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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想法阻碍了结核病的治疗，于是小女孩的病情越来越重。他们把她带去看私人医生，医生说他会换另一种疗法来治疗小女孩，但是治疗还没开始女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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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的发现让人觉得很奇怪。在发达的西部沿海地区，田地纵横交错，人们却不太往来。这里的人们往来却很频繁。我很想知道这里的人对我们的来访持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看着四个人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看生病的小孩，再考虑到他们的宗教信仰，我很好奇他们会怎么想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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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比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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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几乎都是死于偶然。这里不是非洲，这里的人会坚定地告诉你人是不会因为吃不饱就死的。这里不是非洲，情况却比非洲还糟：这里的人们好像都习惯了饥饿、适应了饥饿，好像他们在这个话题上拥有着不容置疑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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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雅的病还是那么重，这很令人绝望。拉赫马蒂的歌声总是透着一种凄凉。希腊来的玛利亚总是说他们已经尽力了。还能做什么呢？大概只能希望上苍保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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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 昌迪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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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车厢还是70年代的老式车厢，有很多座位，但车厢里却挤下了两倍的人，他们或坐或站，挤在你意想不到的角落里。就拿我坐的这个三人座为例，上面实际坐了五个人，但是没有人因此显得不高兴。每次车进站停稳，就会有更多的人从门、窗挤进来，于是原本就很拥挤的车厢更加拥挤了。公元8世纪时，波斯帝国的流民逃亡到了孟买，请求马哈拉施特拉的君王允许他们在此避难。君主并不想接纳他们，于是作为回复，他赐给了他们一个盛满牛奶的碗，以此暗示说我这个王国已经人满为患了。波斯人的首领在奶里加了糖，然后把碗退还了回去，意思是说：“这样不但不会使牛奶溢出，反而会使它更加美味。”现在的情况就和那一历史事件很相似：往本来已经很满的容器里再填些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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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火车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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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外的景色依然如故：茅屋、田地、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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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个车站又上来了更多人：当你觉得这里的空间连一粒糖都塞不进了的时候，还是有更多人挤上了车。不过这确实可以证实人类的身体有着多么好的柔韧度，也可以反映出这些印度的男男女女用很长时间磨砺出的巨大的忍耐力。我又一次质问自己是想融入这种文化还是要改变些什么东西，就好像我真的有权决定什么似的。实际上我也在不断磨砺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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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做的是遵从圣雄甘地的教导。”夏尔马先生后来这样对我说道。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他的一些观点，它们令我很感兴趣，这也是我搭乘这趟火车前往昌迪加尔的原因，夏尔马先生就住在那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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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的几个小时是很难熬的，我发现自己很难像坐在我身边的那位满脸褶皱的女人那样淡定。事情实际上很简单：她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们可以默默地互不影响。可是事情好像又不该如此。因此我时常会为自己的怯懦而感到羞愧，因为我好像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从来没有想象过在这里的7亿人是怎样生活的，没有想象过他们竟住在如此广阔的监狱之中。我写作，似乎是为了逃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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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换位思考，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人们会更有同情心吗？还是会更冷酷无情？是不是会更加漠视自己的愚蠢？更有智慧？更逆来顺受？更不愿忍耐？还是说依然会像现在这样如一坨屎般生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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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在昌迪加尔站下车，忽然间就铃声大作了起来。我望向四周，周围的人却像是没听到铃声一般。在站台上，人们等待着火车，妈妈在哺乳，小青年们在卖食品和饮料，也有的没有在卖食品和饮料，有的人躺在地上读书或者睡觉，工人们来回走着……但就是没人留意到那个铃声。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那所谓的铃声其实是站台顶棚下上千只鸟一起鸣叫的结果，这是一种无人发觉的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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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留意到鸟叫声。车站外就是这个不理智的国家中最理性的城市了。昌迪加尔是由勒·柯布西耶[27]设计的，20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建立这座城市的目的就是使其成为国内最富有的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共有的中心城市。昌迪加尔很空旷、干净、有序，换句话说，非常不“印度”。昌迪加尔是理想时代的产物，是人们追寻理想的结果，却绝无全球资本作用的功劳，它更多象征着美学意义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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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昌迪加尔，有笔直的宽阔大道，绿化很好，到处都是树木，人口密度很低，空气也很清新，人们是怀着一种信念来建设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有可能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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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们已经不这么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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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迪加尔是一座理想化的城市，而且是由当权者和一群优秀的设计师出于良好的意愿建立的城市，而这些在20世纪已经行不通了。现在，国家层面上已经不允许有专断的集权者存在，当权者不能凭自己的意愿办事了，我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政府就没有良好的意愿了，一开始他们总是有良好意愿的，但后来因为很多原因（例如饥饿问题），这些意愿就没了。我们选择接受现在这个世界，只是因为它还算不上糟糕透顶。所谓的民主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当权者的不完美和其他当权者的不完美平衡后的结果。但是饥饿问题说明这种平衡并没有那么天衣无缝。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很擅长推卸责任，他们什么都不想管，所以说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问题上都很善于推卸责任。而在苏维埃国家，情况则恰好相反，往往是国家对所有问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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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十五年前，我参加了古巴圣克拉拉省企业家组织的一场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一位叫作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的古巴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这个年轻人当时留了一头长发，像个摇滚歌手，有可能成为劳尔·卡斯特罗的接班人。那天，参会者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前，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给我们介绍了房屋建造的情况，后来另一个人介绍肝炎的疗法，又一个讲腌肉，还有的讲能源供应，讲朗姆酒酿造，讲粮食分配，讲雪糕制作，讲清洁水资源，讲准备棺材，讲校车时刻表，讲在校生的午后点心，还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会后，我对那位大人物说，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总是想把一切都掌控在手中，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一个个体所犯的错误最后都会由国家来承担责任。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往往在出现很多问题的同时会出现同样多的指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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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人要是没有准备棺材，那么责任要由自己承担，因为是他自己没能力买。而在这里，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过错是菲德尔的，也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话，管理是很难进行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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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但是你想象不到当你看到一切都运转良好时的那种满足感。你看着人们一天天生活得更好，那种感觉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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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他这么说，我不由得开始思考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好的统治者来说，为了能让人们过得更好，他们心甘情愿地掌握着那像炸弹一样的权力。权力可能有这层效力吧，但也只是对那些好的统治者而言。但更多的统治者掌权后想的可能只是如何不失去权力，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权力后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可怕的事情，又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想过失去权力后的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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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到了德文德·夏尔马的家，房子很新，他很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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