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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西欧农业生产力最大的改进是公元八世纪三圃轮作制和新的轭马法及马蹄铁的普遍应用，它提高了单位农田的产量，并使农业和运输技术出现了一次革命。其实，新的轭马法的改进在技术上极为简单，只是由过去把轭具放在马颈上改为放在马肩上，这样马在拉车时不至于让轭具压迫呼吸。因此马车的载重量提高了许多倍。为什么罗马使用了几百年的马车，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呢？当然，古代技术发明有偶然性。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即使这一发明在古罗马出现，是否也同其他那些机械发明一样得不到推广呢？这一点的确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奴隶不爱护牲口，对马车的载重量漠不关心。可以肯定，三圃制、马蹄铁这些看来并不困难的技术发明只有到西欧封建社会后才能普遍推行。这同社会结构的取代密不可分，农奴制在生产关系上比奴隶制先进，因而对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具有比奴隶制更大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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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结构对社会进步的容量限制是多方面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科学技术和其他创造性活动同样表现出固定的容量。罗马法是罗马帝国在政治上最了不起的创造之一。但无论是罗马法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都否定奴隶的人格。城市是罗马生活的基础，因而罗马是一个建筑大国，但是罗马皇帝拒绝用机器来搬运神殿的大柱，理由是它会使搬运工失去工作。阿基米得证明了杠杆原理，并利用这一原理设计了滑轮装置，把一艘新造的大船拉到水中。然而阿基米得也有很浓厚的奴隶制思想，因此常为自己设计的机械感到羞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古罗马的工商业组织规模很大，却又很脆弱，为什么很多新技术发明出现在中世纪看来落后的修道院中，而没有出现在“发达”的罗马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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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世纪前后，即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整个古罗马技术水平发展的顶点。当时，亚历山大里亚是西方科学的中心。托勒密的天文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都趋于成熟和完善。但是，从此以后，古代科学就再也没有什么发展了。古代自由民科学家已经做完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科学史家在分析当时科学的成就时，都十分奇怪，既然他们在几何和天文学理论上已经达到如此高明的程度，为什么会停滞不前呢？近代实验科学需要科学传统和工匠传统的结合，这在古代社会是做不到的，狭窄的城市社会和古代宗教使当时的科学家成为不被世人理解的一小撮。科学活动的天然藩篱就是城市里小小学院的高墙，在此之外，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和愚昧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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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限制生产水平提高的情况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同样存在。近年来历史学家发现，西欧封建社会自八世纪以后，经济一直在稳定发展，但十四世纪似乎是一个顶峰。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经济普遍陷于停滞。英国的羊毛输出量仅为1350年的三分之一，全国羊毛产量也下降了三分之一。注319西欧其他地区的情况大多也是如此，当时的德国普遍存在“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发现当时的法国耕地荒废、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学家发现当时的弗兰德斯城处于历史上最不景气的时期。西方的史学家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气候、人口、通货、战争等，结果却令人失望，几乎没有一条是能够普遍成立并令人信服的。但是，假如我们从任何一种传统社会结构对进步都有固定容量的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十四世纪正好是西欧封建社会从适应到不能互相维系的转折点，具有更大容量的资本主义结构还未形成，封建社会结构之桶又快要装满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已接近了社会结构容量的极限。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限制，使新的发展失去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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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技术发明来说，促进中世纪经济发展的大多数技术革新都是十四世纪以前完成的。英国用三圃制代替了二圃制，牧羊人饲养出大批高质量的羊群，尼德兰人完善了排干沼泽和筑提防海的技术，水磨工人制造出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建立了闻名世界的大面积专业化葡萄园，等等。从十三世纪末叶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英国十五世纪的农业进步根本不能同十三世纪相比。假如一个社会结构还存在创造生活的余地，它本身就鼓励人们去发明，而当人们的创造能力触到了既定的社会关系网时，它就要限制创造活动的发展。整个社会的进步必然碰到巨大的障碍。那么，十五、十六世纪以后，西欧生产水平为什么又有新的增长呢？原因是代表新社会的潜结构迅速成长起来了，它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不可忽视的程度。尽管完成取代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出现了某种位于封建形态和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中介结构，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占据了社会各方面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是在旧结构中的新社会潜结构成长带来的。这时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取代出现了同步现象。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的产业革命一直要到现代社会结构建立后才开始，因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比封建社会容量更大的结构形成，生产力大解放的时刻也就到来了。法国革命和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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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传统社会每一种社会结构对进步都有一个固定的容量，那么，对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容量就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根据结构来判断容量的大小，进而判断结构的演化是否代表着进步。只有新结构的容量大于旧结构时，结构取代才是一种进步。我们说，社会进步很像中国的箱套。这种传统工艺品是一个大箱子，里面一层层地套着小箱子。如果不同的箱子代表不同的社会结构，那么箱子的大小代表结构的容量。但是，社会结构的进步恰好同箱套的顺序相反，是在小箱破裂以后，从中长出一个大箱子来。从小箱子破裂到大箱子长成，社会难免不发生动荡。动荡就可能损伤或中断进步因素的发展。就像哲学家常说的那样，历史上很罕见某种长久的进步不是伴随着暂时的倒退。要使进步成为一种连续过程，不仅需要及时地用大箱子取代小箱子，还要尽可能地使取代近于连续地进行。那样在旧结构瓦解时，更大的新箱子就可以把进步因素从旧结构中吸引出来。如果取代不及时或不连续，就会出现暂时的倒退。我们研究社会结构的容量和取代过程，可以对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和变化作出清晰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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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系统论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正在形成一个不断深入、不断细化的研究纲领，它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条可以走出历史迷宫的道路。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一代接着一代，在被时间尘埃淹没的过去中发现事实，在错综复杂的史料中寻找规律。人们渴望着一种能够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哲学。本书仅仅是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尝试。