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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生气啊。有时候我们只能吃过期的食物，现在你要是还那么做，你会觉得恶心，但是我们当时连保质期都不知道去看一下。我们什么都吃。感谢上帝我们没吃坏肚子。我们还就这么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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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样的情况是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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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我不想把错误怪罪到任何人身上。这确实很难过，但这也是生活教会你的东西。生活教会我太多东西了，我知道的太多了，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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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一部分对于这种积累和增长模式来说是绝对的多余。这种模式不需要他们，他们剩下了，他们很昂贵，因为还得养着他们。而且他们还有需求，他们还要发表意见，他们发声，他们是个符号，他们有要求，有诉求，还会投票。这些都是这种体制衍生而须付出的很高的成本。对，他们就是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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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汀·萨尔薇亚告诉我，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教授，社会学家，是天主教大学阿根廷社会债务观察站的协调员，每年都对国家的社会形势做民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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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是可以把这部分人加入劳动力之中并且创造财富的，他们不仅可以为个人而且可以为集体创造财富。在另外一种模式下，依旧是资本主义模式，以另外一种逻辑去思考，将非正规部门加入经济的正规部门，经济会从最集中的部门流向不那么集中的部门，那部分人就会融入社会，这样小型家庭企业起到了社会的作用，在经济上也可算作生产力。但是现在他们仍然未被计算进来，他们是多余的人。即使他们消失了也没关系，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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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亲，她有三年时间没见到他了，她12岁的时候，他来过一次。当时喝醉了酒，对她说，她是他女儿，他爱她，想送给她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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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如果想见我，得清醒的时候来，我才不要看到一个醉醺醺的爸爸，我想看见一个清醒的爸爸。我家里已经有够多的酒鬼了，我的舅舅和外公都是。我想要一个大部分人有的那样的爸爸。我告诉他我唯一想要的礼物就是他留下来和我在一起，等我满了15岁，就去和他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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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她说好的，当然了，他会来见她的。但是三天之后，有人来告诉他们，他可能是跌落或是跳进了马坦萨河里，有人把他尸体捞上来了。那一年，葆拉开始工作了，照顾一位警察家的小女儿。晚上还尽量去夜校上课，但她总是有点不忍心，因为到家的时候非常累，她还害怕把弟弟妹妹单独留在家里，有些时候她也没有办法，另外一些时候母亲在家。至少这样她可以往家带些钱，带些吃的。最困难的事情是给最小的妹妹卡米拉搞到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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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卡米拉生病了，我没能去工作。一大早我就给另外一个妹妹喝奶，我也给卡米拉准备了奶瓶，我照顾她，我告诉妈妈，我不去上班了，我可以留下来照顾她。我给她喝了奶，晚些时候，睡在妹妹旁边的我的残疾弟弟，叫醒了我妈妈说要上厕所，这时候我的小妹妹居然已经死了，在我母亲的怀抱里。她忘了呼吸。那是我永远的最大的痛，我一直照顾她，她却走了。那种痛苦实在很难受，是我受过的所有痛苦中最难受的一种。”葆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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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顽固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5%左右，总人数大约300万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家庭都生活在我们难以想象的困境之中，而且我们也不是那么关心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固定工作，没有自来水、下水道、电，没有街道，没有保护，不是每天都能吃上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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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边缘文化，他们建立自己的团结纽带、运作方式，法外行事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所有的事情都在一种黑色操作之中进行，没有规范化的义务，暴力可以解决经济冲突，正义并不存在，规范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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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薇亚说，那些阶层与正常社会之间隔阂越来越大，跨越这种界限是难以想象的，甚至都不在人们考虑范围内了。阿根廷有几百万人从来都没想过要加入正规社会，他们知道这种无法解决的不平等就是他们的生活状况。甚至于他们就靠着这种非正规的活动来致富，无论合法还是非法，他们就活在这个阶层之中。一般来说，他们都不能致富，只能仅仅活着。