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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情况变了。近几十年基础医疗的发展，促进了非洲人口从1950年至2000年间增长了三倍。现在，母亲分娩致死的几率小了，夭折的孩子也少了，疟疾和肺结核得病率也低了。然而，人们依旧大量死亡。非洲的十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活不到5岁，这个比例比发达国家高出十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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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死因都是有药可治的，他们死去只是因为没有钱去购买这些药物。例如在乌干达，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给所有医院派送足额的马拉隆（托喹酮和氯胍的混合制剂）疟疾药物，因此每个医院分到的剂量少了一些，分到每个病人那里的药剂就少了。这些剂量不足的药变成了疫苗，慢慢地，人们就对这药产生了抗体，当他们再生病的时候，就无药可治了，只能死亡。将他们杀死的甚至不是疾病，而是服用了剂量不足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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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才是一种最为紧急、责无旁贷的争取平等的措施：让世界上没有人因可医治的疾病而去世。这是在巨大平等面前最低限度的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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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要求仅仅是那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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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吃饱饭的平等要求比这还低。我们过去总说，法律保护受害者，而饥饿产生无数的受害者，却看不到施害者。没有施害者的受害者是什么？一个无人对此负责的行为，一个没人做却已发生的事实，是一种故事无法讲完整的困惑。因此，面对这么让人厌烦的故事，那么多人却依然对此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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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真心与否，大家依旧讨论着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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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 阿根廷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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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灼热。一段土路，一块空地，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还有一座桥，桥下面名叫“再征服”的河泛着泡沫，是条褐色的臭水沟。太阳快把人烤化了。桥上，成百上千的人等待着，面前几米外的一道栅栏尚未打开。他们中，有些人站着，有些人扶着自行车，他们汗流浃背、面面相觑，却沉默不语地等待着什么。零零落落的叫声从桥下面传来：两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追着一个同龄人。栅栏打开的时候，桥上成百上千的人冲向一座大垃圾堆。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男青年，也夹杂些女人和老人。桥下面，那个被追逐小伙子叫了起来，追他的人赶上来揍他，他叫得更厉害了。桥上，一些人在看：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但确实做出围观的架势。桥下面，被追上的小伙子翻倒在地，追上来的人抓住他的胳膊和脚，将他往半空中晃了晃，便扔到了河里。在那臭水沟里，那人再没有叫喊。人们继续等着。太阳好像要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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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垃圾上走路可真难受。我丈夫跟我说，生活就是这样。我跟他说，如果生活是这样，那生活真可算是丑陋无比了。我丈夫走了，谁知道去了哪里，就这么走了，留下五个孩子。而我则继续留在垃圾堆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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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雷恩·苏亚雷斯垃圾场流传着阿根廷的一个传说。五十年前，在这里，军政府枪杀了一群数量不明的公民，那些人企图支持庇隆派的起义。从这儿，或者说，从那段历史中，一个故事流传了下了，这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死人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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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之后，在一个夏夜，天气闷得慌，有人就着一杯啤酒，对我说：‘有一个被枪毙的人还活着。’我不知道这段模糊的历史为什么吸引了我，它那么久远，而且不太像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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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鲁道夫·沃尔什用这段话起头，写下了《屠杀行动》：鲁道夫·沃尔什大致写下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从这里出现了何塞·雷恩·苏亚雷斯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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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汉堡、西红柿泥、汤之类的东西。是啊，我就是拿从那上面找来的东西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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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的最多的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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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炖菜。土豆、面条、米炖在一起。如果找到肉，就放些肉。都得看我从那山上找到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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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到现在，垃圾场的变化天翻地覆。现在，它占地300公顷，由国家城市生态区域协调办（Ceamse）管理。它的起源很黑暗：1977年，军队肆无忌惮地杀戮，河里堆满了尸体。军队决定消除影响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雾霾，这是一个很高尚的理由，为了环保，他们禁止居民焚烧家用垃圾，把垃圾转移到郊区的堆场；在他们的逻辑中，为了保住城市天空的晴朗，把郊区土地弄肮脏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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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里，从那至少一公里外，在阿根廷军队中最大的军营“五月营地”，数以千计的尸体消失了、被焚烧了、被掩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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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产生了垃圾，垃圾被转移到城市周边的土地上进行处理，其实是继续被一些人消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生活着300万人口，每天产生6500吨垃圾；而在郊区的三十个街区里住着1000万人，每天产生10000吨垃圾。也就是说：每个首都居民产生的垃圾是郊区居民的两倍，首都人民真是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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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总是有一些拾荒者：在垃圾里寻找一些东西回收来卖。协调办成立之后，送来的垃圾的量几何倍数增长，这里的拾荒者也越来越多。90年代末，当时的阿根廷在危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政府在垃圾场旁建立了围栏：几十个警察在这里巡逻。他们可没嫌弃这里脏：看到拾荒者从这经过时，逮住就打，再从他手里抢过已经回收出来的垃圾。协调办的领导们说，这是为了这些拾荒者好，他们可不会允许这些拾荒者带走那些变质的食物，更不能允许他们把它吃掉，这对他们身体不好。政府并不去保障食物供应，却去管他们不能吃变质的酸奶。拾荒者改进了他们的技巧：晚上偷偷摸摸进去，三三两两地行动；当他们看到警察来了，就躲起来，通常是躲在垃圾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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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样，在这样一个缺乏工作机会的国家，拾荒仍不失是个选择。在垃圾场周围，有一圈空地，因卫生条件差而无人居住。人们渐渐地占住了这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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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大概在下午三四点时才知道人们去占地了，六点钟我到了那，带上了我的雨篷去占地。真是太难了，太难了。这跟其他街区一样：一个人来了，另外两个人就跟着来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人都已经占满了。”罗雷娜说道。“从那里我才算是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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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阿根廷一如既往地深陷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垃圾场周围的土地已被失业的人们占领，他们再也付不起城市里的最低房租了。东北部省份已然穷得揭不开锅，千万难民涌来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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