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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印度的饥饿问题这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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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出现这么严重的饥饿问题是毫无道理的。饥饿在这里是人祸而不是天灾，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从根本上重视这个问题。很多人其实是需要饥饿问题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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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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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的饥饿人口总数竟然是全球第一，这怎么也说不过去，毫无道理可言。印度政府总是会制定看上去很有力的公共援助计划，但问题是这笔钱最终大部分都落到了贪官手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饥饿，这些人就得找其他办法‘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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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十分大胆：饥饿成了一个国家养活他忠心的服务人员的工具，国家从一些人口中夺下食物去养活另外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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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并不缺食物。如今每年印度都能生产比所需粮食量多5000万到6000万吨的粮食。然后国家会把这些粮食出口到国外，而不是让国内2.5亿饥民享用它们。所以我说印度的局势是很让人难以置信的：我们这里确实有饥民，但我们也有足够的粮食，可是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我们有这么多的饥民，同时又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这简直就是个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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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他刚才说的话我其实听到过许多次，他很有礼貌地问我是在哪听到的。我说是在阿根廷，在我的祖国，人们也经常那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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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个世界性问题。”他这样对我说道。他说在所有地方，问题都是一样的：粮食掌控在哪些人手中，他们决定怎么分配这些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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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德·夏尔马是一位记者，也是现役军人，他写过很多书，多数涉及农业、全球化和社会不公。德文德·夏尔马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很有风度，他留着一撮小胡子，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后来他对我说他属于婆罗门种姓，是最高等的种姓，他们的家庭职责是为年轻人们挑选男女朋友，而当他生病的时候，会有上百个亲人来探望他。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到2020年要将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减半，那时世界饥饿人口总数为8.5亿，从那时起，其中的1.2亿已经死了，没人在乎过他们，而现在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却达到了9亿，尽管如此，在2008年，全世界却把200万亿美元用在了拯救银行和其他财政集团上，这使得夏尔马更加确信有人对饥饿满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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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一次性解决饥饿问题，只需要拿出20万亿美元就够了，不过是刚才说的那笔钱的十分之一。所以很明显没有人真正想解决饥饿问题。换句话说，有人想让这个世界上有挨饿的人，因为挨饿的人也有可榨取的价值，一个吃饱喝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太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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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话，他又有点自嘲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政客不希望解决饥饿问题。我要是印度总理的话，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家消灭饥饿，这也能保证我继续在总理的位置上待下去。想想看吧，这2.5亿的饥民将会永远支持我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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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就我看到的而言，大多数人是不会因为缺乏食物而奋起反抗的，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因为营养不良才生病的，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吃得足够多了。然而夏尔马对我说事情并非如此，他说在印度有650个区，其中200个已经受到了纳萨尔组织活动的波及。出现这种情况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区农业的衰败。农粮问题总是左派兴起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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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们毁坏一块良田，把它用来发展工业或者用于不动产投资，换句话说用来供养城里人时，就会给纳萨尔组织的兴起有更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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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他继续说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现有的体制无法带给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决定性的改变往往会先从农村开始，因为那里住着大多数人。所以要是有人想改变印度，他必须要做的就是掌控农业，得到农民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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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佣给我们送来了一杯茶、几块饼干、一小块芒果和一根香蕉。夏尔马对我说，12亿印度人中有大约一半都是直接靠农业过活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和他们的家人。还有2亿人是以加工农作物为生。也就是说，靠土地生存的印度人一共有8亿之多。但是目前却有很多大型公司想要剥夺他们赖以为生的东西，还想要使用更依赖技术而非人力的生产线。这种模式可能适合美国、巴西，但是却不一定适合印度。那些国家有着广袤的土地，人口却没有那么多，而在印度，情况却刚好相反。1947年的美国，一个农场平均占地约50公顷，在2005年则达到了200公顷。1947年的印度呢？4公顷。而现在更是只有1.3公顷。用美国的方式去开发土地会造成上百万印度人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而且这些人还无法到城市去，因为城市同样已经人满为患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是继续让他们有在地里干活的机会，而这也是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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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甘地说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套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体系，而是一套大多数人都能够参与其中的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农民们可以在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同时有富余来供给社会，这应该成为一套可持续发展的体系，而且这样一来，农民们也就不会再被迫进入本已人满为患的大城市了。而在另一种模式里，有人会说农民们在田里种地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每个月只能赚不到2000卢比，所以他们不应该继续种地了，而是应该到大城市找机会。我认为这种想法就是个灾难，我们需要的是一条刚好相反的道路：农民们应该留在地里，而且已经到大城市去了的农民应该返回农村，靠自己种的粮食来生活，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生产，不用农药和化学杀虫剂，产品才能以公正的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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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马又补充道：“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依赖全球化’，而是‘依赖本土化’。对于一些大农户来说，他们只在乎种什么（稻米、小麦还是大豆）能赚钱，其他事情都不值一提。但是小农户什么都种，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来吃。我们的模式是每一块地都实现自治，在直径100公里的土地上，实现耕作、储存和分配粮食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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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马提倡的模式已经在北阿坎德邦的一个小镇赫里德瓦尔试运行过，领导者是一位叫作斯瓦米·兰德夫的专家。他们按照甘地的理论，鼓励人们回到土地去，恢复印度的农业传统，同时也是对大型粮食公司农业无人力化趋势的一种反抗：“我们要鼓励人们为自己种粮食，要靠自己解决饥饿问题。正确对待饥饿问题的方式不应该是把有限的粮食在几个人中平均分一下，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赫里德瓦尔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它会告诉所有人我们的模式是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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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好像这里的所有人都在试着说服别人些什么，当然大多数情况他们试图说服的都是政府。德文德·夏尔马想做的其实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比劳尔想做的事情很相似，他们毅然着手去做一件事情，只是为了向人们表明这件事情是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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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德·夏尔马微笑着又给我递来一杯茶。我们的谈话波澜不惊，但是很愉快。我问他说，在印度成为一个潜力大国之时作为一个印度公民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说感觉挺好，因为他还记得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人看他们的眼神中透着怎样的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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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他们说我们是超级大国。我说不准，一个拥有着世界三分之一饥饿人口的超级大国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一切就像个童话，事实是我们现在并不是什么超级大国，以后也不会是。这个国家三十个最富有家庭所掌握的财富和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数的最贫穷人口所掌握的财富相等。77%的印度人平均日消费额只有20卢比，还不到半美元。想想这些不平等现象吧，我们有脸说自己是超级大国吗？”夏尔马说他觉得印度一定要按甘地指示的道路发展，人们在饥饿时不应该指望着神会赐给他们食物，而应该自己生产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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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按照美国或者欧洲的模式发展？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很遗憾我们已经渐渐遗忘了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和我们的现状，而只是一味盯着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殖民地思想，我们应该抛弃这种想法，把目光移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民族有着上万年的历史，为什么我们要模仿某些只有不到五百年历史的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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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正在慢慢卸下羞涩的面具，民族主义者们说，一个国家就像美酒一样，应该是越陈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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