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80980 注15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8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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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0982 注156  众所周知，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1694年亲政时就到西方考察，受到很大震撼，因此决定进行改革。“西化”这个词就是彼得大帝最先用的。彼得大帝的西化，在性质上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相似，即在不破坏原有社会整合结构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各种现代器物文化和制度。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前提是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彼得大帝曾想在俄国推行这样的转化，这就是1720年俄国宗教的变革，即废除传统的牧首制，模仿新教国家的教会设立神圣会议，但这一转型是不成功的，沙皇的权威仍来源于东正教。官僚机构的统治权威来自于沙皇，而不能建立在理性之上。除非强调民族主义，俄国现代理性主义和知识分子的成长始终是作为瓦解原有社会结构的因素而存在的。换言之，由于俄国的西化过程中，社会结构没有实现现代转型，彼得大帝的西化是保持原有社会整合结构前提下的现代化。但由于俄国离西方近，国家汲取能力强，接受西方现代科技比中国早，俄国现代化取得比中国洋务运动更大的成就。1725年，彼得大帝在他去世之前创办了科学院。帝俄的科学发展与西方几乎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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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0984 注157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的西化过程中，“一个有素养的知识上层开始循着现代欧洲文学、音乐、艺术与思想而形成。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彼得大帝最重、最有意义的成就”。(［美］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蒋学祯、王瑞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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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0986 注158  正如霍布斯邦所描绘的，这场战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催化剂。它包括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拿破仑第二帝国的解体和巴黎公社的出现。它对俄国的冲击是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在位)推行改革，作出解放农奴的尝试。(［英］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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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0988 注159  Hugh Seton-Watson,〖STBX〗Nation and State〖STBZ〗，London：1977，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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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0990 注160  ［英］亚兰·伍德(Alan Wood)：《俄国革命的源起》，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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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0992 注161  我们在前面讲过，俄国知识分子来自贵族阶层。知识分子这个字源自于拉丁文中的intelligentia，它由Boboykin创造。在1861年改革后随着知识分子阶层之成长，这个词开始得到广泛运用。由于俄国知识分子是从反思俄国社会弊病，特别是人人反专制和批判农奴制中产生，故它一开始就代表了一个特殊的可以接受新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整合之阶层。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iaev﹞指出：“西方知识分子是指从事脑力劳动与创造的人……我们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思想体系上而非职业和经济上的群体。它来自社会各种阶级：起初大多是贵族中比较有文化的那部分人，后来有了神父、助祭的子弟，也有的出身小官吏、及至解放了的农民。这就是完全被思想并且是社会性思想联合起来的平民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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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0994 注162  为什么俄国知识分子会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社会结构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东正教，东正教和工具理性始终存在某种对立。在思想史上首先表现为知识分子对二元论不感兴趣。由于俄国贵族对平等的追求，就自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而且，由于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是冥想式的信仰，在不信东正教时，一方面可以接受反理性的浪漫主义，另一方面接受黑格尔主义。众所周知，俄国的著名知识分子都是文学家，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也就是俄国的文学史。黑格尔主义加上浪漫主义，使得俄国知识分子天然倾向于对西方现代思想批判和否定的思潮。而辩证唯物论和马列主义正是否定西方二元论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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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0996 注163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117~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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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0998 注164  1905年1月俄国因缺粮导致骚乱，军队向前往冬宫请愿的14万工人开枪，两千多人死伤，触发全国性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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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00 注165  ［美］帕克斯顿：《二十世纪欧洲史》，王曾才、李孝悌等译，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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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02 注166  在某种意义上讲，列宁主义可以说是俄国传统社会整合危机之产物。它亦代表了俄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东正教后，从民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阶段。从1840年至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可以分成四代。1840年代为第一代，代表人物是赫尔岑，他们本身为贵族。这一代人反对沙皇而倾向于民众，鼓吹农村公社的优越性。他们相信米尔社会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第二代，代表人物为车尔尼雪夫斯基(N.G.Chernyshevsky，1828~1889)，他们中很多来自大学、文艺界，他们相信民粹主义，并开始走向虚无主义。表面上看虚无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但正如弗兰克所说“(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极强的道德主义)只是其虚无主义的表现和反映。当然依照严格的逻辑，从虚无主义中只能推导出道德领域的虚无主义，即反道德主义……但是，如果在这点上作一次逻辑飞跃，如果设法在心理上从利己主义达到利他主义，从关心个人的自我达到关心大家或者多数人的基本生活资料……那么只有道德主义才能成为这种信仰。”