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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夏季的救市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2001年夏季就开始的一个循环的另一面，也许是终点？如果伊斯兰对美国的袭击说服了中心国家的千万民众必须依靠政府来保护他们，尽管这意味着放弃一些自由，那么金融纾困一事又推翻了这一结论，真正有需求的时候，不能信赖政府，因为政府是由富人控制的。这一心态的变化至今仍有影响，仍未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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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现象最广为人知的或者是吆喝声最响的说法是：99%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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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起源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11年5月在《名利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斯蒂格利茨提醒了人们财富是多么地集中，“美国人中的1%的最富人群每年拿走了全国收入的四分之一”，大量资金在金融界流转，吸引了大量人才，人才远离了生产性产业，他还解释了这种财富的集中是如何导致富人不关注公共服务，如学校、医院、公园等，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以及这是如何摧毁社会凝聚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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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说道：“1%的人群拥有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疗、最高水平的生活，但是有一样东西貌似用钱买不来：他们对于以下事实的理解，他们的命运与剩下的99%的人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历史告诉我们，这百分之一的人群最终是会明白的，可惜到时已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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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口号很快传播开来。在短短几天之内，许多人都在谈论99和1：政客们、记者们、出版业、普通大众。“我们是99%”变成了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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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0%的人口集中了全国一半的财富，但国家仅由那1%的人群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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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事情就明朗了。突然间不平等这一话题变成了大众话题，一个易于沟通的话题。因为不平等与过度积累是相对的，两者的差别不是质变，而是量变。个人并不能对应自己在社会、生产和国家不同层面所处的位置。在这种框架下，一个有200个工人的小工厂的老板，一个剥削200个工人的老板，与200个工人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都是这99%人群中的一部分，他们都没有千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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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假面具也是这么运转的。民族主义能将老板、工人、律师、女佣、庄园主、雇佣工变成一类人：民族国家、祖国，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对抗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群需要一个敌人来相信自己的存在，民族国家的敌人是其他的民族，一些民族比另一些更加可恨；将富人和穷人、中心人和边缘人、镇压者与被压制者以难以置信的凝聚力联合起来面对的共同敌人，是那句口号中提出的99%对抗的那1%，也就是那群富得不成比例的人，他们那么野蛮，那么过分，我们都可以以此推断出除他们之外的其他所有人的共同点了，那就是其他人不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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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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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呐喊“99%对抗1%”的美国人会不会承认他们整个国家的人民是世界范围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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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的口号引起了对极端富裕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没有引起对财富、财产、财富攫取方式等话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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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所有的争论最后都停在了私有财产的门口，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局限性，一个不能越过的门槛。就像这句名言所说：“进去的人就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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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们基本上已提不出任何替代性意见了。文化产业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财产形式：自古以来，欲分享三明治之人必定要放弃这个三明治的一半，欲分享一本书必然要交出这本书。而现代的我们可以在一些酷酷的城市里分享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本电子书、一辆自行车，而并不损失它们，这是一个小小的激进的变化，这为新财富共享模式带来了一丝希望。一旦我们回到分享三明治这样的物质时，我们就又会回到笨拙的分享形式，一如既往地引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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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止提不出新方案，他们还把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观念看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然”的。因此，接受这个观念才是现实的。与之对应的是政治：假定接受这个观念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而不接受是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个人选择，不接受这观念的人不能保证会去改变这一观念，只是存有改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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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霸权话语下，不平等的反面并不是平等。现在批判这种不平等的人，并不是寻求平等，而是寻求一种分寸。他们不想看到极端。他们觉得令人讨厌的并不是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的机制，而是一部分人剥削他人太过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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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9和1的人群中：他们是那些得到太多的人，我们是拥有太少的人。资本主义是不错，但可不能太过分了。乐施会（Oxfam）是专门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如乐施会对不平等的宣言所说：“不平等与许多不同的社会问题相关联，包括暴力、精神疾病、犯罪和肥胖。还不止，目前已证实，不平等不仅对穷人来说是件坏事，对富人来说亦如此。世界上最富的人群如果能生活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他们将生活得更健康和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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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人们说起平等的时候没人知道其准确含义。法国大革命推广的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当时的社会不存在这种平等，当时人们的权利取决于自己出生在什么样人家的摇篮里。现在，当大多数的国家都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很多人来说，平等就变成了“机会的平等”，人生好比一场障碍赛跑，我们要保障的是所有人都能到达起跑线上开始跑步，然后，在赛场上，强壮的人获得奖杯，其余的人失去了这次机会。还有一些人，终于谈起了物质的平等，他们说的平等有可能仅仅是对不平等的程度的限制，如不能出现巨大的差异，拥有较少财产的人们能够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而拥有较多财产的人们不能侮辱其他人。现在那些建议实现物质平等的理论已经没有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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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还有市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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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广这种“不平等程度的上限”，这种“合理的不平等”，大部分的政府和国际组织认为，在最近几十年里，救助穷人的办法是涓滴经济学，即富人的财富累积慢慢溢出而惠及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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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个声音小了，害羞了，好像不想让别人完全理解，说得更加隐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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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建立在物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很难想象出一个衡量物质平等的标准，同时还要对这种不平等进行批判。人们总是说死亡是最好的平衡器，最伟大的诗歌如是说：“最后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些靠双手吃饭的人和那些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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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1日，纽约，大约3000人（档案中记载的是2973人，我们无从得知这一数字是否精确）死于两次新类型的空袭。当天，2.5万人死于饥饿，第二天依旧有这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第三天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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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恐怖袭击发生在纽约，世界之都。而其他那些饥饿致死事件，发生在世界遥远的边缘，“另一个世界”的郊区。纽约人的遇难是有罪责可追溯的，所有拥有媒体权力的人都想将罪犯公之于众，而另外那些死去的人们却找不到为此负责的人，大部分的媒体更愿意维持这一幻想。纽约人民的遇难被世界强权政客用来证明他们加紧社会控制和镇压他人的合法性，而其他那些人的死亡对他们来说一点也没有用，或者说，他们对此的态度是认为这些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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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发生死亡的故事中，同样也在死亡本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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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长河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通常死于不可治愈的疾病。当然，穷人死的人数更多，因为他们的营养和卫生条件、生活方式都更差，但是痛风、梅毒、乳房癌这些无法医治的疾病，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了，国王与奴隶也可能死于同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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