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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城市一旦从旧结构中暂时剥离出来，就在新结构的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一方面，从城市产生出来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可能发展成新的潜组织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可以作为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潜组织因素结合的母体。只要城市重新统治农村，农村公社中的自由农民经济要素就能和新的政治、文化系统耦合起来。历史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首先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潜组织因素的结合。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东部和西部的文化系统是基本相同的，都信奉古罗马宗教。但东罗马受到东方、希腊和埃及的影响比西罗马大。西罗马作为罗马文明的发源地，在思想上比东罗马保守。在罗马帝国濒于崩溃之际，东罗马和西罗马在文化上的差别明显起来。东罗马的旧贵族元老少，新贵族多，他们中间很多人抛弃了旧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而在西罗马，随着城市的消失，基督教与帝国的政治机器产生了更大的距离，甚至被抛了出来，最后成为游离于政治结构以外的力量。因此必须有中介体，才能把基督教和政治结构重新组织起来。而东罗马帝国不需要这种中介，它的部分城市一直存在，成为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新因素结合的母体，结果，东罗马的基督教与帝国政府逐步合一，成为帝国的准意识形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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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罗马帝国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有着相互结合从而创造新社会结构的可能，但其创建的过程仍旧是十分痛苦的。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怎样改变旧的政治结构才能建立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所以，大多数尝试者仅仅怀着一种建立秩序，甚至是恢复旧体制的希望去东碰西撞。从查士丁尼到立奥三世继位，拜占庭的政治动乱频繁，它经历了三个正统王朝和六次篡位的宫廷政变，包括十七个皇帝更迭，新结构才大体建立起来。经济结构是农村公社中的小农经济、部分庄园的混合形态。它为政治结构提供税收和兵源。政治结构是一种军事官僚体制。公元七世纪起，君士坦丁堡开始实行军区制度，利用大量的自由农民作兵源，并把地方行政大权交给军事长官。这种军区制和古罗马总督统帅行省军团的体制是根本不同的，后者以城市为基础，前者以农村为基础。拜占庭的军队由自由农民和拥有世袭份地的军人组成，根据份地的多寡确定兵役。它实际上包含着军事封土制的因素。从此，拜占庭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成功地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新结构确立的另一个标志是《伊苏里安法典》代替了奴隶制的《查士丁尼法典》。新社会结构的建立甚至对文化系统也进行了进一步清理。东正教虽然属于新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旧结构瓦解时，相当一部分教会庄园化了，它拥有很多地产，与军功封土制不能互相维系。因此，在拜占庭的历史上出现了连续百年的“破坏圣像运动”。皇帝立奥三世没收了大量的教会土地颁发给军人。直到马其顿时期(公元867~1057)，拜占庭帝国新的社会结构才最后完成了取代，达到一种互相维系的状态。此后出现了社会发展安定而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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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军事封土制度会出现功能异化，分裂割据倾向的抬头必然使中央政府衰落。这突出地表现为自由农民农奴化，军功采邑慢慢演变为世袭庄园。拜占庭经济结构不断向庄园经济演化正是拜占庭衰落的重要原因。然而拜占庭帝国与查理曼帝国不同，它有相对发达的城市和商品经济，有官僚机器。可以采取措施抑制和减慢功能异化过程。拜占庭社会结构有一个微妙的特点，当功能异化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稳态时，中央政府衰落，政权重新龟缩到君士坦丁堡城中，只要国际贸易存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修复帝国的据点。所以我们在拜占庭帝国长达800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它的版图处于一种反反复复的伸缩之中。每当社会结构不能互相维系时，农民起义和外来入侵总是或多或少地消灭积蓄在社会结构体内功能异化的结果和无组织力量。为下一次修复打下了基础。这种情况，直到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国际贸易地位被新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城市取代时才结束。拜占庭帝国一直维持了近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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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建立了一种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只要对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它的潜组织要素产生的过程，以及相互结合和取代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就不仅可以理解是什么样的新结构可以取代它，还可以明白，每当一个旧社会结构瓦解时，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不同，社会结构瓦解后剩下的组织要素不同，就为不同形态的新结构提供了各种可能。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演化会出现分叉现象。当一种社会结构形成了功能耦合系统时，它自身的调节能力可以维持稳定。这时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的某些细小差别，英雄和领袖的作用，外来微小干扰，等等，不可能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当旧结构趋于瓦解时，以上因素对形成新结构的作用则不可忽视。新结构的形成之所以对各种偶然因素十分敏感，关键在于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剥离下来后，本身并不稳定，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它们如晶种一样，会造成由它们发展起来的潜结构出现很大的不同。在这里，我们解决了本书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既然人类社会都起源于原始部落和氏族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东西方模式的巨式差异，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结构。我们所说的解决，是指提供了一种方法。要真正理解各文明的演化道路，还要具体地分析各种演化机制，分析不同社会结构的组织要素，分析其特殊的功能耦合系统。虽然，有些要素还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难以知晓。但是，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断定，人类历史的演化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条直线，也不是一片无规律的混乱。历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无非是这种规律和人们原来想象的因果关系和决定论有所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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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四章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西欧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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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除了不能使一个女人变成男人和使一个男人变成女人外，它能够做一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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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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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世纪城市和古希腊罗马城市、东方古代城市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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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最先从西欧封建社会中产生？