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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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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子系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组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呢？系统论和组织理论在研究小组织怎样才能组成大组织时，广泛应用了结构—功能分析。这种方法的要点是：先把形成大组织的每个子系统搞清楚，对其进行如下三方面的具体分析，第一，子系统的结构；第二，子系统结构存在需要的条件；第三，子系统的功能。也就是说，应该按照如图1.7所示的输入输出框图来分析每个子系统。输入是保持这一子系统生存的条件，输出代表这一子系统结构所具有的功能。图1.8表示对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这三个子系统分别进行结构—功能分析得到的结果。对每一个子系统进行结构—功能分析，基本上等同于寻找因果关系。因为功能总是结构的必然产物，而某种结构总是依赖特定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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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搞清楚了，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的条件也就不难理解了。系统论指出，当不同的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输入和输出)能完全耦合起来时，这些子系统就能组成一个稳定的大系统。比如有两个子系统A和B，当A的功能恰恰等于B所需要的条件，而B的功能又与A所需要的条件相符，这时，A的条件为B的功能所提供，B的条件为A的功能所提供，两个子系统就能在相互调节中保持各自的稳定，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组织。无疑，三个或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大组织也应是这样(见图1.9)。也就是说，只有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能够形成一个耦合网时，小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大组织。这就是所谓“功能耦合原则”。对于生态组织和生命组织来说，“功能耦合原则”是早已众所周知的。人体整个生命系统是由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子系统组成的，这些子系统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维持这种特定的功能需要严格的控制条件。人体中各个子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耦合是非常严密的，使它们互相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比如：消化系统执行着提供营养的功能，而消化系统的工作需要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血液循环系统又需要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功能，这些系统又都需要消化系统提供能源，它们互相耦合，形成了复杂的功能耦合网。假如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不能耦合起来，整个生命组织都要瓦解。任何子系统都不能独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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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功能耦合原则”运用到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我们马上得到了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所谓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必须形成互为因果、互为调节的关系，这是指每个子系统的输出刚好等于另一个子系统所规定的输入。图1.8中三个子系统的输出和输入联系起来，恰好能组成一个良好的耦合的网络，这就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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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并不是任何时候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都能做到功能完全耦合的。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基督教逐渐壮大，而基督教是不能和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耦合的。吉本曾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基督教的兴起会促使罗马帝国的衰亡。著名的比较宗教史家詹姆·弗雷泽也讲得很清楚：“希腊和罗马社会，是以个人屈从国家的观念作为基础的；它把国家安全，作为行为的最高目的，放在个人安全之上……东方宗教灌输了灵魂和上帝间的感通的思想，而灵魂的永生作为唯一值得争取的目的了；与此相比，国家的盛衰兴亡都降到了微不足道的地位。……由于这项转变而招致了重大损失。政治机体的总瓦解就出现了。”注252所以，东罗马帝国用信奉基督教的城市市民组织武装力量而屡遭失败，很多皇帝都为基督教徒不愿当兵而苦恼。这样一来，罗马整个军事、政治结构就失去了维持稳定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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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假如把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换成自由农民——奴隶经济(即以自由农民为主，奴隶制仅仅是小农经济的一种补充。罗马共和国就是这种经济结构)，它也不能同罗马元首军事政治结构形成功能耦合网络。小农经济不具备为国家提供大量货币收入的功能，也不能为军事政治结构提供大量城市无业游民。它无法同其他两个结构组成稳定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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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告诉我们，从功能耦合条件推导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并不是对社会的任何状态都成立。它仅仅刻画了社会各子系统互相维系的状态，或曰稳态。正如人体、生命和生态组织中，功能耦合仅仅刻画了生态平稳、人体健康状态一样。当生命系统和人体组织出现功能不耦合时，毫无例外地会出现组织的瓦解和死亡。社会组织的子系统功能不耦合时，同样将出现社会结构的不稳定。这就是系统论史观最核心的思想：一个社会要稳定地存在，要繁荣昌盛，它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必须互相维系，一旦不能互相维系，社会结构就面临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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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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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罗马共和国怎样演变为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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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系统论史观的核心概念，它是我们研究社会结构演化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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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用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可以证明互相维系的状态必然具有多样性，从而为解决在古代技术水平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为什么会出现如繁星般众多的文明形态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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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同样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只要有大一统官僚政治的干预和调节，可以成为地主经济结构；在贵族政治的条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强化，就表现为领主经济结构。同样是农村公社，在种姓制度调节下村社可以变成完全封闭的经济结构，而在佛教的调节下却能成为大一统的组织单元。在古代埃及，在多神教和神人合一政治结构作用下，又可以呈现出“诺姆”这一特定的形态。不同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进行功能耦合的方式更是丰富多彩，只要三者组成一个功能耦合的调节系统，就都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在历史的洪流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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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可以从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互相维系的方式得到说明，从而避免了历史哲学中那个令人迷惑的“最后原因的陷阱”。我们运用结构—功能分析，通过对社会功能耦合网的解剖，就可以指出罗马社会、中国传统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古代印度社会等一个个具体社会的各自结构特点，分析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用它们自身来说明它们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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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既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从来是作为一个互相维系的功能耦合整体存在的，那么，要研究社会演变的模式，必须从在整体上把握结构开始，孤立地谈经济发展，或者孤立地分析政治文化的发展线索是找不到社会演化模式的。