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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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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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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短暂的一生里，某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贡献对于知识的巨大而不断增长的洪流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杯水。但是，如果他能鼓舞——或挑动——其他学者也来把他们的那几杯水也倒进去，那么他就会感觉到真正完成了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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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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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一章 从古罗马看社会组织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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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民族的一生中，除了做梦，它很少有时间问自己：我想在哪一种社会里生活呢？我觉得，我们是接近这种时刻了。我们可以着手建设一个新社会，一个繁荣、朝气蓬勃、慷慨和解放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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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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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罗马帝国奇特的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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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世纪，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分别屹立着两个庞大的帝国，一个是汉王朝时代的中华帝国，另一个是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当时，罗马皇帝图拉真(98~117年在位)完成了帝国史上最后一次远征，使帝国的疆土几乎同今天的美国一样辽阔，人口几乎达到一亿。这时，中国的汉朝也正值鼎盛时期，人口超过五千万。但是这两个庞大的帝国无论在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上都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历史学家在剖析古代社会时，可以把它们作为两个不同的范例来运用。现在，我们从这两个不同的范例出发，来阐述系统论史观的核心思想——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讨论出社会结构演化的模式，以解决为什么第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在西欧的历史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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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秘密，其中最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它那极其特殊的经济结构。众所周知，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类各个文明的经济结构大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而罗马这个奴隶制大国却是一种典型的非自给自足的奴隶制商品经济。一些人把罗马帝国仅仅看做是只知穷兵黩武的国家，仿佛它的存在就是征战、掠夺和奴役战败国家的人民。其实，自从公元二世纪“罗马和平”降临时起，罗马就以工程技术和商品经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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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罗马城市之多、之大，是世界古代文明中罕见的。只要翻开古代地图，就可以看到整个帝国的版图上数以千计的城市星罗棋布。仅就西班牙一省来说，重要的城市就有400座，次要的城市也有293座。注226一般说来，当时的中小城市都有几万人口，大城市人口可达几十万或近百万。地中海几乎是帝国的一个内陆湖泊，沿地中海各行省形成了相当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稠密的海陆商业贸易网维系着帝国的经济生活。有人统计，作为罗马中心地区的意大利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不是在产地消费的。注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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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粮食来说，当时罗马本土的粮食消费主要靠外部地区供应。罗马城居民一年的口粮中竟有四个月的粮食来自埃及。据记载，埃及每年都要供给罗马本土四千万加仑麦子。注228有些人认为，大量的物资从行省流向本土反映了罗马帝国的殖民掠夺性。然而在古罗马帝国鼎盛之际，这种掠夺并不是仅仅依靠武力来实现的。罗马帝国对行省的剥削主要是靠各种税收，其主要形式是交纳货币。而物资流动则大多是由市场商品经济及自由贸易机制维系。甚至帝国政府控制最紧的粮食，也通过和私人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来管理。对商人来说，贩运粮食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四世纪时，一条从亚历山大开往罗马的运粮船可以获得百分之四的利润。一条从非洲开往罗马的运粮船则可获得百分之一的利润。“爱色斯”号是经常穿梭往返于埃及与罗马之间的运粮船，它一次可以载货1575吨，平均价值达15，000美元。注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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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地区经济非自给自足的特点，是公认的事实，也是使历史学家们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之一。