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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行业。弗兰克骑士，一家房地产公司，称预计十年之内将会出现4000个亿万富翁，目前这个数字是2200个。即便这么富有，他们也有无法满足的欲望，尽管这些欲望不是基本生存方面的。例如，现在他们用600万美元预订一台的湾流公司生产的G-650型号的秋冬季最酷的私人飞机，但是需要追加支付6000万和等待五年的时间才能拿到货。湾流公司隶属于一家生产坦克和潜水艇的集团，其总裁说过，“从来没见过那么有权有势的人也会处于困境”。其他一些服务当然就没有这些困难：抗火箭筒袭击的钢制门窗和玻璃的门窗市场就火爆地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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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奢华品和奢华安保物资上耗巨资是资本主义的辉煌。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愚蠢：2012年美国民众在“直接营销”的轰炸下挥霍了1700亿美元用于购物，直接营销是通过纸质信件或电子邮件向顾客兜售东西。据这方面专家调查，3%的纸质信函和0.1%的邮件都能成功说服顾客购买东西。“也就是说1640亿美元消耗在打扰人们、制造填充地面的垃圾、将邮箱充斥垃圾邮件这些事情上。”《经济学家》的另外一篇文章强调了这一做法的明显用途，即给千万民众提供无用的工作，进行重复劳动，造就少数的富人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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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说法是很难去争论的，例如，全世界的人们养着8亿只宠物狗和宠物猫，光美国一个国家每年就花费300亿美元喂养宠物。那么我们还能向谁游说，说这个地球上还有人吃不上饭，应该禁止饲养宠物，我们如何说服他们我们有理？我们如何证明一只狗吃掉了人该吃的东西？在每个人的道理之间有难以跨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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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世界排名第四的富人，2011年曾说过，在他的国家，发生了一场阶级斗争：“二十年前就开始了一场阶级斗争，我所在的阶级赢了。我们是唯一一群赋税大幅下降的人群。1992年，美国赋税最高的前400名富人的收入约为4000万美元，而去年前400名赋税大户的平均收入为2.27亿美元，他们的收入增长了五倍。在这一期间，他们支付的税费占收入的比例从29%下降为21%。按这个税率比例，我所在的阶层获得了斗争的胜利，这战役真是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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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好似飞机：如果停下来，就坠落了，所以必须不停地往前跑，假装不能着陆。飞机真正的神话不是飞，而是将我们能达到的最快速的运动转化为静止的表象，在云端静止不动，这是一种几乎难以解释难以置信的静止的感觉，仿佛我们挂在了空中。而资本主义真正的神话，是将卓越的静止转化为激烈运动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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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十年来，不平等的加剧是20世纪总体趋势中最激烈的变化。在最富裕的国家，很少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有能力消费，大家持续保持冷漠，直至危机在眼前爆发出来。2008年，富裕国家耗费了大量资金来拯救银行和最富的人群，却导致许多穷人过上更差的生活：没有存款，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更别提想到其他国家的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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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当几十个国家的几千万居民在大街上乞讨食物，当世界上的营养不良的人数第一次在历史上达到了10亿以上，在世界粮农组织的一次峰会上，与会者宣称，如若每年支出超过300亿美元，连续六年，也就是说花上1800亿美元，就可以解决世界最紧迫的饥饿问题。有人在那时提醒道，美国每年在减肥市场上的消费就高达33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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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富裕的国家承诺每年掏出120亿美元作为援助资金，他们真是气派：承诺给予超过所需经费的三分之一的资金，而实际上他们真正拿出来的钱只有10亿。11月份股市和银行行情低落，他们的政府很快就忘记了那群挨饿的人群。几个月后，他们支付了3万亿美元来纾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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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我如此吃惊的事比较少见，那些政府花费巨资去纾困银行，却花了相对很少的钱去拯救饥饿的人群。金融是让其体制运转的必要部分，而饥饿的人群可不是，他们仅仅是机制运转车轮上的一根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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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救助银行的行为却也导致了许多人的破产，而这些人就是在那时才真正开始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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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那么明显的事实却没人看得到，怎么就突然地被一些事实和话语给“揭示”了。也许得这么说，这一事实凝结于此，形成了一个共同和共享的概念。西方政府救助大银行是被揭示的诸多事实之一。很快，那些好多年对其生活水平、自由度、消费能力都很满意的人群或阶层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受控于握有大权的少数富人之手，富人们可以操控政府机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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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夏季的救市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2001年夏季就开始的一个循环的另一面，也许是终点？如果伊斯兰对美国的袭击说服了中心国家的千万民众必须依靠政府来保护他们，尽管这意味着放弃一些自由，那么金融纾困一事又推翻了这一结论，真正有需求的时候，不能信赖政府，因为政府是由富人控制的。