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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否认转基因种子的产出量要远高于普通种子，而且它也不要求过度使用土地（所谓过度使用土地，就是指喷洒大量农药，运用大型机械作业，迫使农民远离土地等）。但它的潜在问题是：转基因种子的效能会逐渐降低，这也就意味着生产者要不断购买新的种子，而且他们还必须从孟山都手中购买种子，因为孟山都拥有这些种子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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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是一个近代社会才发明的东西，现在却被如此粗野地使用着：不是说谁对那块土地有所有权，而是对像种子这样的自然物品有所有权，现在，只有种子的“主人”才有权决定谁能种它：人们开始对大自然有知识产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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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的：科学家们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这项技术可以使上百万人受惠，但是科学家们是为私人企业工作的，因此最终受惠的只不过是那家企业而已。而在企业背后力挺的恰恰是国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保证所有人都要付钱才能使用企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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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模式下，科技进步并不意味着改善生活，而只是意味着有人要积累更多的财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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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型的生物工程公司自然是非常奸诈的。他们在营业执照上动一点小手脚，打打擦边球，来慢慢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这样就可以赚更多的钱。还有一些更极端的荒谬案例：休斯敦的水稻技术公司，在1997年申请并取得了印度香米的经营许可证，而实际上这种米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种植了几千年了。孟山都公司也干过类似的事情，他们给一种专门用来制作印度传统食物印度薄饼的小麦注册了专利，把这种作物的使用许可权永久性地留在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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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先进技术的资本主义式使用会产生许多其他的问题。谁改良了种子，就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对这种种子即将长成的作物的使用权，也就有权决定这些粮食的去处。一家企业决定生产最好的玉米种子来制作玉米乙醇，于是大量农民开始种植这种玉米，因为这会比种食用玉米更赚钱。就这样，某家公司就越来越有权力可以去决定谁有饭吃，谁没饭吃，食物在哪种情况下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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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农民们也开始越来越依赖卖给他们种子的公司，他们逐渐失去了自主权，失去了土地，因为他们无力承担因购买种子及其附属品而欠下的债务。但解决问题的方法真的只有使用传统种子吗？还是说应该赢得相应的权限，来合理地使用新种子并且逐步改进它们呢？这就像是一个要坐公车的人却没钱买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让他搞到钱？让公车免费？让他骑牛出行？要是有个人看不惯可口可乐的主要成分是水的话，他是对可口可乐公司不满呢，还是对水不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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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人们把两个毫不相关的问题混为一谈了：有人出于食用的目的试着改良他们种的作物来获得更高的产量，而又有人坚持认为真正从技术上改良了种子的人才对种子拥有所有权。所以这场争论实际上并非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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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这些绝不是为了袒护孟山都或是其他的公司。他们在按照资本主义的那套标准行事，而我们则不然。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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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极端的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很多人提出要振兴传统农业。他们开始歌颂小农，说他们才是真正掌握真理的人，是对抗虚假科学进步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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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看上去有点过时的古训最近经常又被人们提起：“大自然是充满智慧的，我们要尊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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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伏尔泰所嘲笑的那样：“我的屁股如此浑然天成，却要穿着内裤。”为什么最初的人类选择了尊重农作物的自然属性，而不是杀掉患上麻疹的孩子或是允许更强壮的人把虚弱的人吃掉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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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提倡以个人或村落的形式回归到传统农业上的想法也有些走极端，就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对抗新的不公平的农业模式，所以选择了逃避一样。就算这里的人口数再减少三到五倍，传统农业也很难满足成百上千万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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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的捍卫者也不断强调说传统农业可以用到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在技术条件已经足够成熟的情况下，我们真的需要再让这么多人去从事如此艰苦的劳动吗？传统农业是最原始的劳动方式之一，农民们靠身体吃饭，但有时甚至连肚子都难以填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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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生产模式，它可以产出更多的粮食，需要的付出却更少：更少的劳动力、更少的占地……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其他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更好的模式被大型公司垄断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很多人提出与其让少数人把财富攫取，倒不如还遵循原来的那些落后的传统。