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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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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生活和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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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节分析中我们指出，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结构之所以能确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政治结构为它提供的条件。那么，人们会问，罗马帝国政治结构的确立又依赖于什么样的条件呢？罗马帝国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同样也是历史学家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如果不能阐明这个问题，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也还不能透彻地给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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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政治大厦是依靠三根巨大的支柱支撑起来的。第一根支柱是它的军事制度。它的强大军团不仅维护着帝国的统一和安全，而且还常常决定罗马皇帝的人选。奥古斯都曾经大规模地削减军队和军费，但是保留下来的常备军仍达30多万人。注239因此有人称罗马帝国是一部庞大的军事机器。第二根支柱是罗马帝国的元首和政府。元首(后来是罗马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掌握着立法、司法和执法大权，并有权任命各行省的总督，以此控制着帝国各个行省。他手下的顾问会议控制着财政部和司法部，秘书厅负责内务、外交和军政。第三根支柱是各个城市的自治制度。公元二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的官员不过150人，仅靠这么少的人无力承担管理庞大国家的任务，必须实行城市自治，并通过城市组织把税收和摊派等项事务担负起来。因此，意大利大多数自治区各有自己的元老院，城市有自己的议事会。它根据帝国统一的法律拟定各种具体政令。城市中还有一个人民大会，选举出执政官，负责处理各种行政事务。我们要理解罗马的政治大厦，就要分析这三根支柱得以确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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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团的强大、机动性、组织性以及士兵的骁勇善战在历史上非常有名，这些军团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从公元前二世纪末马利乌斯军事改革把民兵制变为募兵制以后，大批城市的无业游民加入了军队，后来成为帝国鼎盛时期的主要兵源。马利乌斯大幅度提高了士兵的军饷，又延长了服役的期限，此后，士兵的军饷一直有增无减。帝国建立以后，职业军队合法化，变成正式的常备军。相当多的无业游民成了军队的骨干，这些人为了钱和土地来当兵。所以，要组织起庞大的军团，罗马皇帝就不得不把国库和财政来源的大部分用于军饷，并许诺士兵退伍后可以得到一块土地。由此，罗马的军事组织便直接和国家的货币收入联系在一起了。罗马军团的强大，依赖着国家资金的富有。西赛罗担任督察官后曾经说过，各省交纳的税款，仅够支付行政和国防的费用。注240可见，军费早已是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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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3年，一些平民和士兵因为没有得到奖金，勾结皇帝的侍卫队杀死了当时的皇帝。侍卫队的头脑曾宣称，谁出价最高，就赐给谁王位。朱立安那斯为了摄取王位，曾提出发给每个士兵5000希腊币(约合现在的3000美元)，而士兵们仍然嫌少。皇帝侍卫队的办事员到一个个百万富翁面前去鼓励他们抬高价格。当朱立安那斯宣布给每个士兵6250希腊币时，侍卫队就宣布他为皇帝。朱立安那斯的登基引起了罗马公民的不满，不列颠、叙利亚和班诺尼亚的罗马军团相继前来讨伐，各自拥戴军团长为罗马皇帝。班诺尼亚的军团长塞佛留当众宣称，如果他登位，将给每个士兵12，000希腊币。注241正是这位塞佛留在把帝位传给儿子时，讲述了当皇帝的秘诀：“尽量想法使你的士兵富有，除此而外，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注242这些事例非常形象地说明，罗马军团的存在必须依靠巨大的财力支持。当罗马皇帝拿不出金钱时，他就会失去士兵的拥戴，争夺皇位的战乱就可能发生，国家货币收入是军事的基础。而用金钱赎买雇佣兵却是罗马军事组织明显区别于其他奴隶制国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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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点是罗马军人大多来自各个城市。罗马帝国规定奴隶不能服军役，隶农从法律上说可以当兵，但必须征得主人的同意。我们知道，隶农原先是自由民，只是因为债务而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不得不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户，这部分人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农业生产者中占有不小的比例。根据帝国法律的规定，他们的全部财产都属于主人，没有自由迁移的权利。因此，隶农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去入伍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决定了罗马军团的兵源只能主要来自城市的自由民，特别是无业游民，而不可能是乡村的农民。要理解这支主要来自城市的军团的素质，了解罗马军人的骁勇善战，就必须去剖析罗马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罗马军团的高度组织性和士兵的勇敢善战来自于罗马公民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和神人同形的宗教信仰，这种意识形态只可能从古代希腊城邦形成的文化中继承下来，并且在罗马的城市生活中得到维系和发展。同样，它也直接依赖于城市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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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庞贝古城为例来剖析一下古罗马人的城市生活，就可以对这一点得到明晰的认识。庞贝古城因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被淹没，十八世纪被重新发现，成为现今人们研究古罗马城市生活的完整标本，那些已经变成化石的古罗马人的死尸，烧焦硬化的坚果、面包和水果，墙壁上保留下来的各种布告以及私人藏书，等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古罗马城市生活的画面。