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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0 正如法兰克·曼纽尔(Frank E.Manuel)所说：“马克思诞生在一个濒临世界末日大毁灭的社会中，根据传统的宗教模式，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远景，在那里没有基督徒或犹太人之分，也没有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之别。在马克思的灵魂深处有一个救世主的希望，这个希望深植在以色列众先知的律法解说者心中，代代相传一直到马克思父母的犹太牧师先人中。”(［美］法兰克·曼纽尔：《马克思安魂曲——思想巨人的光与影》，蔡淑雯译，究竟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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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1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275~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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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2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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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3 霍布斯邦这样形容西欧如何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中和世界拉开距离：“在1750年到1800年间，我们今日所谓已开发国家的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毛额，与今日所谓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样的……到1880年，已开发世界的每人平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到1912年，更高达三倍以上。”(［英］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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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4 ［英］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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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5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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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6 ［英］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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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7 Raul Hilberg,〖STBX〗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STBZ〗，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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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8 ［德］约斯特·迪尔弗耳：《二次大战与两极世界的形成》，朱章才译，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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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9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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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 Hannah Arendt,〖STBX〗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STBZ〗，New York
:Viking Press,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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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曾被称为“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社会”。(［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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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 罗马帝国时用红色带子将斧头的柄和榆木或桦木包成一束，斧刃部分露面，构成具有执行“斩首”之权力的“权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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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3 转引自谢小九：“法西斯主义如何起源于意大利”，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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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4 Carl J.Friedrich and Zlbigniew K.Brzezinki,〖STBX〗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STBZ〗，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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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5 如果抽取意识形态内容，仅仅从意识形态(而非法律)整合社会来讨论极权主义，只能得到空泛的结论。例如由于并非所有一党专政国家都实行计划经济，对人民自由的控制便有松有紧，故政治学者修正极权主义观念，将一党专政不那么全面之制度称为威权主义。威权主义虽然也是一党专政，但不一定满足上述六条之全部，在某些方面(如对经济的控制或官僚机构上)它没有极权主义那么强而有力。不少学者认为，极权主义渐渐失灵时，会发生向威权主义演化。实际上，仅仅从组织方式定义极权主义只是罗列现象。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之差别，也不能理解两者在何种条件下会互相转化。其实，脱离意识形态及其他和社会互动，极权主义是无法搞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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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6 阿伦特的理论大多是从纳粹德国概括出来的，最大的问题是混淆了法西斯主义和马列主义。因此对于苏联，它只有部分成立，而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阿伦特的论断大多不对。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高于法律，用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把它说成史无前例显然不妥。它带来“五四”后中国文化断裂也只是假象。固然，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时，必须依靠列宁主义政党，出现党国、党军、党天下，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没有的。但这只是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依赖的工具而已。就意识形态整合社会而言，“五四”以后的中国与传统社会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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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7 阿伦特曾将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比做洋葱，它具有外强中干内部完全空心的结构。由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分为群众和党员两部分，群众和政党党员虽然信仰同一意识形态，但两者的行为模式是不一样的。阿伦特将群众称为前卫组织，他们比党员要理性。他们如一道墙那样把党和外部世界隔离，使党看不到外部真实世界，从而使党员的行动能在极权主义教条的虚幻世界中运行不息。这种关系在苏联和中国都不存在。因为仅仅对于畸形种族主义，群众才成为前卫组织看不到真实世界的屏障，对于马列主义就不是这样。而且在中国，新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为道德，党员是对这种道德信仰最坚定的人，实际上党员和支持党的群众的关系与空心洋葱的比喻相反。当道德意识形态有说服力时，党是价值的源泉，是社会改造的原动力。知识分子和群众是团结在党周围的，党的意识形态文化并不是把知识分子的道德文化作为一道墙，而是对群众进行改造。所以党作为道德精英，党的意识形态处于强势时，群众是受教育的对象。反过来，当群众掌握新的意识形态时，群众可以摧毁党的意识形态。这里出现的是文化主体和权力主体特殊的互相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新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新道德。因此，意识形态运动并不是人的道德人格被摧毁，而是一种全民做圣人的群体修身运动的发明，个人利益在这种以革命为名义的群体道德运动中受到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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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8 ［英］伊塞·伯林：《马克思传》，时报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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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9 Anthony Sampson,〖STBX〗The Anatomy Europe〖STBZ〗，New York
:1968，p.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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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0 ［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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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1 当然，由于伊斯兰教义对政治经济制度规定的含混性以及教派的分裂主义，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慢慢形成主观认同，成为伊斯兰民族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的基础；但伊斯兰教本身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性质，使得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民族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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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2 ［德］赫尔穆特·麦切尔：《近东与中东危机》，王道、葛斯、康春华、海娴、蒋仁洋译，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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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3 因以色列的存在，建立大阿拉伯联邦严重受挫。1967年的六月战争以色列以寡敌众，击败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诸国联军。继埃及之后，伊拉克亦想统一阿拉伯诸国实现泛阿拉伯主义；但由于伊斯兰内部的宗派主义，二十世纪重建奥斯曼帝国那样的伊斯兰国家是不可能的。随着社会主义失去吸引力，泛阿拉伯主义衰落，其后果是背后的伊斯兰教认同进一步凸显，泛伊斯兰主义取而代之成为抵抗西方建立统一政治组织的力量。泛伊斯兰教发源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主张伊斯兰社会建立统一政治共同体，对抗基督教帝国(［英］柏纳·刘易斯(Bernard Lewis)：《中东》(下)，郑三书译，麦田出版社1998年版，第480页)。它是伊斯兰社会在西方现代冲击下的前“民族主义”思想。1970年前阿拉伯世界一度把解放巴勒斯坦定位作民族解放运动，当泛阿拉伯主义被泛伊斯兰主义取代后，动员口号迅速转化为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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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4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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