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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饥荒是偶发事件的话，那么饥饿就是永恒的威胁，是人们每天都有可能遇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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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不是一次性的事件，也不是每次出现都完全相同的事件，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过程。人们占据了新的土地，改善了耕作的工具和技术，生产出了更多的粮食。但是与此同时人口数量也上升了，一直上升到食物再次供不应求为止，不过战争和蝗灾也有可能打破二者之间的平衡。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几乎所有地区上述这些情况一直在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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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贫穷和饥荒的循环出现在14世纪初，并在1348年达到了顶峰，在那一年，一种虚弱人群极易感染的恐怖疾病出现了：黑死病杀死了近四分之一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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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有无数人要忍饥挨饿的社会中，没有饥饿问题的人们很自然地就有了优越感：饥饿一向是认清人本性的有效工具。一神教一直以来就与饥饿联系紧密。所有的一神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倡禁食，用这种方式来说明神灵能帮助我们做到任何我们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人们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来向至高无上的权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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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需要通过违抗人天性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优越。这是文化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这种文化不帮助我们解读这个世界，反而在创造着许多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东西。禁食这种行为是文化的胜利，是文化值得骄傲的纪念碑。宗教思想认为存在比人类更优越的物种，或者说认为人类是一种低等生物。在这种思想看来，吃饭就是虚弱的表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吃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变得更好。进食一直以来就被视为人类的一种沉重负担。高等生物根本无须进食。在基督教的经典中从来没提到过上帝吃过什么东西。在希腊—罗马神话体系中，类人的众神只吃神食喝神酒。根据基督徒的说法，禁食这种行为是从天使们开始的，而天使也是超自然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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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禁食也就意味着选择不遵循自然规律，而转向遵循文化规律。而这种文化规律、宗教规律却是超自然的。它超脱于自然，主宰着自然。自然变成了一种堕落，肉体变成了一种堕落，进食也变成了一种堕落。而这种超自然的东西看上去却好像是在对一切进行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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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解决饥饿问题，吃东西是最直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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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能够暴饮暴食并不是什么罪过，而是一个神话。少数人吃大量的东西，而大部分人依然吃得既少又差。肉类食物变成了贵族们才能吃到的东西，因为他们还享有捕猎的权利。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欧洲人的饮食都简单而单调，而且还要靠天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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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中，人们面临饥饿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食物的缺乏：耕作技术过于原始，再加上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有的时候食物是够吃的，但是这些单调的食物提供不了足够的营养，于是不断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在主宫医院，中世纪巴黎最大的医院，大量病人在缺乏药物的情况下只能靠住院来治病，很多人只能祈求奇迹的降临。很多年后人们得知在那里住院的很多病人后来都病愈出院了，原因是病人们在医院吃到的面包比在家里吃的更有营养，他们在家里只能吃到用麸皮做成的黑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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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富人和穷人在饮食上的差异还体现在调味料上：辣椒、丁香、肉桂、生姜、藏红花……穷人根本买不起这些调味料。16世纪，当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之后，少数人的餐桌上又出现了以奶油、新鲜蔬菜和其他城市里才有的特殊食品为主的新的饮食方式。饮食的差异就是阶级的差异：有或者没有，吃或者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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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医生们也在里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人出版了很多有名的著作。例如雅克·杜波依斯在于1545年在巴黎出版的《适合穷人的饮食结构》一书中就说道：“穷人们的饮食应该围绕着符合他们情况的食物做文章，例如黑面包、洋葱、大蒜、韭菜、面糊粥、一点点熏肉、素汤等，而不要总是想着那些只有绅士们才懂得如何品尝的美味佳肴。”看上去他好像是在为穷人们着想，他认为穷人们的胃适应不了禽类的肉、鱼肉、甜品、新鲜水果，还有其他的美食，他们消化不了这些，是会生病的，而且还有可能因为想吃这些东西而丧命。幸运的是，科学并没有按照这些人的思路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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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布拉先生坐了下来，做了感恩祷告，主人们就开始吃那顿吃不完的午餐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小木碗汤，纳西索斯[17]要是碰上喝那样的清汤寡水，那么他面临的危险要比在清泉旁碰到的更大。”