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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于2013年年中写下了这几页，2014年初在巴塞罗那进行了修改。这段时间之内，从朱巴传来内战或是争夺政权或是种族屠杀之类的消息，据说已经有好几千人死亡了。昨日，足不出户，我便得知班提乌的无国界医生组织被努埃尔的反叛军在逃出城之前洗劫和摧毁了。还出现了许多〔得花工夫找找〕关于食品短缺、当地千万难民的饥饿问题的新闻。从这里，自现在，再读一遍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我感到奇怪，不幸的是，我笔下的这块灾难深重的地区，比现在处在灾难之中的这片土地还稍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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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在班提乌的办公室与住宅位于一片旷野中，如这个的地区的其他房子一样，建筑风格拙劣丑陋，周围用墙围起来一片长不超过三米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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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组织的房子很小，善心不知道是否很大。我住在了班提乌大酒店，酒店有三层，房间都是预制瓦楞板建成的，房顶是铁皮的，小小的窗户在角落里，窄窄的床挂着蚊帐，旁边有张塑料凳子。浴室在外面很远的地方，只有一桶水和一个脸盆，厕所在更远的地方，很难闻，苍蝇就说明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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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提乌地区物资匮乏，更别提网络了。据说有时候能有网，但是我到访的那几周都没能运转。失联的经历在现代还是很少见的，但在这里却是很经常的事情。在世界上，在我的世界里，可能会发生任何的事情，但是我要几天以后才能知道了。我们是舍弃了这种慢悠悠了解世界的习惯，不久之前，这种习惯还是我们了解事物的方式，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才导致一切的认知都是即时的，这种变化在另一些地方直到很晚才发生。玛利亚·瓜达卢佩·昆卡、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寡妇，在他于远海死亡后的两个月还在给他写信，因为她并不知道丈夫的死讯。对她来说，他还活得好好的，她还在信里给他讲家里发生的事情、孩子、奴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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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惊讶，失联的我感觉到的不是焦虑，而是平静。正如那次的车祸，我的脸狠狠地撞在了方向盘上，他们送我进手术室的时候，感觉到的根本不是之前想象过的恐惧，而是一种冷漠，我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的感觉。现在在南苏丹的深处，网络没了，我并没有疯狂地去找，我的感觉与那次车祸一样，所有与我相关的东西已经不关我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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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了解食物的方式还是旧式的，举个例子，贾斯汀，聂库马的丈夫，已经好几个月不知道他另外一个妻子和儿女的消息了，对他来说太常见了。忽然之间，现代了解事物的即时性的习惯和需求，让我觉得有一丝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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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有人想去假装空间不会是时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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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斗争。昨天，好几个国际营养问题机构的负责人聚在一起开每周例会，地点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办公室，甲说他的组织已经控制了鲁普科那的好几个区，检测到了当地营养不良的孩子数目上涨了18%，然后乙问他哪几个区是更受影响的，甲说没有更多的细节了，乙说他需要这个信息才能介入，因为他们派出的救援队伍如果能知道问题在何处更集中，工作起来会更有效率，甲说当然了，如果乙来甲办公室的话，可以把这个信息给乙，乙说那两点半吧，丙说如果乙还有援助食品供货困难，他也可以先支援他们几周，给乙发去几箱东西。这会就这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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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说这会议是多么祥和美好，其中有争斗，有这些国际机构的傲气、个人利益、政治利益在其中，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先生们与女士们，愿意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决定做减少饥饿这样的事情，而且做得那么认真，他们的人生就是在考虑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无论做好做坏，都是一种帮助，当然这并不能改变结构性的事实，但是他们一定要去做。他们并不是为了祖国而工作的公众号宣传员，也不是省级官员，也不是舒舒服服的官僚，也不是大胆的专栏作家，他们就是一些很多个月一头扎在这片空无一物的土地上，试图拯救一些人的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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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白人来这里主要是为了掠夺东西的。现在，大家的设想是，大部分情况下，白人是来给予东西的。有时候这甚至是事实，无论他们做这事的理由和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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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无论如何这种付出和努力让人感动。他们告诉我，这几天，十万多快饿死的难民正从战争中逃离出来，那个地方的名字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马班，在上尼罗省，离这里300公里的地方，那是个得开好几天车才能到的地方。成千上万的难民出逃，原因是敌军给水源下了毒，烧毁了他们的房子，对他们进行千百人大屠杀。在朱巴，各类救援机构按照自己的时间和方式组织食品救援工作。因无道路可以到达，他们派出了载有药品和食物的飞机。当地没有了饮用水，他们花了大价钱打井，却没打出几口来。当地疾病泛滥，他们派出医生、护士和物资人员。据说，难民都是盖着塑料帆布躲避枪林弹雨，靠从水塘中喝水、吃树枝为生。