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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自治城市必然带来封闭性的问题，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顾准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希腊的自治城市和城邦民主制必然形成每一个城市以自己为中心的“城邦本位主义”，即使城市间的文化是一致的，经济上是非自给自足的，但自治的外壳却使政治上难以实现统一。注291显然，罗马帝国建立统一的城市帝国，依靠的是罗马军团去实行民族征服战争。实际上，古代社会中那些包容众多城市的社会结构都不是依靠城市自身的放大建立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拜占庭或阿拉伯帝国，都是如此。中世纪城市虽然性质上和古希腊罗马的城市不同，但自治带来封闭性这一点却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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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资本主义潜结构怎样才能不断壮大，才能克服自身封闭性的障碍呢？显然，要使潜结构发展到主导地位，必须使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都突破城市的外壳，伸展到农村去。因此，它必须完成如下三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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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城市中原来仅仅建立在商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推广到农村去。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前，欧洲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仍然是农村。中世纪城市资本主义关系仅仅出现在商业流通和手工业中。使经济结构完成从封建经济全面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必须实现农业的资本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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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政厅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府。中世纪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自治政府，但是这些政府的总和并不等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利益，对其他城市的利益它往往无动于衷。因此，它们的总和不能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城市本身具有离心倾向，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最后取代不可能通过各城市为维护自己利益建立城市同盟的方式来实现。德国中世纪的城市同盟就是例子。1265年瓦解的“莱茵同盟”曾有100个城市参加。1376年内乌尔姆、康士坦茨等14个城市组成的“士瓦本同盟”，最兴盛时也有80个城市参加。著名的“汉撒同盟”曾控制北方海上贸易数百年之久。但是，这些城市同盟都不关心德国的统一，没有组成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因此，要把一个个城市中市民独立的政治力量组成一种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完成政治结构的取代必须通过凌驾于城市之上的统一力量，需要一种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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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现代价值要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必须以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为前提。虽然个人观念和理性主义可以在城市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不要忘记，在中世纪后期，市民充其量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现代价值在广大农村占据统治地位谈何容易。做到这一点需要宗教改革，现代思想唯有通过宗教才能深入农村、统治农村。显然，这三个转变反映了资本主义潜结构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所必需的过程。只要其中之一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结构的取代就不能最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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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实现这三个转变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从英国圈地运动和德国容克地主向资本家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实现第一个转化的条件是保证资产阶级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兼并。实现第二个转变需要强化王权来作为实现政治统一的中介。第三种转变即为基督教的入世转向，特别是新教的出现。新教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与信仰的分裂，为现代政治经济结构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或者通过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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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法国和德国建立资本主义结构的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其原因正是这三种转变进行的速度和方式不同。虽然中世纪时这三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基本相同，但王权兴起的时间不同，市民力量和诸侯力量的对比不同。这些因素一般不影响潜组织要素的出现及潜结构的组成，但影响潜结构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的历程，从而对结构的取代的第三阶段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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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政治结构的取代。市民组织要强大起来、统一起来，作为在全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一定要依靠王权来作为中介。王权的强大和城市的联合可以成为国家在政治上统一的中介。但如果王权过分强大，事物就会向另外的方向转化。王权毕竟不代表新的社会结构，它会反过来成为取代的障碍。因此，王权、诸侯和市民力量在不同时间的对比及变化，对政治结构的取代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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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杂的影响也会从经济结构的取代中表现出来。要使封建的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常常是先把农奴转变为自耕农或佃农，再把自耕农或佃农变为农业工人或雇佣劳动者(见图4.1)。而农奴转变为自耕农是一个可逆过程。关键取决于封建社会中诸侯力量、市民力量、王权力量之间的对比。众所周知，市民力量的强大和王权的强大有利于农奴转化为自耕农。相反，诸侯力量强大则可以使自耕农再度沦为农奴。因此，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是这三种力量的消长。王权和市民力量的增长对破坏封建农奴制经济有利。所以，王权的强大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转化，但是不是越强大越好呢？并不是这样。因为市民力量增长引起经济结构变化的机制与王权增长引起经济结构变化的机制是不相同的，它们的作用方向也不同。市民力量的增长标志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战胜领主经济，而王权的强大对庄园的破坏则是另外一种机制。王权通过官僚系统去限制和削弱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特别是国王剥夺领主在领地内的权力，更有利于农奴向自耕农的转化。王室领地扩大，官僚系统控制全国，标志着剥夺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一旦农奴摆脱对领主的依附关系，就由自己过去份地的大小来决定它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对于国王和市民来说，转变农奴为自耕农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这种转变一经完成，下一步利益会立即背道而驰。