克维多[18]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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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饥饿，人们幻想出了一些神奇的地方，在那些幸福的国度里，房子都是用火腿做的，房顶是鲑鱼和鲈鱼，而“人们在街边烤着雁肉，餐桌上铺着华丽的桌布，桌子上还有洁白的蒜粉，不远处还有一处酒泉，美酒不断从中涌出”。不同的民族给这种地方起的名字也不同：科卡涅、库卡纳，或者直接叫安乐国。但也有相同点：它总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在海的另一边。有趣的是有一天，一群从西班牙出发的航海者们以为自己找到了它。美洲大陆当然不是那个传说中的幻想国度，但是那里生长的作物却永远改变了全世界的饮食习惯。土豆、番茄、玉米、胡椒，还有其他一些食物，使得穷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但仍然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饥饿仍然存在，饮食问题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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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后，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农牧业技术发展了，但是人口数量也呈爆炸式增长，很多人吃得更少了，他们餐桌上食物的种类也更单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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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正是乔纳森·斯威夫特[19]创作他的《一个温和的建议》（1729）的时候，这是最伟大的讽刺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讽刺性地提出了一个解决爱尔兰饥饿问题的建议——吃掉那些饥饿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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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年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只有12万了。然而问题仍是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在目前的条件下，迄今所提的方案无一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既不能雇他们从事手工业，也不能雇他们从事农业；我们不需要建造房屋，也不用开拓耕地。这些孩子在六岁之前几乎不可能靠偷东西来自讨生计，除非在那些他们有望拉帮结派的地方。我承认，他们很早前就开始入门了，但在这段时间他们还只属于见习小偷。我从卡文郡一个数一数二的乡绅那里了解过此中内情，他曾对我断言，在这样一个因对那门艺术掌握得最迅速、最熟练而闻名的王国里，他却还从没听说过哪个地方有小于六岁的小偷的一两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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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曾很肯定地对我说，12岁前的男孩或女孩作为商品并不适合销售，即使他们到了12岁，他们的利润也不会多于3镑，最多通过交易获利3镑5先令，可这并不能补偿他们的父母，也不能补偿给这个王国，因为他们吃过的东西和穿过的衣物值的钱至少是这个数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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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谨此提出我的想法，希望不会遭到任何反对。我在伦敦的一个深知内情的美国朋友向我证实，一个年轻健康、营养良好的孩子在一岁的时候是味道最美、营养最佳、最有益健康的食品，焖、烤、煎、煮皆可；而我也确信无论做成浓汤炖肉还是蔬菜烩肉，他们都一样美味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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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谨将此建议提交公众考虑：上面提到过的12万名儿童，2万也许可以用于饲养，其中男性只需四分之一（这已经比猪牛羊的比例大了），我的理由是：这些孩子大多不是合法婚姻的产物，我们的粗人也不会计较这些，因此一男足以配四女。剩下的10万名儿童在满一周岁时可以卖给国内有权有势的人，但要总叮嘱他们的母亲在最后一个月让他们喝饱奶，把他们养得圆圆胖胖，这样做成饭菜也会更可口。在招待朋友的筵席上，一个孩子可以做成两道菜，家庭聚餐的话，孩子的前后腿的四分之一已经可以作为一道好菜了，如果加点胡椒粉和盐腌上四天再煮，味道将更好，尤其是在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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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的建议当然不会被施行，但也没有什么能保证没有人这样去做。他的老乡、可敬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似乎就有点把这个建议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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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整个巴黎城都陷入了饥饿中。每天早晨从四点开始，女人、孩子和老人们就从被恐惧和不安笼罩着的黑人区最深的巷子里拥出来，喊叫着‘我要生存’。一块面包可能就是一场胜利。但是，他们能获得什么样的面包呢？一块像是混了土的发黑的面团，不停地散发着恶臭，面粉里很可能掺杂着许多有害身体的成分。谁能体会一个怀抱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的那种绝望感呢？”路易斯·布兰科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一书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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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这一切的根源。在当时的巴黎，一个短工每天只能赚不到20苏[20]，而他每日所需的四磅面包（约合两公斤）的售价要大于15苏。因此成千上万饥饿的人们涌上街头，呼喊着要面包吃，而他们收到的回答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笑话之一：“没有面包吃的话，吃蛋糕不就好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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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法国，革命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时至今日，这场革命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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