我们不想生产足够的粮食，只是因为不想让别人把它们抢走，这在富足的社会还行得通，但在饥民遍地的社会则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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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捍卫传统农业，人们往往选择对它的缺陷视而不见，他们甚至不愿意去想象资本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不一样的未来。他们觉得未来是属于那些公司的，因此自愿把自己封闭在古老的时光里。复古有时候是由恐惧引起的，是一种退步。我们不应该向后退，不能逃避到避风港里了事。但确实有人为了维护某些东西而提议恢复古老的劳动方式、使用陈旧的工具、栽种低产的作物……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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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吧，在以前，想要制作玻璃杯的话，人们要把高温熔化的玻璃水吹成球形，还要在高温的环境下做上千个动作才行，而现在的机器生产线可以在一秒钟内制作二十个相同的杯子，差别是何等巨大。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手工制作的杯子更好看、更独特、更昂贵。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用上玻璃杯，那么我们自然该选择工业化的生产模式。而传统农业单兵作战的方式只能满足少数人对食物的需求，但我们现在追求的是所有人都能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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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来举个例子。在纪录片《我们喂养世界》的导演、德国人埃尔文·沃根霍夫和马克斯·安拿斯大胆而极具责任感的著作《饥饿市场》一书中的一段里，他们是这样描述饮食制造业的：“在这一领域最活跃的两个公司是先锋和孟山都。他们以互补的方式进行工作，努力使传统农业用上千年积累下来的知识变得一文不值。”两位作者都是诚恳的左翼人士、主流文化的批评者，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于破除陈旧思想是持肯定态度的。“虽然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德勒兹和加塔利、卡罗索和纳里索塔[28]）都曾让许多有上千年传统的东西变得一文不值……”在写后一句时，作者们充满崇敬，而在写前一句时，却满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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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非生产模式的改变，而是谁从这种改变中获益了。该反对的不应该是技术进步，而是那些利用技术进步谋取私利的人。这其中隐藏着的最大的诡计就是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和某种经济模式捆绑在一起的：它们只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服务，也只有全球资本主义才能使它们运转起来，所以如果你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就意味着你在反对科技进步。所有的努力都应该是把二者分开，而非因为不知道水质如何就把水和在水里洗澡的婴儿一起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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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做的是创造另一种模式来更好地利用科技的进步，用政治手段将新技术用于为大多数人服务，因为如果不利用好这些新技术，上百万人将陷入饥饿的困境。这将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手段，而我们都知道那些政治手段可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作为开始，我们可能需要某个政府站出来说他不承认某家公司对种子之类的物品有完全的所有权。政府可以对农民进行职业再教育，教给他们其他谋生的技能，农民们还可以组成合作社来更好地进行农业作业，还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鼓励农民进入城市工作，政府负责提供各种基础保障。实际上，可能每个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都掌握着几家像孟山都那样的公司，时刻准备用种子之类的东西来进行经济侵略，这当然是一种政策上的可怕失败，但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不应该因此就闭关自守起来，可以预见这将是一条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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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娃女士继续对我说着。她说世界上超过70%的种子是被十家大型企业掌控的，还有很多耕种的必需品也被他们掌握着，她认为，在印度，这些大型企业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在制造饥饿。我有些失落，我对她说我想不通为什么这些企业的目的是制造饥饿，因为靠制造饥饿他们是赚不到钱的。我说那些公司的运作模式是为了别的东西而设计的：让少数人赚大量的钱。他们希望人们大量用他们的产品进行耕作，所以人们穷得吃不上饭对这些企业来说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没人喜欢饥饿，因为饥饿就意味着问题，意味着紧张局势，哪怕毫无疑问饥饿可能会提高土地和市场上粮食的价值。但席娃女士坚持说制造饥饿就是那些企业的目的，而印度现在已经满是饥民了：“如今我们是世界上饥民最多的国家了，这本不该发生。我们不是非洲，我们是印度，而印度是一个富饶的国家。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在这里正运行着一套制造饥饿的政治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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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娃这样强调着。她认为这就是饥饿为何近几年在印度卷土重来的原因。我想要从她的话里学到些新东西，但我实在无法认同她的观点。于是最后我对她说，在比哈尔邦，也就是我到这里之前去过的地方，有些人家已经连续好几代人都处于饥饿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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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比哈尔邦是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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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样对我说道。我继续对她说，据我所知，和比哈尔邦情况一样的地区还有很多，那些地区的上亿饥民都和比哈尔邦人一样是特例吗？席娃女士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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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努力，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29]1853年，一篇题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文章刊登在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它的作者名叫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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