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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对抗饥饿的斗争很重要，这可能源于它制造出了一种假象：全世界人民在为了同一事业而奋斗。联合国自然是这一童话的编织者。但其实在这一斗争背后作支撑的更可能是罗斯福的理论：“当有两个阵营的时候，双方都不会希望在本方阵营里出现某种危机来使得人们投入另一阵营中，所以给所有人饭吃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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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敢说饥饿是神降于那些不够顺从他的人的惩罚。但是马尔萨斯的理论仍然在持续发酵：穷人挨饿是因为他们生了太多的孩子。但实际上这一解释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我们来瞧瞧：那些生孩子多的人往往是生活最没有保障的人，既没有食物方面的保障，也没有医疗方面的保障，他们不能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活下来。所以说在现代社会中，如果穷人们的孩子没有食物和医疗的保障，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了，而是因为其他人从他们手中攫取了他们本应享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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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很多的论调，其中的许多仍然盛行。几十年前，在美国、欧洲、整个国际社会都流行着许多符合主流观点的宣传标语，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论调就是：贫穷是饥饿的主要诱因。看上去这一论调很有道理，但是却有失公允，或者说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欺骗。甚至我们可以说事实是完全相反的：穷人们挨饿确实是由于他们没钱买吃的，但这并不能说贫穷和饥饿是起因和结果的关系。实际上贫穷和饥饿的诱因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诱因就是财富：因为少数人拥有了本该属于多数人的资源，包括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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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更为复杂的说法：饥饿是由另外一些结构性问题引起的。“要解决饥饿问题必须大力发展教育”，这是近来最经典的一种论调了，它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在大多数贫穷国家针对穷人的教育不见得能够提高他们谋生的能力。在一些教育能起到作用的国家，人们受教育的目的也往往是移民到发达国家去，而这些国家也是很欢迎他们的。例如，这些发达国家很喜欢雇佣来自苏里南或是津巴布韦的廉价护士，他们把这些受过教育的穷人从那些国家带走之后却还在继续提议提高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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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言论称贫穷国家的政府太腐败了，说那里的官员把所有援助的钱都私吞了。他们贪污、私吞钱款：“你们控诉无耻的男人/控诉无知的女人/却不知这是你们也同样/属于你们控诉的人群。”这些政府恰恰是嘴上喊着反贪腐、反行贿的西方政府和机构所支持的：通过对他们的支持，这些西方国家可以获得原材料和军事布防等好处。不过西方国家慢慢失去了对这些穷国的控制，因为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在加大，所以西方国家喊叫得少了许多，在贸易上给的好处也多了那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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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重申一遍：如果说那些国家过于贫穷，那是因为它们曾经是殖民地，而那些宗主国是根据自身利益来设计这些国家的发展路线的，它们依然处于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因此这些国家依旧属于“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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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关于饥饿的许多种理念里，有一种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强势出现，它几乎复制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如果说世界上依然有上亿的饥民，那是因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太多了，是因为政府不允许市场按照自己的模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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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念实际上是脱胎于那些年里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好像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故事已经广为人知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跨国银行有着大量的流动资金，它们说服许多贫穷国家向它们借贷，而后再利用这些国家的欠债来获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不断推行着它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许多发达国家的领导者凭借穷国欠下的债务摇身一变成了新的殖民者，他们在上百个国家的首都建立机构，来推广自己的经济计划，其中最有名的政治—军事型领导人大概要属美国的里根和布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德国的科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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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制定的策略大多和饥饿有关：贫穷国家的国内货币贬值造成进口食品及可出口食品的价格上涨、裁员使上百万人流落街头、企业私营化又使得公共服务费用上升，这使得穷人更加没钱购买食物，同时医疗保障的缺失使得疾病缠身的营养不良者很难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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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国家不得不被迫放宽对进口食品的限制，于是本国企业就将陷入与那些享受补贴的发达国家企业的产品的价格战中。同时，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在强调对进口食品的控制是阻碍市场自由发展的举动，但它们却从来不会说那些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的举动是阻碍市场发展的行为：想想那数十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吧，那正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极端案例。1986年到1993年的世贸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很多国家被要求降低关税壁垒以及对农业的激励政策，而美国、欧洲和日本却仍然在提高着对本国生产商的补助，来帮助他们降低生产成本以占领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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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全球市场中的国家不得不面临着经济角色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他们不得不将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改为对外出口型的生产模式，而这又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工作，他们不得不涌入大城市来寻找机会。在大城市待下来的人失去了自己为自己种植食物的机会，他们大多只能替别人干活，赚的工资连填饱肚子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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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许多国家也会对受国家补贴的食品和因有储备粮等措施而降低的粮食价格进行干涉，尼日尔就是这种干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上千人被饿死，很直接而残忍地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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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套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我想对于一位先生、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样一个掌控着数百万人生活的政策其实是一件很丑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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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这种侵略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还造成了一种很普遍却又很有代表性的现象：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是在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部（也就是说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换句话说，国家的掌权者失去了话语权：在那些新兴民主国家中，选举好像变成了一出无关紧要的滑稽剧。国家在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上面无能为力，当权者更是如此，他们只能唯发达国家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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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和90年代贫穷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国家控制力的下降。”联合国在2003年发布的名为《贫民窟的挑战》的官方文件中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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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有时候也忘记了有多少人的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例如在伦敦，当时那个帝国的首都，1851年有三分之一年龄介于15岁至25岁之间的女人干的活是家政服务，另外还有三分之一是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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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要不是有数亿挨饿的人存在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说这套体系是成功的，会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套体系。事实上现在也有很多人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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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90年代，贸易都在急剧膨胀，几乎全世界都对贸易敞开了怀抱，而军费却下降了许多。所有用于生产的初级原料的价格都大幅降低了，随着初级商品的价格下降，利润也飞速降低。资本从国家的掌控中脱身了出来，快速转移到了那些最具生产力的领域之中。在这样的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而言近乎完美的经济环境中，人们认为无与伦比的繁荣和社会公平即将到来。”《贫民窟的挑战》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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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份报告继续写道：“90年代，很多国家发现自己的经济水平大幅度衰退了。有46个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在如今（2003年）相比较1990年有了退步。还有另外二十五个国家的饥饿人口比重超过了十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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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亿的非洲人、拉美人和南亚人填不饱肚子，他们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型贫民窟里，找不到工作的男人们把照料家庭的重任留给了自己的女人，女人们不得不去做家政工作或是在街上卖东西。他们的孩子们也不去上学了，而是也去找一份工作来贴补家用，也有的不去找工作，就在家里待着什么也不做，或者去做些违法的事情。打黑工的情况愈发不可收拾。改善工作环境的想法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但是涌入大城市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失去了希望：对于他们而言，“未来”和“现在”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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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出版、如今已变成经典著作的《自由市场与粮食骚乱》一书中，约翰·沃顿和大卫·谢顿记录了146起于1976年到1992年间发生在三十九个负债国家的针对货币基金组织的抗争案例。很多案例都是以抢夺粮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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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事情发展的趋势是很明显的：饥饿人口数量再次上升，接近8.5亿，而且还在持续增加。一场长久以来最大的粮食危机正在酝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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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背后、在远离风暴中心的地方，那个巨大的经济体正在默默地筹划着进行重重一击。它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在密歇根湖畔，它已经为此准备了至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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