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探索来鼓舞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尝试。四百年前，培根说过：“不做尝试的危险和失败的危险是不相等的。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损失巨大的利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损失的只是一点人类劳动。”我们的尝试很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坚信，如同人类正在逐步认识那浩瀚宇宙的规律一样，亿万人历史活动长河中存在的盲目性在人类科学和理性面前也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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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注1 详见本书附录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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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谈如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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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 ［法］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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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 ［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9~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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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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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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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这样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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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 马克思典范的方法论特征为经济决定论，我们把力图从市场经济的性质来界定现代性的各学派称为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请注意，属于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的学说是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或表面上不同意经济决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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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 我们可以用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为例说明这一点。他为了将现代资本主义和全球性远程贸易相联系，曾系统讨论过远程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发现荷兰在十六世纪已成为世界远程贸易的中心，随着英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完成，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的地位。布罗代尔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以最早现代国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虽然在十七世纪已形成，为什么工业革命却要等一个世纪后才发动呢？博兰尼也对此极为困惑，他曾这样写道：“在历史上最伟大之工业革命的前夕，没有出现任何征象预兆。资本主义没有预告就来了。”(［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173页)哈耶克从自由秩序原理来说明现代社会，本质上该说法和市场秩序是等价的。当然，从知识论探讨该秩序是二十世纪的贡献，亦是在某种意义上对为何市场社会可导致生产力超增长的回答，但只要不能回答为何这种社会最早起源于西方，都可以说是忽略了超增长的基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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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 我们把从价值系统和用思想来界定现代性的学说称为广义的韦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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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 ［英］基托：《希腊人》，徐卫翔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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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 众所周知，论述现代化和工具理性扩张之间关系的是韦伯命题。在科学革命起源上，与之相对应的是默顿命题。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研究生的时候，就对为什么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产生在十七世纪的英国这个问题感兴趣。他发现当时科学家大多是清教徒，因此想起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述。莫顿把有关研究运用到科学史，建立了科学社会学这门新学科。近年来，科学史家对莫顿命题是否正确作了系统考察，发现促使科学革命的是新教徒，而非一定是清教徒。即只要实现理性和信仰二元分裂，就能促进科学的发展。(本-戴维：“清教与现代科学”，载《科学与文化评论》2007年第4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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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 我们必须意识到，工具理性用几何公理般的思考方式去安排行动的计划和目标是科学的，然工具理性的扩张却不等同于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虽然与工具理性同样把科学作为社会制度、社会行动、政治法律背后的基础，但它与终极关怀的关系与工具理性不同。“科学主义”即使自认为可以没有终极关怀，没有上帝的信仰，但它却把科学作为道德和信仰的基础。它是一元论，而不是工具理性基于终极关怀(道德)与理性的二元分裂状态。西方近现代思想的主流一直是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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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4 ［美］麦尼尔(William H.Mcneill)：《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倪大昕等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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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 必须注意，契约论的基础是立约双方(或立约人)对契约内容的同意。当立约双方是群体或社会等级时，相应的契约关系并不属于现代性范畴。如西方封建等级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均由契约规定，在此意义上封建社会亦属于契约社会。但当时没有个人观念。这些规定封建关系的契约不是个人之间的契约。故现代社会组织原则是把社会视为独立个人之间的契约，而非一般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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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 契约论的社会组织蓝图最典型的例子是市场组织，因此有些社会学家把现代社会称为市场社会。近二十年来由于对市场社会中个人政治参与意识薄弱的反思，公共空间理论兴起。公共空间强调私人通过公开的理性讨论形成公共意见，以使得政治和社会领域形成的契约不等同于市场契约，但社会组织原则仍然是契约。其实，不仅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和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所涉及的社会组织蓝图属于契约论，霍布斯的巨灵、卢梭的公共意志建立之政治社会亦属于契约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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