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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至十八世纪，英国已经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法国已确立绝对君主制，德国却分裂成300个独立邦、50个利伯维尔和1500个帝国骑士领地。有的邦国还不如一个中等的村庄大。为什么德国王权不能成为统一的中介力量呢？过去，史学界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德国王权的长期衰落是由于教皇力量过于强大而造成的。确实，在整个中世纪，德国教皇力量比英、法两国都强大，但是，教皇力量的增长与其认为是王权衰落的原因，不如看成是王权衰落的结果。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教皇和王权是互相对立的，教皇总是支持诸侯反对王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英国和法国，教皇力量之所以不能无限扩张，正是因为王权对他的限制。因此，要真正理解德国王权不能成为真正中介的原因，这就需要具体分析德国王权、市民和诸侯力量在历史上的消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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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中，王权强盛起来并不是奇特的现象。但保证强盛王权的稳定，却需要一定的条件。对于德国来说，历史也曾提供了两次王权强大、实现统一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十世纪中叶奥托一世在位时期。公元949年，奥托成为第一个完全控制五大公爵领地的国王。他是十九世纪以前，德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国王。但是，王权的优势并没能保持下去，随着诸侯势力的膨胀，很快就消失在诸侯割据之中。我们知道，英国和法国保持王权的强大是有条件的。十一世纪时，英国国王和英吉利人联合起来抑制诸侯；十三世纪时，法国王权靠同市民的结盟保持稳定。而公元十世纪时，德国的城市尚未兴起。德国大多数城市是在十一世纪后才出现的。比法国和意大利晚两个世纪。难怪奥托一世的王权很难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奥托一世发动侵略意大利的战争加速了王权的衰落。在他统治的最后十年中，注意力集中于对外战争上，国内诸侯乘机扩大力量，反对王权。德国历史上王权的第二次强大是十一世纪亨利四世在位时期。当时德国的城市已经兴起，王权与市民结盟已有可能。1074年，莱茵市民帮助亨利平息了诸侯的叛乱。1104~1106年，教皇勾结大封建主发动叛乱，莱茵市民又一次站出来支持亨利。编年史中记载：亨利四世“军队的最大部分是从商人方面来的”。注307当时王权强大，社会安定。然而，亨利四世以后，王权很快又衰落了。王权稳定之所以又一次被破坏，关键是德国推行连续不断的对外侵略政策，结果破坏了王权与市民的结盟。据一位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951年到1250年，德国侵略意大利共43次，平均每六年一次。十二世纪以后，德国又一再发动对西斯拉夫人的大规模掠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多，易北河畔的西斯拉夫人逐渐日耳曼化，到十四至十五世纪时，他们已丧失自己民族原来的语言，完全讲德语。注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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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侵略战争为什么会导致王权衰落呢？首先，它破坏王权与市民结盟。市民之所以在王权与诸侯的斗争中支持王权，是因为王权代表着秩序，有利于他们发展工商业。他们对封建方式的侵略兴趣不大。因此，王权在战争中只能依靠诸侯的力量，因而总是强化骑士的队伍，对诸侯有利。果然，亨利四世以后，国王放弃了与市民的结盟，转而讨好诸侯，打击城市。1220年，腓特烈二世颁布法令，给诸侯以铸币权、司法权、收税权，并禁止城市收留农奴。此外，从侵略战争中获得大量土地，必然扩大诸侯的力量。当时西欧大多数封建国家都实行长子继承制，其余子女另找出路。原因是在封土不能扩大的情况下防止分割。而德国却可以在对外战争中获得大批的新土。正如一位威尼斯驻德大使所说：“世俗诸侯习惯把封邑留给长子，然后把其他领土、主教区或教会采邑留给其他孩子。这样，如果公爵有十个儿子，十个儿子都要求像父亲一样当公爵。结果，德国就出现了无数的伯爵、公爵和方伯……因此，大部分世俗诸侯总是乐于袭击意大利，好为他的什么儿子、什么兄弟和什么侄子等等，提供封地。”注309长此以往，对外战争必然导致诸侯封地扩大，王权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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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三至十五世纪，虽然市民力量已很强大，但是对外战争已使诸侯的力量强大到这种地步：即使偶尔出现王权兴盛，王权与市民力量之和，也不能大于诸侯的力量。因此，王权作为中介力量，在德国已失去了可能性。德国的三角均势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德国帝国议会制度上看到。德国的议会与英、法不同，它仅仅是诸侯表决的机器。帝国议会在表决重要的议案时，按惯例只有三票表决权，一票归选侯，一票归诸侯，一票归弗里敦镇代表。当议会快结束时，核对这三票，只要有两票赞成，表决结果就成立。注310而诸侯手中据有两票，违反诸侯利益的议案自然不能通过。弗里敦镇的选票只有选侯与诸侯发生矛盾时，才能发挥作用。王权则根本没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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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力量强大到足以压倒一切力量之和，全国统一的局面就难以形成。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各诸侯开始感到某皇室的权力变得过分强大，就经常引起王朝的更替。”注3111356年，查理四世颁发了黄金证书，从法律上正式肯定了七大选侯选举皇帝的特权。此后，选侯们专门选举那些对自己毫无威胁的弱小诸侯为国王。只要发现国王势力增长，就立即改选。国王成为统一中介的可能性就完全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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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中介的缺乏只能阻碍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进程，并不能保证旧结构不衰落。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全面解体，从经济上看，农奴已基本上转化为自耕农或佃农。但是，由于缺乏王权的中介作用，这一转化的结果与英、法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促使农奴向自耕农转化有两种力量，一是商品经济，二是王权。王权限制诸侯力量，促使农奴转化为自耕农，并保证自耕农的生存。但是，这一力量在德国不存在。所以十六世纪德国农奴制的瓦解完全靠商品经济的力量。因此，它得到一个特殊的结果：自耕农很少，大量的农奴转化为佃农或贫雇农。农村中贫富差别悬殊，大量农民没有土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德国不像英法那样有王权限制领主。因此，领主可以任意加重对农奴的剥削。假如有王权存在，领主经济出现衰落时，领主并不能任意剥夺农奴的份地，也不能随便提高农奴的地租。在德国，商品经济只可能使农奴中的一小部分演化为自耕农，而大部分则沦为佃农。尽管商品经济瓦解了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解放了的农奴已贫困得只能充当佃户。德国农民的境遇比英法的农民要苦得多。德国史学家赫茨研究了十六世纪初萨克森80个农村居民的状况，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80个村子共有居民4125户，其中完全没有土地的2689户，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五。注312也就是五分之三的农民没有任何土地。这与英法大不相同。弗兰克于1534年写道：“德国有非常多的乞丐和一般的穷人，多数人贫困体弱”，“城里游荡着许多穷学徒”，他惊呼“总共只有一半人劳动。如果除去他们的主人、闲散的市民、商人、贵族、诸侯、学生、神甫、各类僧侣、儿童、病人、乞丐和全体妇女，则劳动者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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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一方面是封建制度衰落，城市和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民力量壮大起来。另一方面是缺乏王权的中介作用，诸侯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农村中有大量处于赤贫状态的贫雇农，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王权衰落失去了与教会抗衡的力量。教会的掠夺与诸侯强大成正比。