突然之间，这几万人艰难地不可思议地存活了下来，变成了这一群疯子，每日15小时的工作任务，这群人之间也打斗、互相指责、互相骚扰，最后这群人救了几百个、几千的人，但是救不了更多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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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不能把对立本的记忆从我的脑子里抹去了，我觉得那是我这一辈子活得最惨的时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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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娜几天后对我说，那是一个平静的夜晚，在朱巴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院子里，蚊子吵得如火车，远处还有叫喊声和枪声。卡洛琳娜是阿根廷的一位医生，三十几岁，是战争和饥饿方面的专家。现在等着作为紧急救援队出发去马班。我也在那等着，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负责人对我说可以带我去，但是昨天荷兰总部的领导跟我说又不行了，因为飞机载满了救援设备了，没有多余的位置了，就算凑巧有空位置，也得留给路透社或英国BBC或半岛电视台，希望我能理解他们有一些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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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2011年，整个非洲之角地区情况都很复杂，收成不好，到处都是紧急情况，特别是在索马里，情况特别混乱，充斥着暴力，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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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娜说，他们唯一确信知道的是难民如潮水般涌来。六月份，埃塞俄比亚东部的立本，靠近索马里边境，每天接收两千多名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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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状态实在是很悲惨，好几个月没吃饱了，好几周在烈日底下行走，没有水，什么也没有。一般情况下，中度营养不良的比例是重度的五倍，但这些人里面根本没有中度患者了，全部都是重度，而且非常严重。我们所有人都崩溃了，没有办法分配粮食，因为人太多了，人群从到达之处在帐篷入口处形成了一个漏斗状分布。可怜的人们，处在那么悲惨的情况下，等待救援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而是两三周的问题。这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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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难民都很生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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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很难以置信的……他们沉默地死去，当然有时候稍微抱怨一下，最让我吃惊的是，在这种灾难面前，他们还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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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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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这么好奇，能谢他什么呢。他们感谢上帝让他们一个个地死，而不是所有人都一起死，至少能救出一些其他人，他们感谢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感觉他们不了解其他的东西，不知道世界可以再公平一些的。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也不觉得多苦了。我这么说是有点残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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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立本没有足够的帐篷、药品、水和食物。有两个帐篷已经塞进去了两倍的人，又竖起来两个，在很短时间之内，就聚集了18万人。人们接连去世，以一种地狱般的速度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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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我也不想再看见。那次我真的很生气，因为这本来是可以预见到的，但却无人预见，国际社会并未对此负责。当看到每天都有人在你面前死去，这种气愤是绝望的。我绝望了。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一整天不停地工作，那些人还是在不断地死去，每天死去50个、100个。我自问，我在这能起什么作用，他们还是一样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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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从来不知道还有个地方叫作立本。这段历史也没有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电视上出现最多一个地方，这时候出现的是肯尼亚的达达布，达达布占据了富裕国家新闻里的两到三分钟，占据了重要报纸的四分之一版面。几天之内，它几乎要成为与其他地名齐名的地方了：巴士底、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达达布是一种残酷的失败的例子。位于肯尼亚北部的这座索马里难民营是在1990年建立的，由临时设施组成的，可容纳2万人，现在已有40万从索马里的饥荒中逃出来的难民，而且每天还在不断地涌入，他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身心俱疲、临近死亡了，情况确实很让人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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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公众觉得厌烦了，这里没什么不同，没什么新鲜的，最后，情况慢慢平稳了。紧急状况过去了，40万人留下来了，这些无国家也无希望的人，在这块飞地生活，不能出来，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文件，只能勉强生活，他们不是任何地区的居民，他们就是人道主义援助下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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