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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变好了，葆拉说，她丈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清洁，每个月有1000比索的工资，大约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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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他付更多的钱，但是从那里面扣掉了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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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拿子女补贴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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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好像因为他在职，在职员工没有补助，补助是通过其他途径给别人了，轮不到我们。一开始我还能领补助，后来他们发现我们是一家人，就取消了我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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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在这附近诞生了甜奶这一食品，这是阿根廷的一种发明，比这国家的存在时间还要长。历史上传说，在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19世纪一个全能的首领的庄园里，一位女仆用火热着加了糖的牛奶，但这时主人的敌人之一、胡安·拉巴耶来访，她得去招待客人，就忘了炉子。最后当她记起炉子上的锅，才发现锅里的液体变成了黏稠和褐色，她很害怕主任责骂，把锅子端去想做出解释。罗萨斯尝了以后，特别喜欢，就用来招待拉巴耶了，两个人吃得很愉快。十年之后，整个国家都在追捕他，直到最后杀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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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葆拉将她的三个孩子带到了隔壁街区的一个组织那里，希望测量一下孩子的身高和体重，他们说孩子们不达标，葆拉没理解，他们给她解释，意思是说他们按照这个年纪来看太瘦了、太小了，必须吃得更好一些。葆拉先是很生气，她认为这是对她的责怪，为自己进行了辩护，然后，她就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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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告诉我，如果是发育不达标的孩子，政府会发一大包东西，我得去办理手续，去申请。最后，他们终于发给了我。每半个月给我送过来，一个盒子里有面条、大米、油、红薯四个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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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很高兴，但是仍然觉得很内疚。她给我讲述的时候还是哭了：“我的孩子们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他们发育不全都是因为我没照顾好他们。以前我们从丈夫的工资里省下一些钱准备装一个厕所，现在我认为他们吃得好更加重要。钱总是不够，每个月我们都紧巴巴的，但是我们都努力让他们吃饱。我们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挨饿。中午我带他们去食堂，晚上我给他们做饭。我们宁可自己不吃，也要让他们吃饱。哪怕是做一碗汤，一些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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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足够的钱吃饱饭都是谁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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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哪能知道。我不喜欢的是听总统说现在已经没有贫困了。我听她说了好多次，没有贫困。希望她能来看看这里的贫困，看看那些正在被饿死的孩子们。有一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了一个孩子饿死了，教士将母亲关进了监狱。你知道我看了这新闻以后感到有多么难过和无力吗？那么多的施暴者，那么多的罪犯，还在逍遥法外，而一位母亲，因为孩子饿死，就得去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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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5%的家庭遭受最严重的结构性边缘化，算下来也得是五六百万人。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二十多年前打开了门，对所有人说，你们去迈阿密吧，或者是布希将军将所有的懒汉都带去了卡塔马卡省，对于体制来说，这些人走了更好。他们太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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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比亚对我说，我告诉她，那不让他们吃好也算是一种狡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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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但是得给他们吃的，为了让他们不造反，不让掠夺成为这些边缘人向政府清算债务的系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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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咖啡馆的桌子旁，位于圣胡安街与柏艾多街交界的地方，我们说着话就仿佛我们真的坐在咖啡桌的旁边闲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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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没理解我，我没说不给他们吃，我说的是给他们吃得差，因为这样他们不会太聪明太强壮，而且以这样的方式处理他们更便宜。从利润角度讲，为什么要花钱在那些没有产出的人身上呢？最后不得不说，这些没有生产力的人才对你有用，要是营养跟上了，他们可就有了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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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但是我不认为这是设计好了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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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他们没那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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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一下，我认为这种逻辑是存在的，政府在何种程度上能阻止这些人洗劫超市、产生政治问题？给每人发250比索？”这可没用，这种想法不行，那哪天他们食物不够了，搞一场暴动，我就得把补贴涨到500比索。社会抑制和社会控制的程度到底有多少？如果这成本很高，政府就捉襟见肘了。我不能支付那么多，因为我得从其他地方多收一些。但是我总得付一些，当然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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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阿根廷特有的把戏，统治者的战略总是将被统治者维持在存活最低的水平线上。想准确找到每种情况下的最底线，就得不断尝试和失败。一个错误可能会导致千万人饿死，或者起来抗议并提出他们的要求，机制就这样持续。当欧洲和美国选择给银行纾困而不是给穷人花费，他们相信穷人们是会忍受的，当他们用粮食价格进行投机或者榨取原材料，或者将玉米变为燃料，他们相信一些非洲人民的死亡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当一个政府给其臣民一些施舍，是希望将他们维持在沉沦与被统治之中，没有反抗的能力，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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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饥饿是一种强烈的欺骗性元素，许多人看到媒体播报饥荒的时候，十分钟之内是会感到难受的，这种难受是与地理距离直接成反比的，如果你离事发地50公里，那么你的难过可能会持续四十五分钟。政府最厌恶的莫过于其臣民的难受，他尽其所能让臣民感到舒服，最好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于是他们进行基督教的慈善或类似的现代慈善活动，即援助：给予穷人生存的最低所需，可别让他们的血肉污染了我们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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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靠这个活了下来，还有另外一些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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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河边，棚户越稀疏，因为水流有时很危险。遍地都是水草、烂泥、沙滩，这里以前都是沼泽地，穷人慢慢地占据了这块地。有一家人养猪，一家人在烧砖，另外一家人在杂草堆里翻着瓶子、纸板、破布。一个邻居过来，告诉克劳迪奥别忘了去开会，社区组织去申请更多的土，申请装土的卡车和小车，运点土过来夯实这块地，把地基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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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米开外，黑色的马坦萨河在碎石和杂草堆成的岸间流淌，岸的这一边是垃圾，另一边，是原始森林。克劳迪奥告诉我，有时候他还在河里钓着了鳗鱼，那可是他最爱吃的鱼，他老婆若米能把这几条鳗鱼做成人间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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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孩子都游到河对岸去偷东西。对岸有一条路是那些四驱越野车走的，孩子们就从那去偷东西，你可不知道他们都偷了些什么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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