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改革以前，官方的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注314教皇对德国的掠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德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曾说：“教皇在德国的收入比皇帝多一百倍。”结果，这一切造就了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资本主义潜组织的生长提供了宗教改革的物质基础，农民极度贫困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提供了起义的基础，教皇对德国的掠夺使愤怒的人们把仇恨的目标集中起来，三者合一，正好造成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然而，诸侯毕竟是最强大的。个别诸侯保护了宗教改革，全体诸侯镇压了农民起义。因此，改革和起义只能得到一个结果：即逐步自下而上地完成意识形态结构的过渡，路德教从异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由于缺乏中介，政治和经济结构无法实现过渡。即使是意识形态的过渡，也经历了极其艰难的过程，这就是以不同宗教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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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至十七世纪，德国社会处于长期的混乱之中。本来新社会结构最后取代旧结构的过程已经开始，但由于缺乏中介，造成了分娩时长期的痛苦。取代过程中出现的动荡首先打击了新生长起来的潜结构——城市。结果，新社会结构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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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十六世纪初经济上先进的德国变成了落后的德国。恩格斯写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碎片，流着鲜血。”注315据统计，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德国人口已减少三分之一，在科隆、美因斯、特里尔大主教区境内，有二百多个城市和二千多个村落被毁。捷克居民在战前有300万人，战后减至78万人，一度以纺织品闻名的奥格斯堡战前有人口8万，战后只有12，000人。纺织品产量只及战前的十二分之一。城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遭到严重破坏，农奴制普遍地又盛行起来，自由农民就像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注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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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德国农奴制的消灭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商品经济的破坏，农奴制又恢复了。由于农奴制的瓦解一般地基于两种力量：王权对诸侯的限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农奴制的再版一般也有两种原因：王权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破坏。东欧和其他地区出现再版农奴制的原因十分复杂，在德国，由于王权从来没有强大过，所以出现再版农奴制的原因较为单纯，仅仅是商品经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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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结构取代封建结构的历史大大推迟了。它走了一条与英法完全不同的道路。首先要慢慢等待城市经济的恢复，此后又面临着西欧发达的商品经济造成的巨大国际压力。实际上，后来德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转化是在特殊条件下实现的。经济上，是在强大的外来压力下直接从农奴制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随着容克地主转变为资产者，农奴转化成了被雇用的农业工人和工人。没有经过英法那种先转化为自耕农，再转化为雇用工人的过程。政治上则是通过民族主义实现了统一。因此，后来的德国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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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比英、法、德三国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只要对结构取代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社会结构演化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细节。系统论史观无论是从宏观方面还是从微观方面，都显示出解释理论问题的巨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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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五章 结构取代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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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不仅仅意味着用一个现实去代替另一个现实，它必须用一个更大的发展可能去取代那个已趋于穷尽的发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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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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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哲学家讲过：“牛顿创立了一种人的语言，既能解释苹果跌落在草地，也能解释太阳的升起。真理就是在眼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到秩序，在庞杂的偶然性中发现必然。”前面几章的分析表明，只要从社会结构调节性的核心原理出发，应用系统分析，就能得到社会结构演化的普遍模式。我们用这一方法简要地分析了从罗马帝国到西欧资本主义确立这一历史过程，然而，系统论史观的生命力绝不仅限于此，它将为研究人类发展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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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一方法不仅可以用来研究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化过程，还可以用于研究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社会结构的演化。随着社会结构、潜组织要素的不同，结构取代的方式也不同。另外，我们只要稍微浏览一下第三章所讲的社会结构取代的三个步骤，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社会结构取代的条件十分严格，无论是功能异化创造新子系统的过程，还是潜结构的形成及占主导地位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显然结构取代不是社会结构演化的唯一模式。显而易见，当新结构不能取代旧结构时，另一种重要的模式就是旧结构的修复，这时社会结构的演化就呈现出一种“崩溃—修复”型。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到清朝两千年的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关于这一种模式，《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做了详细的分析。其特点是：旧结构功能异化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上，由于形成潜结构的过程被阻断，旧结构自身又存在修复机制，社会结构的演化就出现“修复—崩溃—再修复”的周期性振荡现象。这种演化模式反映了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从而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般说来，要保持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数千年不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内部的潜组织要素和无组织力量增长很快。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很少见到一个庞大的帝国可以稳定地存在500年以上。