只有从一个个孤立的因素上升到结构分析，我们才能从历史展开的互为因果大网中摆脱出来。就拿为何英国最先进入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来说，结构分析的方法告诉我们，绝不能单单追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线索，也不能仅仅分析议会制度的起源和宗教改革。因为，如果没有三个子系统的互相维系，它们中间每一个都不能稳定，都会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因此，要真正理解英国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必须去研究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议会制度、宗教改革后出现的自由主义这三个互相维系的子系统构成的整体(图1.10)是怎样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出现并取代封建社会结构的。一句话，必须从整体上研究结构生长和演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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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调节原理能否用来分析新社会结构的诞生呢？表面上看来，似乎很难。因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中的功能耦合分析只能说明互相维系的状态，从它出发，得到的只是互为因果的循环。一定经济结构的存在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建立为前提，而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又不能脱离经济结构而存在，至于问它们中间哪一个先产生，这无疑构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互为因果的解剖，充其量只是描述了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互相相关性，它只能解释存在，似乎很难说明结构是怎么产生的。西方结构主义哲学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中一些人认为结构研究只能揭示各个方面的互相关系，而不能理解发展变化。确实，如果把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仅仅理解为整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依存，这并没有超出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思想。但是，基于系统演化论的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结构主义是不同的。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所刻画的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不仅可以理解其自身怎样保持稳定的存在，还揭示了结构产生和演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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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考虑，如果由于某种变化破坏了功能耦合，那么整个社会结构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中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存在的前提，同时又是别的子系统调节的结果。因此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出现连锁反应。某一种结构的偏离，引起功能的变化，必然带来以这种功能为输入的其他子系统结构的变化。其他子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它的功能。结果造成功能耦合的破坏。整个社会结构因此动荡起来，除非找到新的功能耦合，实现新的稳态，否则动荡将不断地持续下去。在这里，“功能耦合”不仅能帮助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互相维系的状态，而且，是研究不能互相维系状态的钥匙。在讨论社会结构的演化问题时，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一系列奇特而重要的历史过程。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来剖析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这一颇有趣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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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共和国早期，罗马是一个城邦国家。城邦公民各自都有一份土地。当时，商品经济和奴隶制都不太发达，社会中有大量的自由农民存在。与这种经济结构相适应，罗马在政治上实行共和国制度。就拿它的征兵制来说，当时只能实行义务兵制。国家既没有经济力量，也没有必要去养活庞大的常备军。而大多数自由农民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自备武器装备。当时的罗马法规定，凡年龄在十七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役的义务。农民平时务农，战时入伍。根据公民的经济实力参加不同的兵种。最富有的一等公民是“骑士”，另一些一等公民和二、三、四等公民是“重装步兵”，五等公民是“轻装步兵”，赤贫者因没有经济能力亦不许在军队中服役。它表明经济结构同政治军事组织是基本适应的。但到公元前二世纪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图1.11是从公元前251年到公元前201年罗马公民中有资格服役的人数和公元前四世纪到前二世纪罗马军团编制数。我们看到有资格服役的人数是一条骤减的曲线。公元前251年尚有298000人，到公元前201年只剩下 214000人。注253吉本曾经说过：“在不过几代以后，罗马人民可能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果不是经常有被释放的奴隶和外来移民的补充的话。”注254总之，到共和国末期，罗马有独立财产的人只剩下一小撮，据当时人估算不过2000人左右。注255然而，当时罗马在政治上需要不断地扩大对外战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也需要强化国家机器以镇压奴隶反抗。因此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图1.11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军队经常在外作战的人数在8万以上，比注册编制数要高得多。显然，就军队来源这一条件来说，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功能耦合”被破坏了。政治结构需要军团继续扩大，而经济结构没有力量再提供兵源。这时，不改变政治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就不能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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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结构中某几个环节出现明显的功能不耦合时，往往会变成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交到人民面前。于是，社会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最初目的必定是围绕如何解决功能耦合问题。公元前二世纪末，在罗马军团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马利乌斯进行了著名的军事改革。他把公民兵制改为募兵制，不再要求有财产的自由民入伍，而从城市的无业游民中吸取源源不断的兵源。但是，军事结构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它的变化势必导致政治结构的变化，而结构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功能。因此，连锁反应开始了(见图1.12)。马利乌斯改革后，罗马共和国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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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募兵制必须解决军饷的来源。由于无业游民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参军的，所以为了维持战斗力，不得不经常提高士兵的军饷。这就带来了财政问题。国家必须有相当多的货币收入，否则募兵制就搞不下去。这势必造成对商品经济的更大需求。军事结构的变化立即从政治结构的功能上反映出来，影响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它大大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发展。我们知道，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对外战争曾赢得大量土地。如公元前418年和公元前381年，侵占了拉比库姆和图斯库普姆10708公顷的土地；公元前396年，侵占维爱37072公顷土地；公元前386年，侵占了庞贝40000公顷土地；公元前353年又侵占了卡勒38660公顷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数作为罗马的国有土地，除了小部分拍卖给个人外，大多数分给了自由农民耕种。这是罗马共和国保证小农经济存在的有力措施。据T.弗兰克统计，在公元前三世纪，约有四至五万公民得到了约100万犹格的土地。但到了共和国末年，由于国家对货币需求的增加，逐步放弃了这一类调节措施。实行募兵制以后，罗马共和国通过扩张得到的土地，不得不大量地拍卖给商人，以增加国家的货币收入，还有一部分则分给有军功的士兵和将领，留给国家作为分配给自由农民的土地则寥寥无几。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迦太基后，对迦太基的土地进行了大拍卖。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留给国库。结果在非洲兴起了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业主阶层，他们的大地产遍布全境。在尼禄时代，据老普林尼统计，约六个人占有非洲省全部可耕地的半数。注256政治结构上的功能变化，促使共和国的自耕农经济更快地瓦解，原有的耦合系统被彻底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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