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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在这种视角下，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却会引发政治问题。几年前，当我开始准备这本书的写作的时候，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高级官员在罗马跟我说，为了“解决饥饿”，应该发动资本主义的大型企业加入到人道主义援助事务中，说服他们在做好生意的同时帮助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他说话的时候还带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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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正在孟加拉国国进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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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解释了项目的模式，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会给世界带来和平。富裕国家的公民经常无法理解，饥饿威胁了他们的安宁，造成了恐怖主义者，迫使百万人口向外移民，渗入富裕国家，并且产生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不减缓或消灭那些饥饿，他们将无法安静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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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接受这种宣传策略，必须承认，9·11恐怖袭击的效应可比非洲穷人的粮食问题大多了，恐怖袭击将威胁置于人们眼前。既然这类袭击很有效果，那就得继续制造。这么看，饥饿问题还得寻找别的宣传策略去抓住人们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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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宣传策略根本没改变过。我觉得这是犬儒主义，这是一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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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政治领导知道，饥饿可能带来民众的冲突与对抗。俗语说：饥饿带来愤怒（a 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这一论断已经被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论证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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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带来的饥饿动乱。还有更多例子，2008年海地政府被推翻，就是粮食价格暴涨之后街头抗议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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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据美国国务院统计，2007年至2009年间，世界范围内因粮食匮乏和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七十次暴动。食品价格的高涨也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人们愤怒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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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不稳定”的公式的对照之下，危机时期的食品援助会促进和平与稳定。面对时事变化无常，只有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才会带来平静。世界粮食计划署2012年的一份文件上，清晰地表达了上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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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西班牙前任外交部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士，本问题领域的专家，米盖尔·安赫尔·莫拉迪诺的综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解决了饥饿和食品安全的问题，恐怖分子的数量就会大幅减少，他们就可以安心待在家里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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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这些人就能在自己家待着，哪儿也不去，也不愤怒了，他们可以在家乡做着本来的自己：穷人，对，但不至于穷得绝望而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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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意见背后并没有考虑了一个国家或帝国的利益，而是一般的政治利益，甚至于是我们叫作意识形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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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展了一项P4P项目（Purchase for Progress当地采购促进发展计划），目的是“给当地的小农生产者带来市场的收益”，将他们加入到了世界粮食投机网络之中。这个项目的参与者还有比尔·盖茨基金会、沃伦·巴菲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些资本主义巨头。最近这些组织决定投入几十亿美元，这些资金是他们对世界市场控制和投机的成果，来缓解这一市场带来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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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富人们变成了众矢之的，财阀们你们颤抖吧，贪婪的人夺走了一切，一个老色鬼花钱买香槟把小姐灌醉，却拒绝给穷困的工人涨工资，哪怕只是多一块面包的钱。现在这些富人们却变成了“神奇的三王”，捐赠钱来拯救世界。他们依旧决定着财产的去向，我为了挣到这么多钱可是花了大工夫的，现在扔块骨头给一些人，因为我在乎他们，我为他们担心。他们还决定，哪些不幸需要拯救，哪些穷困需要解救，哪些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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诀窍就是把病症当作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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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看法，很多人都这么认为。1985年，埃塞俄比亚遭受了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其原因完全是政治性的。总统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就认为国家北部的干旱会弱化反叛军的实力，臣民遭受饥荒的新闻对于他领导者的形象也不佳，于是他决定什么都不说，并且拒绝了非政府组织的援助，说不需要这些。当他被迫无奈必须承认事实的时候，百万人口已经离世了。于是世界上组织了许多运动、音乐节和募捐。新的人物加入了那些运动：鲍勃·盖尔多夫、保罗等组织了“拯救生命”摇滚乐音乐会，有良知的摇滚乐手成了那时的新事物。他们成了伏尔泰式的知识分子：利用为弱者争取权利的文化活动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并不会提出改变全球体制的建议，而仅仅是在利用全球体制，这些人与这个世界有权有势的人交好来推动他们的事业，为了他们的事业，他们不会去质疑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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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全球意识最为明显之处就是一段时间对某个问题表示特别关切，当时觉得不可忍受，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他就不会再去质疑这一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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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实现的就是谈及饥饿的时候，仅限于谈及饥饿。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商界的代表就是这么做的，即在残酷的事实面前觉得十分恐怖，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会带来危险，会造成反抗。于是他们想尽办法确保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得有吃的，不能让他们造反。我们谈及饥饿的时候究竟在谈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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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在其1891年的著作《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中谈到他的态度，一如往常地光芒四射：“他们被可怕的贫穷、丑陋、饥饿包围了，不可避免地对此产生情绪的变化。人类情绪的变化总是快于智慧。因他人受苦而产生同情心要比与一个意见产生共鸣容易多了。于是，他们带着值得敬佩的但却是错误的意图，开展了严肃的情绪化的救援工作，拯救目光所及之不幸。但是他们的解决办法却是这种不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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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们解决贫穷问题的办法是让穷人活着，或者，用一些高级的办法，是让他们乐和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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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都不是解决办法，反而加剧了问题。应该树立的真正目标是试图重建社会，重新制定社会的规则使得贫穷再也无法发生。利他主义者的优点却阻止了这一想法的实现。奴隶制最坏的支持者是那些对奴隶和善的人，他们使得受苦的人感觉不到这一体制的恐怖之处，目前英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带来更多危害的人就是那些企图做好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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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不是那么多人介入救援的话，成千上万的人可能死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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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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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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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得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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