王权要限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利益，以便扩大税收，巩固统治。资本主义经济却要求瓦解自耕农经济，使农民变为雇佣劳动者。因此，王权强大到一定程度，又会与市民利益相冲突，反过来遏制城市的力量，阻碍经济结构的取代。同样，这三种力量的不同，现代价值确立的方式和道路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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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三种力量不同的增长方向，也就决定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不同道路。首先，假如王权的力量增长过快，压倒市民与诸侯力量之和，王权就可以依靠官僚系统形成绝对君主政体。那么，国家虽然统一了，却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王权虽然在早期充当了中介，后来却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王权与市民阶级的冲突会日益尖锐起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构只有经过一场激烈的社会动荡才能确立。显然，这是法国式的道路。第二，王权与市民结盟削弱了诸侯的力量，但王权的力量增长不快，官僚机器也不完善，王权既充当了转化的中介，又没有能力长期停留于绝对君主制阶段。结果，经济结构由自耕农经济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很快实现了结构取代。这是英国式的道路。第三，由于王权长期衰落，封建经济的瓦解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诸侯力量大于王权力量与市民力量之和。那么，王权就无力充当中介了，统一的国家也就建立不起来，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壮大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以致旧社会瓦解后结构取代仍不能完成。那么，旧结构在瓦解过程中会反过来对潜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使城市衰落，自耕农向农奴倒退，出现所谓“再版农奴制”。结果资本主义长期不能发展，这就是德国的状况。下面，我们来具体剖析一下这三条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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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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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议会和三角形均势：英国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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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王权力量、诸侯力量和市民力量怎样变化才会使资本主义潜结构最容易取代旧结构。显然，市民力量直接代表着资本主义潜结构的壮大程度，诸侯力量代表旧结构的势力。那么，王权力量代表什么呢？前一节我们指出，王权在政治上代表统一的封建政府，经济上则要维持自耕农佃农经济。显然，这正是封建结构和资本主义结构之间的东西。(见图4.2)王权实际上代表西欧封建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结构。它不同于西欧典型的封建结构，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结构，是结构取代的中间阶段。中介既然要完成结构转化的桥梁作用，那么，它的最优状态就是既存在、又不稳定。任何中介体过于稳定都会使转化停滞于中间阶段。因此，王权、诸侯、市民力量只有具备如下模式，中介体才是最优的。这就是，诸侯力量不断减弱，市民力量不断壮大，当市民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后，王权力量的增长受到遏制。如果这三种力量如此有序地消长，取代进程便最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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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在封建社会中，市民力量随着资本主义潜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增长，诸侯力量则随着旧结构的瓦解而削弱，但王权力量的发展却可以大起大落，诸侯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会使王权迅速衰落，而王权力量一旦强大起来，官僚机构的膨胀速度会大大快于市民力量的增长速度。怎样才能使王权力量处于最合适的比例呢？唯一的办法是利用王权、市民和诸侯之间的复杂关系，依靠它们两两结盟的机制。王权与市民在维持统一方面利益一致而与诸侯对立，诸侯在反对官僚机构方面和市民利益一致而与王权对立，王权和诸侯在维系小农经济方面一致而与市民对立。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它们三者可以在不同条件下两两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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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当王权、诸侯、市民存在两两结盟的可能性时，它们三者的力量一旦符合三角形条件，就能保证王权作为一种最优中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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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角形条件是指这三种力量任何两个相加都大于第三者，就像三角的任何两边相加都大于第三边一样。只要市民、王权、诸侯三种力量的比例符合三角形条件，它们中的任意两个联合都大于第三者(见图4.3)，就能既保持王权中介的存在，又控制王权的膨胀。当王权弱小，诸侯力量强大，威胁国家的统一时，市民力量与王权力量的联合大于诸侯力量，就可以保证国家的统一。当王权力量过大，市民又转过来与诸侯结盟，两者的力量就可以遏制王权的增长。当然，另一种结盟的可能性也存在，那就是王权与诸侯结合反对市民。但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结构由于其内部功能的异化，不可避免地有诸侯势力减弱、市民力量增强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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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从理论上推出了一个结论：只要王权、诸侯、市民三者存在两两结盟的可能，它们的力量满足三角形条件，就会出现一种最佳的中介体，使结构取代最为顺利。英国之所以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正因为它具备了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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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西欧各国中最先出现强大王权的是英国。这同威廉公爵征服英格兰，输入西欧封建制度直接相关。诺曼底军队一共有12000人，其中被分封土地者有5000人。而当时英国人口已达150万。注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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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少数外来者的统治，英国必须强化王权。在封建社会早期，市民阶级尚未兴起之时，王权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常常如昙花一现，很快被膨胀了的诸侯力量所吞没。但英国在十二世纪以前，由于存在特定的条件，王权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力量，这是因为英国诸侯的土地是在征服过程中逐步分封的，所以诸侯封地往往很分散，这一点与欧洲大陆的情况不同，诸侯力量的发展不至于很快强大到威胁王权的程度。另一方面，王权却可以联合英吉利人反对诸侯，这一切使英国的王权在十一到十三世纪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从1086年国王颁布的土地调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王权力量的强大，连农民圈养猪的数目都有记载。国王通过土地调查，普遍建立起向诸侯征收土地税的制度，这在西欧大陆是罕见的。表4.1是1086年和1279年英国剑桥郡的大、中、小庄园的百分比数目。这表明，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英国诸侯力量的发展受到遏制，农奴维兰的平均份地也由60英亩减至15英亩。注293十一世纪后，英国的城市开始兴起，到十三世纪时，市民力量日益强大。此时王权更可以联合市民反对贵族诸侯。亨利二世曾颁布武装诏令，建立由市民和自耕农组成的武装民兵，以摆脱军事上对封建骑士的依赖。注294表4.1 英国剑桥郡十一至十三世纪庄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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