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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你的孩子要想痊愈，就还得在这里住上几天。你觉得你丈夫的话比医生的更有分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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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但他是我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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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很生气，但我试着去理解他们。”希腊医生玛利亚对我说。她说她有时候很生气，但也去试着理解这些印度妈妈，因为她们很想搞懂在她们的孩子们身上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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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MUAC指标作为例子吧，我们通常根据这个指标去测量孩子的胳膊，胳膊粗度低于120毫米的孩子就处于营养不良状态，高于126毫米则证明他是健康的。我们很清楚这6毫米的差距是有多么的重要，它说明了很多问题。但这些印度妈妈对此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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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们对营养不良毫无概念，那么当你对她们说孩子们营养不良的时候，她们是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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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大多很疑惑。她们对这个她们不了解的疾病很茫然，有时候会怀疑你的能力，她们认为我们制定的治疗方案压根就不是什么治疗方案，因为既不打针也不吃药。她们说这不对，真正的医生是会打针的。这些妈妈不愿意待在这里，因为家里有很多事情等着她们去做，她们认为那些事情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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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这是因为她们不重视孩子们的健康还是说她们压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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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很在意自己的孩子的。为了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她们往往要走上好几个小时，她们同意给孩子做她们完全不了解的治疗，哪怕有时候她们压根不相信孩子得了什么大病。但是她们确实还得照顾其他的家人，她们的家里往往有不止一个孩子，也可能家里还有头奶牛要照料，她们认为要是在这里耽搁太久的话家里其他的孩子或者奶牛就会生病或者死去，那时家里的情况会变得更糟……有时她们必须做出选择。这种情况很常见，她们虽然很担心生病的孩子，但最终她们不得不做出看上去损失更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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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诊的是女医生的话，情况往往会更糟。玛利亚今年30岁，精力充沛，保养得很好，她对我说这种事情在她身上经常发生：她接诊了病人，问了好多问题，那人盯着她看，然后又走进来一位男护士，这时那位正被接诊的病人会对着男护士说：“医生，您终于来了，我等了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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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前印度政府就已经决定禁止使用胖胖仓的产品来应对饥饿问题：无论是胖胖仓二代酱还是其他什么产品。这像是一种饥饿民族保护主义，他们说印度有自己的治疗营养不良的产品，没必要使用针对其他地区饥饿人群设计的产品。印度人说他们无意把营养不良的话题扯到医疗问题上：政府不需要“治疗”营养不良，而需要“预防”营养不良，他们要做的是维持稳定。因此他们给穷人提供补贴，为学校提供食物，并建立了一套相关体系。然而事实却是，如今除了6000万长期营养不良患者外，还有800多万重度营养不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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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说这是外国公司的阴谋，目的是在印度建立跨国公司来倾销商品。他们认为印度有能力利用当地企业来生产本土化的产品。然而他们并没有付诸行动。无国界医生组织曾试图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的做法行之有效，比劳尔的医疗中心就是这一意图的直接体现。印度政府没有干涉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行动，他们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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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很多刚到医疗中心时情况极度糟糕的患儿在食用胖胖仓一段时间后，死亡率比正常情况下明显降低，具体来说降低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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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是有效果的。如果方法得当，营养不良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正确的疗法因为政府的阻挠而没有得到推广。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突出表现了当地社会的不公和一种社会模式的暴力，尽管他们治愈了一部分患者，却仍有上千万人得不到救助，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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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说希望那些病人没有面孔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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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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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只不过有时候我希望那些患者最好没有面孔。”她说，每次她看过那些病儿的脸之后，睡觉时就会不自觉地想起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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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极度营养不良的女孩，被送来时才十八个月大，由于感染，几乎已经不能呼吸了。那是个周五，然后我们周六一整天都在努力救治那个小女孩，想让她的情况稳定下来。但是周日的早上女孩的父亲来了，对我们说他们要走了。我坚持说不行，我说如果他们就这样把她带走的话她一定会死，但是那男人说他是孩子的爸爸，他知道该做什么。我很难过，很失落，但我还能做什么呢？周一早晨我们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小女孩家，结果他们说她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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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悲伤之余，她第一次了解到了她这份工作所能做到的事情是多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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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受社会的限制……要是在欧洲碰到这种情况，你会尽一切可能去施救，病人最终离世的话也是因为你不能再做得更多了。这里的情况恰恰相反，孩子们的死是由于他们的爸爸想展示自己的权威，我们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所以我说我们在这里的力量太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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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工作是基于现实的，作家也是一样。只不过作家用几年时间写出来了作品，却不知道它们会被多少人接受。作家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有时候一个作家有五六个读者，有时候有成百上千个。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作品永远在那里。医生不同，医生是处于暴风雨中的人，他们要面对的是最极端的状况：如果把病人治好了，他们就是好医生，如果治不好，哪怕不是由于医生的原因造成的，他们也会被视作失败者。就算他们把病人治好了，可能到了第二天病人也就不会记得他们了，而医生则依然处于那极端的状况之中，因为他还要继续治疗新的病人。当医生比当作家更难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无法欺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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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塔的丈夫那天晚上来到了这里。那位阿尼塔眼中至高无上的一家之主是一个身高一米六、体重55公斤的小伙子，肤色很黑，一头鬈发，穿着双很大的拖鞋。看上去他大概有20岁，也许是25岁，他有点粗暴地抱着自己的女儿，抚摸着她，还哼着小曲。之后他见到了一位印度医生，他说他们得走了，因为他在德里工作，他得把他家人带回家去。这不是事实，但是医生是不会知道这点的。医生坚持让小女孩留下来，起码再在这里待上几天，她需要继续接受治疗，因为体重不足六斤意味着她仍处于危险之中，随时有疾病会夺走她的生命。阿尼塔的丈夫说他是小女孩的爸爸，他知道怎样做对他女儿来说是最好的，而他决定把她带走。医生还在坚持，但那人望着天花板，意思是随你说吧，我是不会听的。阿尼塔开始把女儿的两三块碎布小衣服塞进一个绿色的小袋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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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想把这本书写成一些诸如此类的细小事件的合集，然后一切就交由读者自行思考，让读者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读这些或者为什么我不想读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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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之后我坠到了陷阱之中，我试图解读这一切：给这些让人难以忍受的事件以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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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事，我觉得自己也很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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