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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霸权话语下，不平等的反面并不是平等。现在批判这种不平等的人，并不是寻求平等，而是寻求一种分寸。他们不想看到极端。他们觉得令人讨厌的并不是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的机制，而是一部分人剥削他人太过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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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9和1的人群中：他们是那些得到太多的人，我们是拥有太少的人。资本主义是不错，但可不能太过分了。乐施会（Oxfam）是专门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如乐施会对不平等的宣言所说：“不平等与许多不同的社会问题相关联，包括暴力、精神疾病、犯罪和肥胖。还不止，目前已证实，不平等不仅对穷人来说是件坏事，对富人来说亦如此。世界上最富的人群如果能生活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他们将生活得更健康和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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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人们说起平等的时候没人知道其准确含义。法国大革命推广的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当时的社会不存在这种平等，当时人们的权利取决于自己出生在什么样人家的摇篮里。现在，当大多数的国家都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很多人来说，平等就变成了“机会的平等”，人生好比一场障碍赛跑，我们要保障的是所有人都能到达起跑线上开始跑步，然后，在赛场上，强壮的人获得奖杯，其余的人失去了这次机会。还有一些人，终于谈起了物质的平等，他们说的平等有可能仅仅是对不平等的程度的限制，如不能出现巨大的差异，拥有较少财产的人们能够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而拥有较多财产的人们不能侮辱其他人。现在那些建议实现物质平等的理论已经没有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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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还有市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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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广这种“不平等程度的上限”，这种“合理的不平等”，大部分的政府和国际组织认为，在最近几十年里，救助穷人的办法是涓滴经济学，即富人的财富累积慢慢溢出而惠及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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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个声音小了，害羞了，好像不想让别人完全理解，说得更加隐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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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建立在物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很难想象出一个衡量物质平等的标准，同时还要对这种不平等进行批判。人们总是说死亡是最好的平衡器，最伟大的诗歌如是说：“最后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些靠双手吃饭的人和那些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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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1日，纽约，大约3000人（档案中记载的是2973人，我们无从得知这一数字是否精确）死于两次新类型的空袭。当天，2.5万人死于饥饿，第二天依旧有这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第三天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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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恐怖袭击发生在纽约，世界之都。而其他那些饥饿致死事件，发生在世界遥远的边缘，“另一个世界”的郊区。纽约人的遇难是有罪责可追溯的，所有拥有媒体权力的人都想将罪犯公之于众，而另外那些死去的人们却找不到为此负责的人，大部分的媒体更愿意维持这一幻想。纽约人民的遇难被世界强权政客用来证明他们加紧社会控制和镇压他人的合法性，而其他那些人的死亡对他们来说一点也没有用，或者说，他们对此的态度是认为这些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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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发生死亡的故事中，同样也在死亡本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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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长河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通常死于不可治愈的疾病。当然，穷人死的人数更多，因为他们的营养和卫生条件、生活方式都更差，但是痛风、梅毒、乳房癌这些无法医治的疾病，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了，国王与奴隶也可能死于同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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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情况变了。近几十年基础医疗的发展，促进了非洲人口从1950年至2000年间增长了三倍。现在，母亲分娩致死的几率小了，夭折的孩子也少了，疟疾和肺结核得病率也低了。然而，人们依旧大量死亡。非洲的十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活不到5岁，这个比例比发达国家高出十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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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死因都是有药可治的，他们死去只是因为没有钱去购买这些药物。例如在乌干达，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给所有医院派送足额的马拉隆（托喹酮和氯胍的混合制剂）疟疾药物，因此每个医院分到的剂量少了一些，分到每个病人那里的药剂就少了。这些剂量不足的药变成了疫苗，慢慢地，人们就对这药产生了抗体，当他们再生病的时候，就无药可治了，只能死亡。将他们杀死的甚至不是疾病，而是服用了剂量不足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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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才是一种最为紧急、责无旁贷的争取平等的措施：让世界上没有人因可医治的疾病而去世。这是在巨大平等面前最低限度的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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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要求仅仅是那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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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吃饱饭的平等要求比这还低。我们过去总说，法律保护受害者，而饥饿产生无数的受害者，却看不到施害者。没有施害者的受害者是什么？一个无人对此负责的行为，一个没人做却已发生的事实，是一种故事无法讲完整的困惑。因此，面对这么让人厌烦的故事，那么多人却依然对此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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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真心与否，大家依旧讨论着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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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 阿根廷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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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灼热。一段土路，一块空地，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还有一座桥，桥下面名叫“再征服”的河泛着泡沫，是条褐色的臭水沟。太阳快把人烤化了。桥上，成百上千的人等待着，面前几米外的一道栅栏尚未打开。他们中，有些人站着，有些人扶着自行车，他们汗流浃背、面面相觑，却沉默不语地等待着什么。零零落落的叫声从桥下面传来：两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追着一个同龄人。栅栏打开的时候，桥上成百上千的人冲向一座大垃圾堆。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男青年，也夹杂些女人和老人。桥下面，那个被追逐小伙子叫了起来，追他的人赶上来揍他，他叫得更厉害了。桥上，一些人在看：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但确实做出围观的架势。桥下面，被追上的小伙子翻倒在地，追上来的人抓住他的胳膊和脚，将他往半空中晃了晃，便扔到了河里。在那臭水沟里，那人再没有叫喊。人们继续等着。太阳好像要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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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垃圾上走路可真难受。我丈夫跟我说，生活就是这样。我跟他说，如果生活是这样，那生活真可算是丑陋无比了。我丈夫走了，谁知道去了哪里，就这么走了，留下五个孩子。而我则继续留在垃圾堆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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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雷恩·苏亚雷斯垃圾场流传着阿根廷的一个传说。五十年前，在这里，军政府枪杀了一群数量不明的公民，那些人企图支持庇隆派的起义。从这儿，或者说，从那段历史中，一个故事流传了下了，这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死人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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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之后，在一个夏夜，天气闷得慌，有人就着一杯啤酒，对我说：‘有一个被枪毙的人还活着。’我不知道这段模糊的历史为什么吸引了我，它那么久远，而且不太像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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