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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军事结构是和整个国家体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罗马这个崇尚武功的民族来说，军事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如图1.13所示。注257军团司令官起初是六位军事保民官，由执政官任命，有时则由人民大会选举。执政官是由百人团会议选出的。当时罗马有193个军事百人团，按财产分为五个等级，一等级的98个百人团有优先表决权。军权是掌握在百人团会议手中的。这同义务兵制是相适应的。因为百人团会议本身就是以自由民的财产多少为等级划分标准的。义务兵仅仅在战时集中起来，战事一过就解散。因此百人团会议控制整个军队和军团司令官。但是，改为募兵制后，常备军与共和体制格格不入。首先，常备军中大多数是无业游民，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平民的观点，而百人团会议则控制在富有的人们手中，所以常备军和百人团会议经常在政治上不一致。这就为军事头目利用军队同元老院斗争，进行个人独裁创造了条件。实行募兵制后，雇佣兵一般服役20年，因此武装部队就成为在政治上经常起作用的独立力量。无业游民对贵族的财产等级观念十分淡薄，往往只拥戴自己的统帅，百人团根本无法控制他们。军队自然走上干政的道路，军权在政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军事头目进行上层斗争的政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共和政体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的稳定。由于军队倾向平民的利益，而且日益成为游离于政体之外的政治力量，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亦尖锐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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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兵制度建立以后，商品经济必须加快发展，骑士阶层即商业奴隶主阶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这一情况影响到文化结构。罗马的领土越大，买卖做得越广，越要考虑被征服地区臣民的特点和文化，这不仅要改变对征服地的政策，而且要改变仅仅局限于罗马本土的狭隘的城邦主义思想。罗马的泛城邦爱国主义精神从此发展起来，使文化结构也出现了某种变化。总之，我们从罗马共和国末期看到了政治结构不稳定带来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面。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加剧，军团统帅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利，奴隶起义和殖民地人民争取罗马公民权的斗争。这一切终于导致了罗马内战。直到罗马帝国建立以后，才在宏观上达到新的功能耦合。社会才重新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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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好像罗马共和国的瓦解是征兵制改革造成的。其实，兵源缺乏只是整个共和国大系统功能不耦合的一个方面，这种不耦合还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如政治上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加剧，经济上商品经济的扩大，文化宗教上各种思潮的兴起，等等。当社会结构功能不耦合时，变化的原因也是一个循环链。对此，从哪一点出发进行分析都可以，因为，从任何一点出发的分析，它们都是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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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在分析社会演化时，常常抱怨分不清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互为因果大网使他们在寻找终极原因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利用“功能耦合”的原理来研究这一问题，就能得到清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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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出现功能不耦合的情况，尽管一系列变化的锁链互为因果地缠绕在一起，在宏观方向上却有明显的规律。这就是：互为因果的变化过程一方面连续不断地破坏旧的功能耦合系统，随着破坏程度的加深，在宏观上却越来越趋向一种新的功能耦合状态。社会从一个旧的耦合框架日益演化到一个新的结构框架上去，罗马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见图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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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社会结构的演变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旧的结构功能耦合被破坏，而且不能恢复了，人们便开始实行各种改革，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慢慢地形成，它标志着新结构的建立，最终取代了旧结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演化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握，罗马帝国向西欧封建社会结构的演化，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演化，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整体研究。虽然在不同的结构转化中，功能耦合的方式和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从整体上看，演变的锁链之所以启动，源于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系统的破坏，是旧结构内部出现不能互相维系引起的。而新社会的出现必定意味着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建立，它实际上就是在已经破坏了的功能耦合系统中建立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过程。这样一来，社会结构演化规律的探讨就可以归结为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的互相维系的状态是如何被破坏，以及新的相互调节功能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这两个问题，把它们搞清楚后，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在西欧出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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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二章 古代社会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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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损害之中，善良者的损害是最不幸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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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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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即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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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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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是什么因素侵蚀了罗马共和国的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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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既然社会稳定时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互相维系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功能不能耦合的状态呢？