可能的结果。第一，道德意识形态给了中国超越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社会目标，当中国一旦完成社会整合，就会去实现这些目标，只有当证明它是不可欲时，道德意识形态才会解构。第二，当道德意识形态被证明不可欲时，现代常识理性会对其重构，即马列主义的解魅不会如同苏联那样导致党国正当性的彻底崩溃。这两个特点给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来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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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成熟后，形成了具有儒学修身结构的观念系统。这样一来，实现新终极关怀的社会行动是进行纯化无产阶级的修身，这是一种比国家富强更重要的意义。而且，只要开展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就能遏制党员的常识个人主义，达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导致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党组织规模不断地扩张。故毛泽东思想成熟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一种把全社会改造成新道德共同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再整合。新中国成立实现土改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思想所提出的纯化无产阶级立场的道德修身，很快成为高于经济发展的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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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苏联作为一个潜在的民族国家和中国的利益矛盾不再被容忍，在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哲学视野中，苏联基于自身利益与美国和平竞争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即共产党演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该过程在中国发生，就必须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发动了以共产党组织为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一种和民族主义不同的新华夏中心主义主导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全球被划分为三个世界，中国必须支持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反对修正主义和少数精英垄断文化的斗争。红卫兵造反引发了全球性的反体制、冲击一切现存权威的运动。这是自法国大革命赋予革命具有摧毁旧事物至高无上道德意义后，革命作为超越个人价值之上社会行动的最大规模亦是最后一次大爆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得革命丧失了其神圣性并开始了世界性的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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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向全人类证明，现代社会似乎不存在高于个人之上(即不是由个人目标和价值合成)的普遍价值。一旦社会主义该层面(即道德)的意义被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和自由世界经济水平之差异立即凸显出来，计划经济带来的落后再也不能忍受了。“文革”后，中国开始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最高目标，宣布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新华夏中心主义解体后，中苏关系重新定位于两个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国放弃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反过来对苏联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亦决定实行经济改革。1988年鼓励私有经济的《合营法》全面实施，其后果是苏联共产党统治的解体。苏联解体方式和帝俄1917年被推翻虽然不同，但形式上看来却一模一样。在西方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冲击面前，马列主义再也不能为苏联共产党统治提供正当性了。当加盟共和国出现独立和工人大罢工时，军队不再服从镇压的命令。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为一群民族国家。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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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那样的连锁解体，反而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出现了生产力的超增长，使得中国和美国成为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市场经济的两驾火车头。为什么中苏两国呈现出那么大的差别？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与苏联马列主义结构是不同的。表面上看两者都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解魅只是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全盘崩溃。如前所说，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把基于科学常识之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放到道德境界层面，再在人之常情层面之上建立了可以遏制常识个人主义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一旦境界层面的革命乌托邦解体，中国的历史唯物论就可以迅速转化为科学主义之上的唯生产力论，而在现实道德层面无产阶级立场的消失使得常识个人主义膨胀。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常识个人主义是一种关系的个人主义，只要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科学主义推出唯生产力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用于检验政策是否正确，促进经济增长的绩效成为各级官员的目标。在推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中，常识个人主义又为个人追求的利益提供了正当性，这一切使市场经济扩张获得巨大推动力，中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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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四章 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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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十九世纪和短二十世纪——现代价值的自我修正——对民族主义的约束——主权不能高于人权——权利如何才能满足可欲性要求——个人自主性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无知之幕下的社会契约论——第二次全球化的到来——新的挑战——环境问题的本质：消费社会——结构对生产力增长的容量——文明冲突背后：工具理性的异化——终极关怀退到私领域的后果——社会道德的沦丧——个人的异化：从占有的个人到纵欲的个人——权利的异化：关系主义对法治的挑战——没有思想的多元主义：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消失——系统演化论及二十世纪的方法论遗产——历史终结的背后：超越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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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有长十九世纪和短二十世纪的说法。所谓长十九世纪指的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百多年。根据我们的分析，之所以可以将其视为统一的研究时段，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第一次全球化。而短二十世纪是指“一战”到1991年这七十多年间，它作为统一的研究时段具有前一时段完全不同的性质。