表面上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各式各样的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它们的演化过程。中世纪西欧、中国、日本、印度、拜占庭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在这里逐一进行具体分析似乎是难以实现的任务。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某些独有的特点，可以使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推断：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只可能在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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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也要经历结构取代的三部曲。首先是潜组织要素的出现，其次是潜组织要素形成功能耦合的结构，最后是潜结构取代旧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是商品资本和雇佣劳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代议制和契约关系，意识形态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个人观念和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这些潜组织要素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们往往出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大多只能在城市中完成结合。从这个特点出发，联系社会结构的取代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城市是旧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那么无论这种旧结构是什么，它们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潜结构形成的母体。道理十分明显，如果城市是旧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当旧结构瓦解时，城市也必然同旧结构一起同归于尽。资本主义潜组织要素与西欧封建社会潜组织要素除形态不同外，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它们不能游离城市而存在。自给自足的庄园可以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市场经济却不行。基督教可以游离出城市而乡村化，但现代价值却需要城市作为实现的场所。代议制和契约关系也是同样。所以，假如城市属于旧结构不可分离的部分，它就会从两个方面破坏资本主义潜结构的形成。首先，它作为旧结构的统治中心，是旧势力最强大、最顽固的地方，即使资本主义潜组织在这里产生，成长也十分困难。其次，当城市随着旧结构瓦解而衰落时，资本主义的潜组织由于无法从城市中剥离出来，它会随着城市的衰落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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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和拜占庭封建社会兴盛之际，如果仅仅从商品经济的规模来看，它们远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市政长官的法令汇编中可以看到，公元十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私人作坊及个体手工业者极多，他们在商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行会力量也十分强大，城市人口已达60万以上。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末期也是这样。明末景德镇制造瓷器的工人达10万之众，而且大多数都采用雇佣劳动形式。注290一般说来，城市生活繁荣，市民文化就容易产生。今天，人们公认人文主义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实，人文主义最早出现在拜占庭。早在十一世纪，拜占庭著名的哲学家米海尔普塞鲁就发展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提出哲学应与神学分离。十三世纪以前，拜占庭就出现过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潮。当时人们热爱古典文化，崇拜理性力量，注重人的个性。不少意大利青年来到这里求学。拜占庭许多著名的学者常去意大利讲学，比如瓦尔拉姆和他的学生皮拉特，就曾教过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学习希腊文字。格米斯脱·普利顿为了传播希腊和罗马文化，在佛罗伦萨创办了柏拉图学院。可以说，拜占庭的人文主义思潮直接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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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有可能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潜组织要素在中国和拜占庭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如何呢？它们虽然发达，却不能相互结合。它们在旧结构的土壤上显得繁花似锦，却不可避免地随着旧结构的衰落而凋谢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根植于郡县城市和地主经济中，它是旧结构的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大多是郡县政府衙门的所在地。大一统王朝一旦瓦解，这些城市的衰落也往往降临。每当中国大一统王朝崩溃之时，动乱首先破坏城市，于是市场经济常常在焚毁旧结构的烈火中化为灰烬。拜占庭帝国瓦解也同样出现城市衰落及自由农民农奴化的现象。虽然中国和拜占庭社会的演化模式并不相同，但资本主义结构都不能在这些社会中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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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上看，是否存在这样的封建社会：它内部有相对发达的城市，但城市又不是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呢？有的，它的典型代表就是西欧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都是庄园领主经济，政治结构是贵族政治。社会组织框架主要不依靠城市。农奴和领主的关系构成主要的经济关系网，一个个孤立的高墙壁垒的城堡是庄园领主的统治中心。因此，城市一旦形成，从一开始就是与旧的封建结构对立的东西。它并不属于旧的封建结构。这一点，可以从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的起源得到证明。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西欧封建社会基本形成后才慢慢出现的。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没有被组织到旧结构的框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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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公社”起源说，“庄园”起源说，“市场法”起源说，“卫戍”起源说，等等。有人认为它们是罗马社会残留下来的，有人则说是宗教集会中心形成的。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起源说并不正确。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既不起源于伯爵的城堡，也不起源于大教区管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们建立在商业贸易的交结点上，出现在封建关系最薄弱、封建统治鞭长莫及或权力真空的地带。例如，中世纪德国的城市，最初是一些商人从伯爵领地中借来的“城堡防效区”或公有土地，用栅栏围起来，作为临时售货点或居住点。他们付给领主一些租金。逐步地，栅栏内形成了一种不同于领主庄园的社会生活，一种不同于领主庄园的政治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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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不是旧社会结构的有机部分，而是掺进旧机体的异物。所以在这些城市中，旧社会结构的控制力量相对薄弱，无法阻碍潜组织因素的结合。尽管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较小，无法同东方大帝国的城市相比，却使资本主义结构的潜组织因素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并日益发展、壮大。