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社会结构的演化无异于一句空话。因为功能耦合的互相维系系统是自我保持系统，它具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旧的功能耦合只要不破坏，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谈不上新结构的确立。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总是发现，社会结构即使没有受到外部冲击，互相维系的状态往往也只能保持一段时间，各子系统之间的不能互相维系迟早要出现。不同社会结构的互相维系的状态的破坏是否存在共同的规律?这是研究社会结构演化规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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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中分析了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演变的历史过程。显然，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罗马共和国也是一种功能适应系统。剖析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功能耦合的破坏，会给我们的研究投之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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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表明，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出现兵源缺乏的现象，主要是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急剧破产造成的。也就是说，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功能耦合的破坏是小农经济瓦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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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学家把公元前二世纪罗马自由农民急剧减少归为它对外征战的失利。我们在1.5节讲过，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调节措施，是把从对外征战中获得的土地分给或租给自由民，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但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这一政策的实施碰到了困难。当时，罗马在对外战场上遭到一连串挫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出兵罗马，转战于意大利半岛近十二年。罗马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米诺湖一战，罗马的四个军团三万余人几乎全部被歼。翌年坎尼再战，又有七万人被歼，一万人被俘。注258因此，罗马共和国用战争获得土地来保持小农经济的调节办法在这段时期内受到了干扰。无疑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深究，可以发现，它无非是一种外部原因。在整个罗马扩张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失利的情况，为什么早期罗马共和国对外战争的失利却没有导致小农经济瓦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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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罗马共和国中小农经济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瓦解，是破坏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无非是到了某一时刻，小农经济内部已脆弱到这样的程度：它再也经受不住战败的冲击了。历史证明，罗马共和国小农经济是被政治结构的功能慢慢破坏的。众所周知，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外征服战争。自由农民要为参战准备各种物资，而且把大量劳动力抽出来组织公民兵，这必然会延误农时，战争从来是自由农民不堪忍受的负担。但奴隶是不能参加对外战争的，他们一年四季在田间为主人劳动。因此，只要战争频繁，在经济结构中又有奴隶制并存，小农经济将无法与奴隶制经济竞争。如果战争打赢了，自由农民虽然得到了部分土地，但奴隶的来源也增加了，自由农民就面临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它至多是给不断衰退的小农经济打支强心剂。如果战争输了，则自由农民破产更加迅速。总之，只要战争长期延续，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状态，政治结构的这种功能从长期看必然一点点侵蚀与它适应的经济结构。自由农民迟早要破产到无法对罗马共和国提供足够兵源的地步。除了长期战争破坏小农经济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商品经济一旦从小农经济中萌发，竞争就开始了！土地兼并必然出现。但是，只要建立城市共和国，就必然会对商品经济产生较大的需求。可以说，商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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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似乎存在二律悖反。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是以大量的自由农民的存在为前提的；小农经济的稳定，又要依靠政治结构的调节。这种调节，使罗马共和国形成功能耦合系统。没有对外战争的征服，没有城市的建立和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谈不上罗马共和国的强大和扩张。但是，政治结构的必备功能，如战争以及对商品经济的需求，却慢慢地破坏着经济结构。这不是同功能耦合的调节原理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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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概念精确化，可以发现这里不但不矛盾，而且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调节性的破坏提供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出发点。功能耦合、互相维系是一种短期效应。无论从经济结构为政治结构提供兵源、提供商品粮，或是政治结构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对其实行各种保护政策，都是在短时间内有效的。但像频繁的战争、商品经济导致土地兼并这些破坏性因素的增长却是十分缓慢的。它往往需要近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才表现出来，它只是政治结构功能在长期内所产生的副作用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后果。罗马共和国结构的各个子系统在短期内虽然是功能耦合的，但因为政治结构的功能(如对外战争)长期作用却在慢慢瓦解着小农经济结构，使得功能耦合迟早有一天无法维持下去，旧社会结构一定会被新社会结构所取代。罗马共和国在扩张中必然要演变为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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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有无普遍意义呢?罗马帝国建立并达到鼎盛之后，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了，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已不占主要地位，代之以奴隶制商品经济；公元二世纪政治结构的对外征战功能也基本消失了，出现了“罗马和平”。一系列新的功能基本取代了旧功能，形成新的功能耦合系统。在新的系统中，是否同样存在结构因功能而释放出来的毒素由积累而瓦解的现象呢?也就是说，罗马共和国瓦解的原因在机制上是否具有普遍性呢？我们发现，这种导致功能耦合破坏的机制确实在罗马帝国中存在，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通过对这两个具体例子的深入剖析，我们将得到一个结论：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有自我破坏的倾向。它是社会结构不断演化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