这一心态的变化至今仍有影响，仍未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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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现象最广为人知的或者是吆喝声最响的说法是：99%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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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起源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11年5月在《名利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斯蒂格利茨提醒了人们财富是多么地集中，“美国人中的1%的最富人群每年拿走了全国收入的四分之一”，大量资金在金融界流转，吸引了大量人才，人才远离了生产性产业，他还解释了这种财富的集中是如何导致富人不关注公共服务，如学校、医院、公园等，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以及这是如何摧毁社会凝聚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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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说道：“1%的人群拥有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疗、最高水平的生活，但是有一样东西貌似用钱买不来：他们对于以下事实的理解，他们的命运与剩下的99%的人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历史告诉我们，这百分之一的人群最终是会明白的，可惜到时已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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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口号很快传播开来。在短短几天之内，许多人都在谈论99和1：政客们、记者们、出版业、普通大众。“我们是99%”变成了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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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0%的人口集中了全国一半的财富，但国家仅由那1%的人群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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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事情就明朗了。突然间不平等这一话题变成了大众话题，一个易于沟通的话题。因为不平等与过度积累是相对的，两者的差别不是质变，而是量变。个人并不能对应自己在社会、生产和国家不同层面所处的位置。在这种框架下，一个有200个工人的小工厂的老板，一个剥削200个工人的老板，与200个工人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都是这99%人群中的一部分，他们都没有千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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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假面具也是这么运转的。民族主义能将老板、工人、律师、女佣、庄园主、雇佣工变成一类人：民族国家、祖国，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对抗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群需要一个敌人来相信自己的存在，民族国家的敌人是其他的民族，一些民族比另一些更加可恨；将富人和穷人、中心人和边缘人、镇压者与被压制者以难以置信的凝聚力联合起来面对的共同敌人，是那句口号中提出的99%对抗的那1%，也就是那群富得不成比例的人，他们那么野蛮，那么过分，我们都可以以此推断出除他们之外的其他所有人的共同点了，那就是其他人不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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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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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呐喊“99%对抗1%”的美国人会不会承认他们整个国家的人民是世界范围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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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的口号引起了对极端富裕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没有引起对财富、财产、财富攫取方式等话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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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所有的争论最后都停在了私有财产的门口，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局限性，一个不能越过的门槛。就像这句名言所说：“进去的人就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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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们基本上已提不出任何替代性意见了。文化产业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财产形式：自古以来，欲分享三明治之人必定要放弃这个三明治的一半，欲分享一本书必然要交出这本书。而现代的我们可以在一些酷酷的城市里分享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本电子书、一辆自行车，而并不损失它们，这是一个小小的激进的变化，这为新财富共享模式带来了一丝希望。一旦我们回到分享三明治这样的物质时，我们就又会回到笨拙的分享形式，一如既往地引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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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止提不出新方案，他们还把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观念看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然”的。因此，接受这个观念才是现实的。与之对应的是政治：假定接受这个观念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而不接受是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个人选择，不接受这观念的人不能保证会去改变这一观念，只是存有改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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