阿根廷5%的家庭受到“粮食不安全问题”的严重困扰，7%的家庭受到“粮食不安全问题”的相当程度的困扰，还有12%的家庭存在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因此，还有8%的孩子，大约25万人左右，长期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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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阿根廷家庭”是500万阿根廷人，并没有摄入足够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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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的时候，葆拉就绝望了，她母亲有时在有时不在，钱不够，饭菜量不够。那时她发现，有些男人愿意给她钱或商品，条件是和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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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上了一些不应该遇上的人，但是很遗憾，为了钱，我不得不这么做。他们都是我舅舅的朋友们，从小就认识我。有时候我不想要新客人。有朋友从小就认识我，就不想碰我，但对我来说都一样，但是有些人就不这么想。我就闭上眼睛，想着我的弟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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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17岁的时候，在夜校里，认识了一个男孩，仿佛能理解她，他们互相喜欢，谈了恋爱。葆拉怀孕了。他负起了责任，他有钱的时候就给她一些，给她吃的，给她几颗糖，她再也不接客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叫作卡米拉，就是那个忘记了呼吸的妹妹的名字。他有时候找到工作，就打打工，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小房子，就住到了一起。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孩子，叫作约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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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很高兴，所有的事情都仿佛步入了正轨。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床垫、毛毯、跛腿的桌子、自己的煤气炉灶。但是她家人开始对她老公开战，认为他对自己的女儿动手动脚，强暴她，是一个危险的人物。葆拉相信了他们的话，就离开了他。当时她20岁，带着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的收入，一个姐姐建议她跟她一起在酒吧当陪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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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吧里，他们坚持让我做其他的事情，可以挣更多的钱，我拒绝了，我不想做那些事。为了钱和一个男孩睡，跟每天和50个人睡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我决定做这件事。我和我的姐夫说了，他负责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开始了。自从那时候起，我的孩子们就什么都不缺了。他们拥有了所有的东西。他们问我要，我都能买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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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来说是个解脱，孩子们每天都能吃上饭了，她还能给他们做包子，给他们买汽水。但是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想念自己的丈夫，她有了一个男朋友，再一次怀孕了。客人们对她挺照顾的，不让她喝酒了。葆拉讲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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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种事情的价格是半个小时60比索，老板拿走一半，女孩自己留一半。你就是去坐在用隔板隔开的大沙发那里，没有浴室，没有洗澡的地方。我自己挺注意安全的，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他们给你安全套，强迫你使用。平时是八点上班，凌晨三点下班。我以前在宪法大街工作，然后从那搬来了这儿，我的弟妹们照顾我的孩子。周末的时候也一样，回家更晚一些，大概早上七点钟。我到家，睡一会，就又得出去了。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我丈夫，他告诉我他很想念孩子们，我告诉他我又怀孕了，我现在做皮肉生意来养活他们，我什么也不想问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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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她就不接客了。几周之后的一个晚上，她感到疼痛，让弟弟去找个医生来，但是那个街区的医生不想来，因为他说没有救护车来运病人。葆拉没能忍，她妹妹帮她生产，大概五点的时候，一下子生了出来一个女婴，但是个死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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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弟弟去了诊所，拳打脚踢，他们没办法了，就只能上门来治我。但是死去的孩子就只能用床单包起来，放进一个盒子。没有人愿意带我去医院，没有人愿意为此负责，警察也不管。然后他们放肆地骂我，说我自己堕胎了，因为只怀了六个月。这些话听得我灵魂都生疼了，同时我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我挣扎着起来去了教堂，我再也不想去妓院了，再也不想过夜生活，我想和以前一样过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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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和她丈夫和好了。两年之后又早产了一个女婴，同样是死胎。现在他们五个人住在一个小房子里，只有两张小床，一张是他们俩睡，另外一张给孩子们睡。一个亲戚借给他们一个炉子来烧饭，当他们需要水的时候，还得去问邻居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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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想存下钱来，装一个淋浴，再装一个马桶。否则，我们就得一直去井旁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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