庞贝城约有二万人口，市中心有一个人们聚会的公共会堂，它是交易中心，举办各种竞技和表演。人们还建立了许多庙宇来祭祀众神。城中心的一边是朱匹特天神，另一边是阿波罗太阳神。还有庞贝的守护神——爱神维纳斯。庞贝城中一共有三个公共浴堂，一座体育馆，一座可容纳2500人的小型剧场和一座可容纳5000人的大型剧场，还有一座可容纳20，000人欣赏角斗的圆形竞技场。城市街头的广告竟达三千份之多。其中大多数是商业广告和公共事务布告，也有情书、春宫画和寻失启事。注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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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罗马城市和今天的城市作一比较，有一点非常奇怪，这就是，一座人口仅有二万人的城市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公共设施，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古罗马社会中的剧场、竞技场和会场所起的作用远比近代社会的电影院和体育馆重要。因为自由民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从这些公共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在这些公共设施中，他们选举自己的执政官，进行各种政治纲领的辩论，从政府公布的公报中知道全国各地的新闻。城市的公共生活铸造了罗马精神，形成了自由民生活的精神支柱。据说，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就是罗马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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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9年，罗马政府曾经设立了一个机构，定期公布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决议及全国各地的新闻。这些东西都写在一块巨大的白板上，挂在街上供人们阅读。在纸和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时候，只有在这种集中居住的城市生活中，人们通过聚会等各种方式获得社会信息，才能形成集体意志，使其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应当指出，庞贝城在古罗马数以千计的城市中只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它仅以虾露、白菜和葬礼略有名气，除此之外的一切，很少被人知晓。而整个古代罗马帝国，正是基于数以千计的类似庞贝这样的城市的繁荣，才能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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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是罗马军团的组织形式，还是军人尚武精神的维系，都直接取决于以商品经济为背景的城市生活的繁荣。没有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会有大量繁荣的城市，也不会有国家大宗的税收。自由民不在城市里吃商品粮，就不会维系城邦的存在和产生与之相应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也不会创造出具有高度组织性、机动性的罗马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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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罗马帝国政治大厦的另外两根支柱也是建立在奴隶制商品经济上的。罗马帝国的官员有两个来源，一是贵族奴隶主，一是“骑士阶层”。罗马帝国的骑士阶层实际上是日益壮大的商业奴隶主阶层。汤因比曾经指出，这个阶层办事效率高，能力强，在帝国时期几乎完全取代了贵族阶层，成为帝国官僚的中坚力量。他们管理城市、调查户口、地产，征收各种税，整个帝国的行政机器实际上是由他们运转的。罗马帝国的官制和东方有很大的区别。官吏中有很大一部分实行无俸服务。他们之所以无俸，因为他们是有产阶级。据史书记载，官员不但没有薪金，而且当选后还要付“就职费”，从3000到35，000塞斯泰尔乌提斯不等，有的竟高达60万。注244虽然就职金很高，但在帝国兴盛时期，有钱有势的公民争先恐后地竞争市政官位，因为这对他们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他们通常用自己的财产，支付行政官位所需的各种开支。如果他们管理的城市所征收的税额不足，有时，还要掏自己的腰包来补充，即使如此，元老和行政官的职位对商业奴隶主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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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骑士阶层不仅是官僚机构中的主要成员，而且是城市各项公共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是自由民各种社会活动所需经费的提供者。罗马各大城市的图书馆、竞技场等公共设施大多都不是国家投资，而是私人捐款建立的。据说，有些富豪为了追求名誉，投资之多到了不顾自己破产的地步。许多古罗马建筑的碑文为此提供了可靠的证明。一位百万富翁为威尼弟亚省兴建浴堂捐赠了160万银币。一位富裕的老太婆为建立庙宇和竞技场捐出了全部财产。在人口稠密的奥斯地亚港，卢西里体面地宴请全城居民，铺了一条又宽又长的大道，修复了七幢庙宇，重建了浴堂，并捐给市库300万银币。注245在奥古斯都时代，有一个阿提那城的富人送给本城公民的财产，达12，000塞斯脱。一个马赛城的公民，把他的全部财产都送给了城市。著名的小普尼林发财后，陆续献给本城60万塞斯脱，相当于今天75，000多美元，其中六分之五的款子，作为穷人的粮食基金，其余作为建造图书馆的经费。注246这样的例子，在帝国兴盛时期是举不胜举的。这种风气是古罗马城市得以繁荣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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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整个罗马帝国城市市政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只有存在实力雄厚的奴隶主商人阶级，城市管理、市政建设、城市生活才能正常运转。所以，当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趋于瓦解时，城市公共设施得不到修缮，市民活动的费用缺乏来源，甚至帝国的官员也没有人能够充当，各种职位不得不由国家强迫分担下去，帝国的政治大厦就濒临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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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我们对罗马帝国的分析陷入了奇特的因果循环：在我们寻找帝国非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结构何以建立之时，发现政治结构为它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恰是军团修建的罗马大道，政府职能所保证的税收、统一货币、法典权威保证了商品经济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我们寻找罗马帝国政治结构建立的原因时，又发现商品经济结构为它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无论是罗马军人的来源，自由民城邦爱国主义精神或神人同形宗教信仰，还是城市市政的管理建设，罗马帝国的官吏来源，都离不开以奴隶制商品经济为背景的城市生活。