这就是现代社会结构运行中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如第二层面稳定性被民族国家之间的两次世界战争破坏；在第一层面，大萧条暴露了个人权利的不可欲性。正因为如此，经济超增长停止了。可以说短二十世纪是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人类重新探索现代性三大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时代。探索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如果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现代性三要素中某一核心价值的缺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这是人们原先不知道的现代性黑暗面。另一个教益或许更为深刻。这就是：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无论多么重要、有理，但单凭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的。注215因此，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看成是对现代社会结构弊病的反思以及对其价值系统的怀疑。正是基于该反思和多方面痛苦的尝试，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都得到巨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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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三大价值中首先被改进的是民族主义。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意识到民族主义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要素，民族自决不可阻挡，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暴露了没有人权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可怕。巴黎和会时还尽量使民族国家的国界符合民族分布的疆界。“二战”以后，国家边界再也不是由种族分布来决定。有1300万日耳曼人被驱逐出中欧，离开被划给波兰的地区；另有650万人被迁入苏联与波兰、捷克之间的新疆界。注216人类终于认识到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不可分离以及必须防止畸形的种族主义，只有与普遍人权自洽的民族主义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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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主义的反省落实到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就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性政治组织——联合国在人类事务中日趋重要。为了防止民族国家主权扩张的无约束性，还确定了主权不应该高于人权的大原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建构中，主权本应该是由人权推出来的。但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由于民族认同符号不同，民族主义价值里面主权和人权的关系是不清楚的。经过短二十世纪，特别是科索沃战争以后，终于在政治哲学里明确建立了人权必须高于主权的大原则。这是现代价值系统的第一个大进步。注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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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价值系统第二个重大调整，是对个人权利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压迫使得人类普遍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没有该价值仅仅依靠追求平等是无法建立良好社会的。但另一方面，亦意识到了在市场经济中，人有可能丧失生存权的困境。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从个人权利推出市场机制在分配中无可怀疑的正当性是有问题的。如何做到既肯定个人权利，又避免人权各项内容对穷人不可欲的困难？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将个人权利中自主性和达到权利清单各项内容的能力区分开来。人类在坚持个人自主性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的同时，还必须把个人能力与后天条件看做并非必然和个人的自主性相连的。这样，从个人自主为正当可以推出现代社会仍是契约社会，但仅仅立约者的同意并不能保证契约是正当的，还必须考虑立约的前提，即它必须符合正义原则。这一切在实践上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分配的干预，并用宏观调节来克服市场机制的局限，建立福利制度以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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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已经开始用宏观调控克服经济危机，用福利国家避免个人权利的不可欲，在西方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福利资本主义体制，注218但是这些实践并没有在理论上解决如何确立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回答，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冷战时期完成的。它反映在政治哲学上，就是把正确(right)和权利(rights)进行区分。社会制度正当性应建立在right而非rights之上，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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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当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就无条件地肯定了私有产权和市场分配的正当性，而对自愿达成的契约进行任何干预和审定都是不正当的；这是古典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现在，契约既然建立在个人自主性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经济自由主义被政治自由主义取代。普遍的契约论变成有条件的契约论。如必须假定无知之幕的存在(人在立约时对自己能力和后天条件一无所知)，从而使得社会契约不能越出正义的框架，等等。这就是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的巨著《正义论》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它通过有条件的契约论得到差异原则，即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只有当对市场中最弱势群体有利时才是正当的。其实，除了新自由主义外，正义原则仍处于重铸之中。在当代种种被广泛接受的新价值原则中，都包合着对短二十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第一次全球化弊病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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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冷战结束后，随着人类重新肯定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这三大现代价值，第二次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了。由于短二十世纪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价值系统的局限性进行了修正，第二次全球化的进程比第一次更加宏大和迅速。事实上，正因为第二次全球化有了比第一次全球化更加牢固的基础，今天我们正处于经济无限度地超增长和新科技全面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太平盛世。表面上看来，自从现代性诞生、现代社会形成以来，其双层次结构和价值系统从未如今日那么自洽；繁荣和进步似乎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人类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了。但我认为在这“晴朗”的天空中远远出现了两朵乌云，值得引起注意。第一朵乌云是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另一朵乌云是表现为“文明冲突”的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抵抗。