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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社会结构之桶中的社会生活一定会不断增长，甚至到快满出来时，仍不会停止这种不断膨胀的趋势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社会结构和它所容纳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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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的关系可以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结构的支持作用，二是结构对生活的限制作用。我们前面已讲过，创造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人只有从这种结构中获得支持，才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每个人只有从社会组织中获得生活资料，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资源、经济能力对人口供养的支持，国家对科学团体经费的支持，社会交通通讯对人与人各种交往联系的支持，都是这一类。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的另一类作用是限制，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控制。原则上，它只允许人们进行对结构无害的活动。罗马帝国允许不同民族和各城市自治，但不允许违背罗马法律，更不允许自行组织军队。中世纪基督教也不允许从事异教活动。表面上看，由于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有着限制作用，社会生活不会无限增长；当它膨胀到赫胥黎之桶的边缘时，就会碰到社会结构对它的限制，从而放慢速度，最终停下来。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任何限制都有自己不能控制的地方，也就是存在盲区，而社会生活几乎是无限丰富的。因此，那些正好处于社会结构限制作用下的盲区部分仍会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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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何一种相对固定的限制手段来控制一个不断变化的对象时，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农药对害虫是一种限制手段，但久而久之，尽管提高了农药的浓度，害虫仍在不断繁殖。原因是任何一种农药都不是长期万能的，总会有一些昆虫对它产生抗药性。这就是控制手段的盲区。某一种农药的长期使用还会导致新的害虫。原因很清楚，关键在于被控制对象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而控制手段却是有局限性的。农药可以有效地控制没有抗药性的昆虫增长，这样恰恰给有抗药性的昆虫腾出了生长空间，而且昆虫本身会有抗药性的变异。因此，长期使用固定的调节手段去控制一个不断增长变化的对象，一定会出现那些处于控制作用盲区之中的部分不断增长。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的东西，而社会生活却是千变万化的，因此，社会生活中必定有社会结构限制作用的盲区。社会生活越丰富，盲区越大。处在盲区中的部分也就增长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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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习惯法和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是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西欧封建社会不允许与此矛盾的东西无限发展。但是这种限制也有盲区。基督教承认领主对农奴的支配权，农奴的子女还是领主的农奴。从表面上看，农奴和领主关系的确立是无疑的，无论多久，也不会改变其隶属关系。然而这种制度仍有自己的盲区。基督教严禁近亲结婚。而中世纪的庄园规模有限，农奴很难在本庄园中选择配偶，不得不到外面庄园去找。结果一个农奴和另一个领主庄园的农奴结婚，生下来的孩子属于哪一个领主呢？假如生了两个孩子，一个领主就应当分得一个。但基督教规定一般不得拆散家庭。家庭的完整是受到宗教保护的。这样，农奴的子女问题就有可能构成盲区。一代一代繁殖的结果，势必使盲区面积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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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扩大使控制性调节不得不经常改变办法。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是不能随便改的。发展着的生活就像射出的箭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增殖了的人口不能再消失，历史演变的既成事实不能否认。只要社会之桶还没破裂，它必然越装越满，最后整个系统将被日益增长的自身重量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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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日益扩大，在盲区中的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社会结构无法限制它，却还要支持它。它使社会结构的负荷越来越重。一般说来，随着盲区扩大，社会生活不断增长，除了使社会结构的支撑能力越来越紧张外，社会生活对结构没有什么直接的破坏作用。但是，当盲区的扩大一旦超过了极限，就会使社会结构松弛，把整个桶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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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领土扩张中把一个个民族容纳进来。奴隶作为战俘参加罗马生活的时候，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系统没有多大影响，随着奴隶的数量越来越多，奴隶制度越来越发展，奴隶的思想及奴隶带来的宗教信仰开始夹杂到自由民的信仰中，一个新来的神获得了罗马公民中一部分人的心。最后，罗马自身的文化被外来之水冲淡了。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庞杂，罗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对自由民信仰的维持能力日益减弱，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和信仰在罗马土地上繁殖起来，支撑能力的变化形成文化系统的变化，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宗教信仰的沉重果实都挂在即将断裂的社会结构的树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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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之桶容纳的社会生活越多、越庞杂，这个桶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一方面，社会生活把桶填得越满，越表现出桶的有限性，社会生活就会同桶的容量冲突起来。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受到空间范围的约束，本身也容易冲撞起来，发生对立和斗争。这一切都会振荡社会结构之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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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本章的思路归结起来就是：社会结构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将来是要毁坏的。毁坏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结构功能的异化。它是结构自己摧毁自己的过程。再者是附着在结构上的社会生活的增长，它迟早会使相对固定的结构与它容纳的生活不相适应。它表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够通过内在的调节力使自己永远处于适应状态，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社会内部永恒地存在演化的动力，促使其走向不能互相维系，走向新的社会结构。