一般说来，在古代，商品经济仅仅限于城市或城郊，为什么在罗马帝国出现了如此奇特的经济结构，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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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增长往往有一个极限。我们且不谈政治上、文化上会出现的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仅就经济发展本身而言，就存在几个无法克服的天然屏障。第一个是交通和通信工具的缺乏。打破自给自足的状态需要使交换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大规模的日常活动，其贸易量必须大到足以支持其居民基本生活资料需求的程度。这么多的粮食、货物运输要有相当发达的交通和通信作为基础。然而对古代社会来说，做到这一点往往十分困难。因为仅仅依靠经济本身的力量并不能把人们组织起来去修筑商品经济所必需的诸如四通八达的公路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所以，在古代，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往往仅限于沿海港口或大河流域。在这些地方，大自然为它们提供了水路运输条件。而要把商品经济发展到广大内陆地区，就要建立纵横交错的商业交通网。这依靠古代商品经济本身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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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障碍是交换媒介的不足。要维系巨大的交易量，就要有大批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投入市场，去充当通货。否则流通就不畅达。在古代社会，依靠经济自身的力量同样不能大规模地组织采掘贵金属，铸造货币。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力量干预，才能把大量的交换媒介提供给社会，以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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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障碍是缺乏契约和商业法的保证。商品经济必须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上；交换的双方必须遵守契约，即社会经济团体所确立的某种共同规范；一旦发生争执，要有权威性的制裁机关来处理。这同样不能依靠古代商品经济自身来保证。它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存在，以及相应的文化背景。在古代，任何一个分散的乡村社会都很难同时克服这三大障碍。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有一个限度，在这些困难面前，要么放慢速度，要么停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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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障碍在罗马帝国同样存在。考察罗马帝国克服这三大障碍所采用的手段，可以使我们解开罗马帝国商品经济发达的秘密，从而为分析罗马帝国社会结构中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打开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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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地中海交通在罗马商品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公元八世纪伊斯兰国家封锁地中海以前，它一直是欧洲最重要的商业运输通道。然而，假如罗马帝国仅仅依靠地中海这一天然交通要道，充其量在地中海沿岸发展起商品经济。就像古希腊城邦的繁荣那样。商品经济仍不可能深入到纵深地区，建立一个贸易普遍发达的经济大国。历史学家们发现，罗马帝国商品经济的普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陆路交通发达，归功于帝国版图上巨大的公路网和河流航运系统。这个系统之巨大，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据统计，罗马帝国在高卢一省的公路就长达13，000里，注230即使在偏远地区的不列颠，也有长达5000里的公路。注231就拿萨丁尼亚一个小岛来说，居然也修了1000里的公路。注232无数的商队昼夜不停地跋涉在大大小小的公路上，维系着整个帝国商业的繁荣和经济运转。即使在近代技术条件下，要修建和维护这些公路系统，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想见，罗马帝国修建和维护这些公路，克服了多么巨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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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帝国修建这些公路，并不是为了商品经济的目的，而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公路首先是为了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它经由罗马军团年复一年的修筑和维护。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只有800万左右的人口，而要统治一亿以上的臣民。注233管理那么大的地区，镇压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奴隶起义和蛮族入侵，就要求罗马军团有很高的机动性。例如，罗马帝国在北非只驻有一个兵团的卫戍部队，却要保证整个北非的稳定和安全。由此可见，抵御内陆掠夺部落的侵扰，不得不依靠四通八达的公路系统，使部队得以迅速调动，军事情报得以高速传递。如果罗马帝国没有高度发达的公路系统，使罗马的野战军团在短时间内到达它所要去的地方，仅仅依靠边防要塞和地方治安，整个罗马的政治统治几乎是无法维持的。然而，这个用于军事目的的公路系统，却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便利。它使迦太基的经济与整个地中海地区及大西洋、撒哈拉沙漠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了商品经济必需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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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公路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本来，它是政治结构的产物，是维持政治统治的物化手段，却同时造就了与这种政治结构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我们知道，早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罗马的奴隶总数就达到了90万人，自由民只有71万人。