这两朵乌云之所以不能忽视，乃因为其原因根植于推动第二次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结构和基本价值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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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朵乌云基本上是消费社会造成的。为了克服市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用政府干预市场制造需求外，另一个措施是建立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用远远脱离人实际需求的消费欲望来拉动有效需求，以克服市场社会贫富差距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形象一点讲，为了使市场社会中穷人有饭吃，不断将蛋糕做大，使得最小份额亦能满足弱势群体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广告和各种手段使人尽可能地扩大消费，但完全不理会蛋糕无限增大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在这种机制中，只要蛋糕不再增大，往往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西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入消费社会，随着冷战结束消费社会扩张到全球。消费社会的来临导致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不再发生(即使出现后果亦不是那么可怕)，但正因为无止境的增长成为维系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前提，必定会带来环境破坏和生态负担一天比一天严重。注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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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环境危机背后还存在更深刻的挑战，这就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长程合理性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们把人类社会结构表达为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耦合组成的整体，并指出一切关系固定的耦合结构(类似于有机体的组织系统)对经济(生产力)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容量。注220人类前现代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现代社会找到了人的社会组织不断随生产力增长而改变自己固有形态的方法(如社会不再是关系固定的有机体而是契约组织)，以及发明了推动其运行的全新价值系统，从此生产力超增长不再受到限制。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组织作为类似于有机体的耦合系统，对于它能包含的组织之成长有一固定的容量。注221今日的环境危机正是生产力超增长已快达到该容量极限的信号。人类能够利用科学技术不断改变生态组织的结构(或者使得生产力超增长不影响生态组织)，以永远保持超增长吗？如果不能，从长程的历史眼光来看，现代社会结构真的是合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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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朵乌云只是第一次全球化带来弊病的变种和深化，人类必须意识到自己将面对现代社会结构的长程合理性问题，那么第二朵乌云则是现代价值面临全新的挑战。它首先表现为被美国称之为恐怖主义的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关于“文明冲突”，大家或许会想到亨廷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著名文章。他预言伊斯兰文明将与儒教文明结盟反对西方。注222十几年来，亨廷顿的判断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将伊斯兰文明和西方的冲突归为全球恐怖主义更是错误。在今天看来，与其说这是文明的冲突，还不如说它源于伊斯兰教对工具理性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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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伊斯兰社会较难通过民族主义实现现代转型，社会主义曾是伊斯兰社会实现民族解放的有效途径。当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失败时，利用民族主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顺应全球化冲击的唯一选择。但当一部分伊斯兰社会做不到这一点时，于是所谓的“文明冲突”凸显出来了。换言之，“文明冲突”的原因是某些伊斯兰社会很难做到让终极关怀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其背后更深刻的理由是伊斯兰教难以形成工具理性所要求的终极关怀与理性二元分裂的结构。为什么会这样？伊斯兰教在希伯来超越突破之上实现了第二次突破，并发生入世转向后，是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的。一方面，穆罕默德作为封印使者，向人类宣读古兰经，是神和人最后一次对话。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义主张建立公正的社群，圣训规定它不能政教分离，也不能将信仰变成私领域的生活。因此，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包括伊斯兰和西方的文明冲突意味着超越视野对工具理性的反抗。或者说，第二朵乌云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这一价值开始发生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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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三大支柱之上的，后面两个价值发生了问题导致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危机，而第一个价值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作为现代性第一大支柱的工具理性在运行中发生了自我异化，也会孕育出某种深刻的危机呢？当然，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有一种大趋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在第二次全球化中，终极关怀愈来愈退出公共领域，正在变成私领域的价值。因私人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通约甚至很难沟通，这样当终极关怀变成私领域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开始被多元文化淹没甚至消灭了。其突出表现是新世纪生活在消费社会的人类对思想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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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思想退出社会公共领域带来的困境。宏大思想理论被社会轻视，思想家开始进入隐秘的历史黑暗中，这是从轴心时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自由，一旦人类失去了思想的兴趣，自由虽然重要，但已经不存在雄辩的力量。而且这时对自由崇高的追求和个人贪欲无穷的满足之间也失去了明确界线。没有思想，求知作为终极关怀退化为鸡零狗碎的考据，如同一部不断扩大数据的计算机，找不到方向。一个由越来越细专业构成的没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和由一个个孤立的只有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权利)没有灵魂的人组成的社会是同构的。当大写的人消失时，沟通的理性只是肉体欲望互相投射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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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起源于人的解放，知识挣脱信仰和道德至上束缚的牢笼，个人从社会有机体中独立出来以申诉追求真理和创造的权利，但思想的死亡也是虚无对现代人的胜利。从此，一个个必定死亡的个体在孤独的黑暗里发问：生命的意义何在？同类的回声即使震耳欲聋，但也无助于克服死亡的恐惧。这将是人类心灵面临的真正的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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