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无论它看上去如何强大，都迟早会成为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但是，假如社会结构属于“崩溃—修复”型，情况就很特殊了。我们往往能看到一种颇为壮观的历史现象，古老的社会结构保持几千年，但并不是在静态中保持的，它经历着一次次的崩溃和修复。伴随社会结构停滞的是周期性社会动荡。控制论把它叫作超稳定系统。中国传统社会正是这样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方面，它那古老的社会结构自秦汉到清朝长期地延续下来；另一方面，每隔二三百年，旧王朝就要崩溃，新王朝就要取而代之。中国传统社会的实例证明，复杂而庞大的文明社会，只有依靠周期性振荡的机制，才能保证生存数千年，这种演化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在世界史的研究中，它很可能也适用于古代埃及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注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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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方法还可以说明人类历史中生产水平进步的复杂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生产水平在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水平比罗马帝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水平比封建社会高。但在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生产水平的发展却并不是连续上升的。从罗马帝国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的2000年中，生产水平的进步是一条颇为奇怪的波浪式曲线。罗马帝国生产水平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在这以后的几百年间，生产水平就处于停滞状态。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整个社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公元五至七世纪，人口大量死亡，田园荒芜，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渐被遗忘。一直到八世纪，生产水平才重新开始上升。同样，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发展也不是连续上升的过程，它发展最快的是八至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到达顶点。十四、十五世纪，生产水平的发展又陷于普遍的停滞，一直到十六世纪以后，才又出现新的增长。为什么生产水平的进步呈现出如此复杂的波浪式特点呢？只要我们应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考察社会结构取代和生产水平发展的关系，就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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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生产水平和经济结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经济结构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经济关系网。生产水平则反映着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等。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时期，经济结构基本不变，但物质财富却在日益积累，生产水平处于进化中，它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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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二章中把社会结构比喻为一个桶，社会生活是桶中所容纳的东西的总和。因此，考察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结构取代的关系，必须探讨仅仅作为容器的社会结构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间的整体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十分复杂，但有一点却很明确，人类社会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必须要以社会组织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生产水平的积累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结构。就像蜜蜂酿蜜需要蜂巢一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在结构取代中出现旧社会结构瓦解而新社会结构又尚未形成的情况，必然造成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公元五到八世纪西欧生产水平的倒退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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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三章中证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新结构的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下来，一直到八世纪才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显然，为什么八世纪以后西欧生产水平又重新提高就不难理解了。那么，在某一种社会结构中，生产水平是不是可以无限增长呢？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能永远保持稳定，功能异化和社会生活的增长会破坏社会结构。这就使社会结构和生产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关系：社会结构存在是生产水平增长的前提，但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无限地容纳生产水平的进步。当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结构就会成为一个天然的界限，限制它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生产水平的发展都有一个固定的容量，超过这个容量，社会生活就会把桶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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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处于适应和比较适应的状态时，生产水平提高往往较快，因为社会结构对生产力的支持作用较大，限制作用尚没有表现出来；当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适应性一天天减弱，生产力的发展将碰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使生产水平的进步速度放慢，甚至停滞。所以，某种社会结构内的生产水平发展较快的时期大多是在这种结构建立后的中前期。罗马帝国就是明显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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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生产技术发展到顶点，尽管当时距离社会结构的瓦解还很远，但生产技术的进步已逐渐停滞了。当时，双轮犁和收割机械已经发明，水磨、筑堰修渠、利用水车、施肥等新技术都已出现。但是，这些新技术不能进一步地发展和推广，其原因是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界限，那就是奴隶制度。马克思说过，在奴隶社会中，普遍使用的只能是那些最笨重的生产工具。他说：“按照古人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是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人。他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注318因此，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尽管生产规模有很大发展，但生产技术、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等经济进步的要素却都有一个天然的界限，这就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容量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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