注234由于分工及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帝国各地都布满了奴隶制大田庄，大量的奴隶被集中在一起，强迫在田间生产。而大多数田庄主人却住在城里，过着城市生活。他们从奴隶中挑选一些能干的人当管家，管理田庄上的事务。显然，高度集中的奴隶很容易团结起来，发动起义。因此，罗马帝国必须有一支高度机动的强大军团存在，这不仅是为了消灭海盗和边远地区的蛮族进犯，也是为了自身内陆的安全。所以，罗马帝国总是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自己的公路系统。历史上总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每逢罗马帝国征服一个地方，奴隶主就在这里建立起大田庄，罗马军队就开始修筑蜘蛛网般的公路系统。而后，这些公路又为商品交通提供了条件，使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按照这个典型的模式，这个地区就被编入了罗马帝国政治、经济统治的大网，牢固地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可以说，公路系统是罗马帝国政治统治的基础，又为罗马帝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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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罗马帝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另外两个障碍，也是帝国政府依靠行政手段来消除的。罗马帝国历来十分重视组织对金银矿的开采，始终把铸币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帝国政府及各级市政府手中。西班牙是罗马帝国最主要的金银产地，数以万计的奴隶和囚犯在一个个的矿山中夜以继日地开掘，他们甚至一连几天都见不到太阳。在矿井旁边，帝国建立起庞大的冶炼工业。注235据说，帝国在新迦太基的一个白银矿就雇用了四万名矿工，每天出产价值25，000便士的白银。注236一些历史学家在谈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时，非常重视帝国后期金银矿的枯竭。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高消费的奢侈国家，它要花费大量的金银货币向东方购买奢侈品和粮食。帝国政府必须用行政手段去帮助组织金银矿开采，否则商品经济无法维持。帝国后期色雷斯和西班牙金银矿产量迅速递减，又没有新矿投入生产，从而造成货币极度缺乏。商品经济患了不可救药的贫血症。当然，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此无疑是荒谬的，但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到，开采金银矿是维系整个帝国商品经济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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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什曾指出过罗马政府的重要职能。他说过，应当给予人民两项福祉：自由与和平。对商业发展来说，和平是一种社会秩序，而自由又和契约相连。罗马法中关于贸易和所有权部分的法律是极为详细的。它对近代西方法典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没有它，商品经济的广泛开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普鲁塔什在世之日，正是罗马帝国的全盛之际，他游历了帝国后指出：“有关和平，因为所有的战争都已结束，现在可没有占领我们的需要了。有关自由，我们有了政府(罗马)所留给我们的。”注237确实，罗马和平虽然是建立在民族征服的基础上，是以武力维持的和平，却把不同的地区、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市场。罗马的《万民法》实质上是一种商业社会的法律，尽管它在坚持奴隶制，强调奴隶是奴隶主财产的一部分，但它在古代社会中缔造了一个人们可以共同遵守的法律秩序，甚至包括契约生效的办法。只有在罗马法规的保护下，古代超越民族的商品社会所需的契约观念才能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来，不同民族、不同地方间的商品贸易才可能迅速发展。正如汤普逊所说：“帝国开始的几世纪，对有些地方来说，是它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对叙利亚、高卢、非洲和埃及来说，尤为确当。埃及的人口有着显著的增加，‘罗马和平’的利益，不仅在道德方面，而且也在物质方面；它在陆地上和海面上扑灭了抢劫和海盗行为，给生命和财产以保障，给旅行以便利。”注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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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意把公元二世纪后的罗马帝国描绘为“太平盛世”，但从历史事实出发，去追溯罗马帝国之所以建立起非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结构，除了经济本身的力量外，发现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条件，都是政治结构提供的。有些还同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心理、传统有关。如货物流通的生命线——公路系统，是因军事目的建立并由军队维护的；商品交换的媒介——大批量通货，是由帝国政府帮助组织开采并提供的；商品交换的原则和秩序——契约和法律，是基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心理传统，由政府制定并颁布的；政府在经济纠纷中充当仲裁人的角色，如此等等。这些特殊的职能都源于经济生活之外，又与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到公元五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崩溃了，它的军团衰落不堪，道路破坏无人问津，政府的职能丧失，没有人维持秩序，金银矿枯竭，社会通货奇缺，商品经济全面破坏，战乱纷起。罗马帝国就像患了老年性综合征，各个器官都衰竭了。此后数百年，西欧社会从商品经济恢复到自然经济，恰恰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商品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上升的连续过程，它需要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提供一系列的条件。没有社会结构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间特殊的组合方式及调节机制，商品经济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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