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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 关于饥饿（三）又是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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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我成了29.5亿人中的一员。我并不独特，我和其他29.49999999亿人一样。现在情况变糟了，世界总人口翻了不止一番：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增加了一倍，而且还在继续。如今全球人口已经超过了7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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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在那个封建王朝制度依然盛行、那位犹太神子出生的年代，世界上只有不到3亿人，而且人口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人类用了十五个世纪才使人口总数翻了一倍，但是从那时起增速就开始加快了。1900年时人口数大约是17亿，1950年就达到了25亿。据统计1999年10月12日时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60亿。而据说2050年时这一数字将达到90亿，而且地区间的人口分布也将进一步失衡：亚洲依然会拥有超过世界人口总量一半的人口数，但是欧洲的人口数将只占不到7%，而在20世纪初这一数字还是接近25%。与此同时，非洲人口比将翻倍，达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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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实在太多了，增速也实在太快了。如果一位历史学家具有敏锐目光的话，他一定会说我们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最大的不同之一可能就是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了。（人们可能都不敢再提博尔赫斯那句经典的笑谈了：“镜子和男女交媾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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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肯定会去研究这个星球是怎样从连5亿人都养活不了变成了能够给50亿人提供足够食物的。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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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有很多诱因，然而缺乏食物已经不在此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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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6岁的诺曼·博洛格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时任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的奥瑟·利奥内斯在为博洛格颁奖时说：“长久以来，世界都有着两个巨大的恐惧：对人口数量剧增的恐惧和对核的恐惧，两者带来的威胁是近似的。在这种局面下，博洛格博士挺身而出，解决了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他给予了我们新的希望，并且会带来和平和真正的生活：绿色革命。我们将这个将颁给他，他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配得上这个奖，因为他为饥荒世界带来了食物。我们颁给他这个奖也是希望他的成果在给世界带来面包的同时，也能够带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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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担忧是持续性的：1974年，时任尼克松政府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在罗马召开了一个旨在制定对抗饥饿政策的会议，在闭会时他宣布说：“在十年内，将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孩子饿着肚子上床睡觉”。十年很快就过去了：1984年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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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马尔萨斯人口论重新成了最受人们推崇的理论之一。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保罗·埃尔利希凭借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成了风云人物，他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为养活全人类而进行的斗争已经结束。在70年代将有上亿人饿死，无论何种形式的援助都毫无用处。要采取降低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的行动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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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利希认为要长期阻止这一灾难的话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限制人口增长速度到零或者使其负增长，为此甚至应该在那些最贫穷国家人民的水和食物里暂时性地添加一些“限制生育的药品”，要想更有效率，那么大面积地推行这一方法也是可以考虑的。他还认为美国应该根据每个国家的出生率来制定援助标准，例如：印度根本不去控制本国的出生率，那么美国就不应该给它提供任何援助。埃尔利希博士和他的夫人更扬言说，没必要把援助浪费在那些高出生率的国家身上，让那里的人们饿死、使得人口总数下降其实更好。这两人不但没有被关进监狱，反而是被请上了约翰尼·卡森的《今夜秀》节目，他们在节目里大肆推销他们的书，发了一笔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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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任何灾难都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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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知名机构来说，这一定律也是有效的。举个罗马俱乐部的例子吧，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们在1972年制定并出版的报告《限制人口增长》卖了3000多万册，人们把它当作《圣经》一样去读。该报告写道：“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自然资源会消耗殆尽，而人类将进入一个黑暗的、充满灾难的时代，战争和饥荒会使得人口数量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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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而言，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世界末日了，它永远横在我们面前，威胁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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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从现有的状况推断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而顽固的马尔萨斯主义是这一想法的极端体现。推崇马尔萨斯主义的人们认为如果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话，以现在的粮食生产规模来看，人类的食物必将难以为继。他们没有考虑到在历史上，人类的粮食生产速度总是与需求增长速度相适应的，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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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这更保守的思想了：拿着当下的标准去想象将来会出现的问题，然后再把这些担忧拿来干预现时的发展。在这个案例中，人口增长将提高人类对食物的需求量，这成了困扰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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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可能出现的结果吓破了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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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简史》一书中，雅克·阿塔利针对这一错误提出了多个反例：在16世纪末，人们曾预测说活字印刷的出现只会有益于两个掌权集团：教会和帝国。18世纪末，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蒸汽机的出现并不会改变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而在19世纪末，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电力只能做到一件事：让街道更加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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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37亿人口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在挨饿：也就是大约8.8亿人。在那些年里，绿色革命取得的成就改善了许多亚洲国家的境况，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饥饿的人群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饥饿人口所占的比率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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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有8.5亿营养不良的人，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1990年，有8.4亿，占16%。1995年，饥饿人口数量降到了历史最低：7.9亿（数据全都来自世界粮农组织），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也降到了14%。于是各个相关组织表达出了极为乐观的态度，他们宣称对抗饥饿的斗争已经胜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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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对抗饥饿的斗争很重要，这可能源于它制造出了一种假象：全世界人民在为了同一事业而奋斗。联合国自然是这一童话的编织者。但其实在这一斗争背后作支撑的更可能是罗斯福的理论：“当有两个阵营的时候，双方都不会希望在本方阵营里出现某种危机来使得人们投入另一阵营中，所以给所有人饭吃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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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敢说饥饿是神降于那些不够顺从他的人的惩罚。但是马尔萨斯的理论仍然在持续发酵：穷人挨饿是因为他们生了太多的孩子。但实际上这一解释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我们来瞧瞧：那些生孩子多的人往往是生活最没有保障的人，既没有食物方面的保障，也没有医疗方面的保障，他们不能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活下来。所以说在现代社会中，如果穷人们的孩子没有食物和医疗的保障，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了，而是因为其他人从他们手中攫取了他们本应享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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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很多的论调，其中的许多仍然盛行。几十年前，在美国、欧洲、整个国际社会都流行着许多符合主流观点的宣传标语，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论调就是：贫穷是饥饿的主要诱因。看上去这一论调很有道理，但是却有失公允，或者说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欺骗。甚至我们可以说事实是完全相反的：穷人们挨饿确实是由于他们没钱买吃的，但这并不能说贫穷和饥饿是起因和结果的关系。实际上贫穷和饥饿的诱因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诱因就是财富：因为少数人拥有了本该属于多数人的资源，包括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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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更为复杂的说法：饥饿是由另外一些结构性问题引起的。“要解决饥饿问题必须大力发展教育”，这是近来最经典的一种论调了，它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在大多数贫穷国家针对穷人的教育不见得能够提高他们谋生的能力。在一些教育能起到作用的国家，人们受教育的目的也往往是移民到发达国家去，而这些国家也是很欢迎他们的。例如，这些发达国家很喜欢雇佣来自苏里南或是津巴布韦的廉价护士，他们把这些受过教育的穷人从那些国家带走之后却还在继续提议提高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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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言论称贫穷国家的政府太腐败了，说那里的官员把所有援助的钱都私吞了。他们贪污、私吞钱款：“你们控诉无耻的男人/控诉无知的女人/却不知这是你们也同样/属于你们控诉的人群。”这些政府恰恰是嘴上喊着反贪腐、反行贿的西方政府和机构所支持的：通过对他们的支持，这些西方国家可以获得原材料和军事布防等好处。不过西方国家慢慢失去了对这些穷国的控制，因为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在加大，所以西方国家喊叫得少了许多，在贸易上给的好处也多了那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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