弗兰克进一步指出：“虚无主义的道德主义是俄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特点：从对客观价值的否定发出对他们(“人民”)主观利益的神圣化……因此人应当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大多数人的命运之改善，拒绝这一点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切行为和评价所遵循的古怪的推理链条，它在逻辑上缺乏根据，但在心理上却是紧紧衔接的。”他这样论证：“对此最适当的表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概念会将上述精神气质的三个基本特征联为一体，即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反文化倾向，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工人’，为了在实现道德要求中的普遍平等和团结而把最高需要压缩到最小极限。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从大约七十年代至今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多数人的幸福，他们的道德是为这一目的服务，伴以禁欲主义的自制和对自己价值精神需要的憎恶和鄙视。”(［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50~56页)他们把虚无主义付诸行动，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典型的代表是列宁的哥哥。列宁的父亲是一个小贵族，他的哥哥则对社会满腔愤怒，在大学中参加了暗杀沙皇的计划。本来在计划中他并不重要，但在法庭上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身上，结果被判绞刑。事实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俄国知识分子已开始从虚无主义转化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为第四代，这就是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代。1898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成立，这不仅意味着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而且还为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的诞生创造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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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04 注167  帝国主义说并非列宁原创，它由霍布森(J.A.Hobson)提出。1902年霍布森《帝国主义研究》出版，提出帝国主义起源于生产过剩，工业国家为了到国外寻找消费市场，就产生了对外军事扩张。列宁将该观点和马克思剩余价值说结合起来，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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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06 注168  卞悟：“列宁主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化”，载《二十一世纪》总第43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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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08 注169  1903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孟什维克主张搞党内民主，提倡西方的议会政党模式，而布尔什维克则强调党的纪律和基层组织。布尔什维克压倒孟什维克说明民粹主义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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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10 注170  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载《二十一世纪》总第43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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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12 注171  1921年列宁曾用新经济政策应付战时危机，俄国近一亿农民形成2500万个家庭农场。这时，村社是建立在家庭农场之上的，但并不一定受苏维埃控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中，苏联农业受到巨大打击。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行农业集体化，打击富农，将家庭农场组成的村社转变为国家控制下的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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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14 注172  ［英］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麦田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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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16 注173  这一点甚至表现在“帝国主义”这个词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源于拉丁文imperium，原意为(罗马帝国)至高的权力(supreme power)。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用于指动用军事力量来控制殖民地，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进一步被等同于现代文明与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英］雷蒙·威廉士：《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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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18 注174  ［美］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33~374页。(汉纳·鄂兰：国内通译为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简体字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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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20 注175  ［英］亚兰·伍德：《俄国革命的源起》，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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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22 注176  ［英］鲁思·海尼格(Ruth Henig)：《凡尔赛和约》，王鼎钧译，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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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24 注177  Arno J.Mayer,〖STBX〗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Containment and Counter revolution at Versailles,〖STBZ〗1918~1919，New York: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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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26 注178  博兰尼将其称为十九世纪现象，并指出相当多的社会思想家都被这一悖论所困惑，对该问题之回答是促使经济自由主义成熟之动力(［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169~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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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81028 注179  John Burnett,〖STBX〗Plenty and Want:Social History of Diet in England from 1815 to the Present〖STBZ〗，London,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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