历史学家们认为，虽然西欧中世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却存在三个共同的要素，即贸易、市民和市政府。这三者不仅是新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而且一旦出现，就是完备的、可以互相结合的。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功能耦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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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潜组织要素的产生和潜结构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西欧封建社会远未衰落之际，潜结构就顺利地形成了。其标志是城市自治。自治意味着建立一个政治机构来对新经济结构进行调节，突出表现在设立一种保护机构来对抗领主，维护市民生活和商业贸易，并为市民文化的生长提供土壤。虽然城市自治政府并不能完全排斥领主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缴纳赋税并服役。但他们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城市有自行管理的行政官，有团体印章，有市政厅和钟塔。即使是封建税收，也是由城市政府来课税，领主不能直接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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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城市自治也并不罕见。但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却是史无前例的创造。说它史无前例，并不是指城市贸易中心和商品经济的特点，而是指它同原有社会结构的关系。中世纪的城市自治与古希腊罗马的城市自治根本不同。罗马的城市虽然也实行自治，但它们是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维系帝国政治文化统治的同时，又是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尽管在后期城市对整个社会生活发生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但对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组成来说，城市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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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当旧结构之桶瓦解时，它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还会一天天壮大，成长为一个新社会的容器。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历史进程：城市的壮大繁荣和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而不是像中国、拜占庭的封建社会和古罗马所见到的那样，城市兴盛于旧社会结构的鼎盛时期，又与旧社会结构一起瓦解。公元十二到十四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衰落的时期，而西欧城市的数目却在此时增长了10倍，每个城市的人口也平均增长了两到三倍。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潜结构，正是在这时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过程很像埃舍尔的名画“解放”。最后飞出的那些天鹅就是资本主义结构。它们是从画面上的那个白色三角形演变而来的。如果我们说，那个白色三角形代表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新结构——中世纪城市的话，那么，它在画面上恰好是黑色图案本身的空隙部分。黑色图案代表着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应当说，任何一个人在挥毫作画之时，都无法担保图案的空隙部分正好形成一个潜图案，就像一个组织的否定和异化不一定恰好是另一个组织一样。而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恰好是这样的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刚好同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相反，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刚好同分裂割据的贵族政治相反，论证近代资本主义为正当的意识形态亦是从否定天主教中形成的。只要旧的封建结构瓦解，相反的白色图案就放大。这种特殊的取代机制只有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才有。我们认为，它正是西欧封建社会最先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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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响资本主义确立过程的三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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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然不会满足于这种高度宏观的分析。因为中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都确立了大致相同的封建结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过程却大不相同。其中，英国最先确立了资本主义结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比英国晚一个世纪之多；而德国的封建社会最顽固，整个取代过程步履维艰。既然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基本一样，为什么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过程有如此大的区别？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对资本主义在西欧确立的原因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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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三个国家封建社会结构相同只能决定结构取代的第一、第二阶段相同，即城市在封建结构中的状况相同，它保证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结合为潜结构的情况大体一致。无论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在十四世纪以前，城市发展的规模和程度都大致相当，然而，资本主义结构的建立有待于潜结构的壮大，并取代旧结构。结构取代的第三阶段完成得是否顺利，就要看其他条件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很大发展，已经具备了最后取代的可能性。虽然旧结构已经松弛，摇摇欲坠，但潜结构要占据主导地位，还有许多困难。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消化像海洋般的农村。资本主义结构从潜组织发展到占主导地位，意味着原来仅限于城市的市民社会要放大成整个社会。不仅其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有待进一步的成熟，更重要的是战胜农村、统治农村。用管理城市的办法管理整个社会，用经营工商业的办法去经营农业。这个问题是以往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没有遇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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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产生以前，传统社会都是以农村生活为其主要特征。中世纪后期的城市虽然强大，但整个市民人口却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城市虽然是一个潜在的新社会结构，但对农业社会来说，每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小得可怜的潜组织。一个个城市星罗棋布地生长在农村的海洋之中，只有把它们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战胜农村。这个过程是不会自发实现的。把一个个的城市变成统一的城市文明所遇到的内在障碍就是城市自治。中世纪的城市既然能从旧结构中游离出来，本身就具有另一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在结构取代的第一、第二阶段起着保护的作用，但在第三阶段就成为取代的障碍。正如本书3.2节中所说的农奴制世袭领地可以从罗马帝国结构中剥离下来而具有封闭性一样，对新事物的成长来说，每一次轻而易举的胜利都会带来未来的艰难困苦。自治城市虽然发展很快，却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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