这种内在动力向人们宣告了生命历程的辩证法：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注定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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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三章 新社会结构的诞生：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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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间现有的万物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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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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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潜组织的成长和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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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功能耦合”对于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来说是一种“福”。它使得社会具有自我维系能力，并且为生活在这种结构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创造生活的框架。但是“功能耦合”同时也埋下失败的种子。“功能耦合”之际，也正是结构慢慢畸变异化之时。破坏社会结构调节性的祸水不仅因功能异化而积累，还随着社会生活的增长而释放出来。但是，自然界没有纯粹的过程，即使破坏也是如此！当旧结构逐渐瓦解的时候，另一种创造过程也正在悄悄地进行，这就是具有新结构、新功能的子系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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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功能异化从来是一把“双刃剑”，子系统“结构畸变”固然影响了旧结构的“功能耦合”，但畸变了的子系统结构也是有功能的，因此，对于组织内的每个子系统而言，“功能异化”同时在创造新的结构和新的功能。其中蕴涵着组成未来社会结构的砖块。我们在2.4节中举了池塘生态系统功能异化的例子。有机质的增长、腐殖质的沉淀是鱼、水草这些子系统带进来的附加功能，它们慢慢破坏了池塘结构。但是有机质的沉淀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子系统，它使池塘变成沼泽，沼泽中的淤泥恰好是青蛙、茅草、芦苇等新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在新的系统中执行着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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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制和大庄园的产生，大约是罗马帝国功能异化产生出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的最好证据。我们在第二章中详细分析过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功能异化的过程。这种异化除了破坏商品经济外，还意味着大世袭庄园的出现，当它们逐渐遍布于整个罗马版图时，预示着未来社会要由这些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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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之桶中社会生活的增长同样蕴涵着新组织的形成。当罗马帝国把一个又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容纳进来时，形形色色的古代宗教也被包容进来，并开始在帝国结构中成长。基督教一开始并未被罗马帝国看重，因为它同高卢人、埃及人、撒克逊人所信奉的古代宗教一样，只是社会结构之桶所盛的许许多多东西中的一种。但是，又有谁想得到，数百年后，它竟发展成取代罗马帝国的新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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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灭亡的社会好像一个巨大的墓地，未来结构的胚芽在旧结构机体腐烂之时就开始在这个墓地上生长。旧结构内部的功能异化愈是剧烈，每一个子系统的结构畸变愈是明显，畸变后产生新功能的子系统往往就愈多。同样，社会结构这一只赫胥黎桶盛得愈满，它就蕴涵着更丰富的未来结构的砖块。因此，与旧结构适应性破坏过程同步，存在一个形形色色的具有新功能、新结构的系统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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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结构的调节功能瓦解了，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出现了，这是不是一定会有新结构取代旧结构呢？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新结构的形成必须使各种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实行功能耦合，组成新的互相维系的状态。因此，新结构子系统所具有的功能首先要有用，它可以用来组成互为条件的功能耦合网。另外，新结构出现后，要能够壮大到占主导地位的程度，才能取代旧结构。这两个条件并不总是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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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功能异化只是导致社会结构子系统普遍发生畸变，虽然从原则上讲，任何一个畸变了的结构必然对应着新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大多是无用的，它们往往不能互相耦合起来，形成任何组织。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是一个畸变腐败官僚机构的新功能，但这种功能对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没有用处！罗马军团功能异化的后果是军队失去爱国热忱，士兵们一天天变得贪得无厌，他们对军队应有的职能如征战、保卫国家失去了兴趣，这种畸变了的罗马军队也具备某种新的功能，这就是抢劫城市。毫无疑问，这种功能也是没有用的。赫胥黎之桶中所包含的大多数东西也是这样，它们往往互不衔接，或者发生尖锐的冲突。也就是说，子系统畸变具有新功能和赫胥黎之桶包含的东西大部分对形成新的功能耦合毫无建树，它们是破坏旧结构的因素，我们将它们称为无组织力量。我们将那些对旧结构适应性起破坏作用而不能形成新组织的力量称为无组织力量，有关无组织力量的论述详见《兴盛与危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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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虽然创造新结构新功能子系统的过程总是和旧结构瓦解同步进行，但新的社会结构要从旧结构中脱胎出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一种机制来保证如下三个环节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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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结构解体时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新的子系统并不全都是无组织力量，它们中间一定要有可以成为新结构组织要素的子系统。我们将它称为潜组织要素的成长。潜组织要素必须是完备的、配套的。也就是说，这些代表潜组织要素的新的子系统必须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它们是互为条件，可以进行功能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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