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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手册上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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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了480号公共法律《食品换和平法》，授权允许以象征性价格向“发展中国家”售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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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依旧不太平。冷战中两大巨头各自为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加入第二梯队，美国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加入。美国刚刚参加了朝鲜战争，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驻扎了军事基地，从德国到日本再到南非、土耳其、巴拿马，扶持独裁政府上台已见怪不怪，哈科沃·阿本斯，危地马拉总统，几周前刚刚被其手下推翻。食品援助的寄送看起来是与红色恶魔作战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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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粮食生产过剩了，美国的农业技术化程度改善了生产效率，运输的机械化把运载货物的动物口粮的需求降到了最低，马歇尔计划的受惠国已经恢复了元气，粮食达到了自给自足。农场主，特别是粮食农场主，不知道如何处理多余的粮食了。他们的游说者尽力施压，以期从《食品换和平法》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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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做法有很多种。一开始，政府高价向农民购买粮食，对其进行补贴，以低价发往贫穷国家。然后，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这部法律可以“建立我国农产品出口长期扩张的基础，我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将长期受益”。也就是说，发展新的市场，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让其他国家依赖他们送去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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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当地的生产者尚无法与这些廉价的粮食竞争，被挤出了竞技场，百万农民破产，百万农民来到城市讨生活。另一方面，这些低价粮食的进入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有一个极端悲惨的例子，发生在马绍尔群岛，位于太平洋的中心，那里珊瑚环礁围绕，岛上只生长面包树，周边只有鱼，居民们几个世纪以来靠这些资源生活。战后依附于美国，居民开始习惯吃面条、披萨、汉堡包、烤肠。所有这些食物的进口耗费了居民仅有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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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尔群岛的故事仿佛是一幅漫画，但是世界其他一些国家，这个原因却使许多人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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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把人道主义援助看作是全球庇护主义体制的一种机制。至少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是这么考虑的：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建立一种罗马帝国式的主人与客户之间的依附关系。如果你给我一些，我也给你一些。我给你食物，你服从我，并给我提供一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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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讨论这部法律时，当时的议员，后来做到副总统的民主党人休伯特·汉弗莱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在人们做事之前，总得先吃饱。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他们支持我们，依赖我们，与我们合作，我觉得粮食依赖是最佳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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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总是从依附国进口粮食，这成了金科律令，而美国竟然是第一个出口粮食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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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罗马帝国认为它需要庇护的人是它的邻国，美国人却把需要庇护的国家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这两种都是控制的方式，只是规模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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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援助不能只为了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实力服务，为了争取本国居民的支持，它还需要提供一些实惠。因此，美国法律规定，75%的粮食援助必须使用在美国国内生产出来的、加工过的、包装好的产品。大的粮食生产商，“嘉吉”、“邦吉”等这些行业内的垄断公司收益最多，他们获得了一半的订单，根据巴雷特和麦斯威尔的调查，这些公司以高于市场价格10%～70%的价格售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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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还规定75%的援助由美国船只运输。美国商船本来不是一个稳定的行业，其他国家的船运收取更少的税费，劳工法律没有那么严格，运输费用更加便宜，全世界只有3%的外贸通过美国商船进行运输。因此，运输这些援助粮食是美国商船的主要救命稻草。最近的研究估计，运输成本就占到了援助费用的40%，也就是说，对外援助主要是用于援助美国自己的船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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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还允许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将美国政府给予的粮食按照受援助国的市场价格售出，以此资金支付该组织的运营费用和项目资金，他们把这叫作“货币化”（monetization），或以阿根廷土语说，是变现。巴雷特和麦斯威尔仔细检查了美国最主要的八家非政府组织，他们几乎卖掉收到粮食的一半，从那里抽取机构收入的三分之一。这种做法听起来有点不妥，所有这些粮食，以受补贴的价格运到了贫穷国家的市场，并没有分到需要食物的人手中，而是分到了能支付得起的人的手中，将当地价格拉低，摧毁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者，复制了饥饿的循环，援助获得的效果与起初的设想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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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些美国人连续好几年提议，粮食援助中至少一半粮食须在受援国市场或邻近市场购买。在当地购买有许多好处，几乎所有商人都这么做。一方面，缩短了粮食送达所需人群的时间，从爱荷华州运到这里和在旁边村子里买相比较，时间当然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粮食购价也更便宜，不需要支付长途运输费，尤其是估价虚高的运输费、加工费和官僚手续成本。好处还在于，这样不仅改善一个国家的饥饿状况，而且同时促进了当地农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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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有人发善心建议做些变革，总有另外一些人，也是出于善意，劝他别做，如果改变了现状，就会失去农业生产者、海运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这三者是所谓的铁三角，美国如果离开这些组织，便无法维持食品援助，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改进这事，你等于是在搞砸它。这真是如此现代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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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增加25%的援助资金的提议在国会数次失败。乔治·布什政府推动这一提议时，时任国际开发署主任的安德鲁·纳齐奥斯对国会建议，粮食援助的12亿中至少四分之一得在当地购买，才会改善援助：在当地可以用同样的资金购买两倍的粮食，并节省四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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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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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特和麦斯威尔还调查了美国在埃塞俄比亚2003年饥荒中的援助，美国运去了5亿美元的粮食，都是生产于美国，由美国船只运输，由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去分发，而且以为仅仅花费五亿美元援助农业发展就可以避免那样的饥荒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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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说毕竟容易，谁都喜欢说两句。2002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华盛顿对外关系委员会对布什政府减少人道主义援助的预算表示遗憾。“有许多的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政府在对外援助上花了国家预算的2%～15%，这笔钱太多了，我们须控制在3%～5%。我同意这笔花销，当然如果我们只花1%以下，我们就成了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老末了。”克林顿如是说。1993年，他上台之后，美国在对外援助上仅花费国内生产总值的0.16%，他离任时的这笔花费仅仅占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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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前，1970年，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援助贫穷的国家。援助不只用于食品问题，还用于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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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看上去不是很多，但就是这个小数字，也从来没有达到过，事实是所有的援助加到一起连0.4%都没有超过。2005年，发达国家继续做出同样的承诺，最近几年，这个比例一直在0.3%左右徘徊，连0.7%的一半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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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二十三个经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共计1250亿美元用于援助“另一个世界”的国家。听起来这个数字很庞大，再给两个数字就能看清这个规模了，同比2010年减少了7%，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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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依旧是主要的捐赠国，捐助总金额达到305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9%。奇怪的是，正如克林顿所说，美国公民都确信政府在对外援助计划中的花费实在是太高了，远高于国内的医疗补助（Medicaid）和老年保健医疗（Medicare）计划。这两项计划上，美国政府2011年支出为9920亿美元，是援助资金的30倍。据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发展中心”估计，低于40%的援助最终有效到达预计的受益人手中，其余的都被中间的官僚手续耗费掉了。也就是说，实际援助金额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12%。例如，据国际行动援助（Action Aid）估计，2009年在柬埔寨工作的740名国际人道主义顾问专家的成本就高达5000万至6000万美元，这笔钱相当于柬埔寨整个国家行政系统中14万员工的所有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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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件小事，但是千真万确，人道主义援助者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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