正像著名历史学家麦唐纳所说：“城市生活是在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地方社会组织上的主要特征。”注247我们从追溯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开始的研究，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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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寻求终极原因的决定论者，一定会为这个大圈子垂头丧气。但是，假如我们从这种直线式因果关系分析方法中跳出来，思想就会豁然开朗。它表明，当我们对任何一项复杂的事物进行整体研究时，寻求终极原因往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社会这样的大系统的每个具体环节，我们都能区别原因和结果，但把这些原因结果无限追溯下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循环。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循环，系统才表现出自我维持的能力。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结构，元首军事和地方自治的政治结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和神人同形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结构，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其他两方的调节而独立存在。没有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会有发达的罗马城市生活，因而就不会有罗马帝国政体和罗马军团，罗马精神也不可能存在。反之，假如没有罗马帝国政治结构和独特的文化的存在，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可能在罗马帝国发展起来，它的繁荣依赖着交通、货币、商业法的保证。这些都要依靠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的调节才能发挥作用(见图1.1)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晰地表达出社会结构各个组织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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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和因果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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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罗马、中国、印度——不同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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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对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上升为理论，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结构虽然是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对它进行维系(或调节)，为它提供条件，单靠经济结构本身并不能保持稳定。这三个子系统是互为因果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我们把它称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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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否普遍成立呢？为此，我们必须研究那些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的文明，看它是否同样得到印证。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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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最大的特点是：自秦汉以后形成了官僚统治的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官僚政治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结构之上。因为要维系庞大的行政系统，需要数万官僚和十几万吏员，必须有充足的税收来支持巨大的行政开支。在农业社会中，税收的来源主要依靠自耕农。没有他们提供兵源和各种劳役、租税，统一政府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只有地主经济的繁荣才可能存在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国家的劳役和税收有着充分的保证。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恰恰是地主经济。表1.1是十三世纪时英国和北宋王朝农村土地结构的比较。注248从中可见，即使到英国领主庄园衰落的前夜，自由农民和佃农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比例仍不高。而中国传统社会中，自耕农和佃农占压倒多数。一般说来，在一个王朝的中前期，它们大约占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它们是大一统官僚政治得以确立的基础。而且，大一统官僚政治结构还必须依赖大城市的存在，这些城市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由它们组成巨大的统治网，把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组织起来，它们像岛屿一样分布在农村的汪洋大海，使其周围的自耕农经济中，出现相当程度的分工和商品交换，以保证官员流动和国家管理工作的运行。只有地主经济才能包容这些郡县城市，如果是在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土壤上，大一统政权和郡县城市便会迅速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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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十三世纪英国和北宋王朝农村土地结构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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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英国土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