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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那，如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为数一半的孩子营养不良，大部分人吃不饱饭，许多人只吃大米，无法满足营养的需求，无法健康成长和开发潜能。法国农业发展中心（CIRAD）的法国研究员佩里那·比尔诺德给我解释，80%的人口靠吃大米为生，有段时间马达加斯加能生产本国所有的消费量的大米，但是现在已经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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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口占很大比例，每年政治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决定进口大米的配额与价格了。如果进口商引进过多的大米，就会导致价格下跌，本地生产商就会破产，挣来的钱无法覆盖自己的劳动成本，但是如果进口较少，进口商就挣得更少，国家也会有粮食不够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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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那解释道，另外，大的进口商处在马达加斯加政治权力中心，从那里直接控制他们的生意。例如今年，50公斤大米卖五万阿里亚里已经到了极限了，很大一部分居民已经无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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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叫人难过。事情天生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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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有2200万人口，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年的收入为47万阿里亚里或234美元，相当于九袋半的大米（每袋50公斤）。马达加斯加人平均花费四分之三的收入在粮食上。21世纪初情况有所改善，自2008年起，情况又有所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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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的人口都处在饥饿之中，这个数字在农民中更高，达47%。”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首席观察员奥利维尔·德舒特，在马达加斯加撰写的报告中如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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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知道事情本来可以不这样的，我感到一阵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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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9年出现了政治危机，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计划大幅下降，西方大国决定撤掉这些援助，以此对该政府进行民主施压。那些援助占据马达加斯加政府预算的一半强，就这么一下子消失了。卫生预算削减了45%，教育预算就更少了。美国取消了与该国的贸易协议，该协议本允许小纺织工厂生产的产品免税进入美国，现在这些工厂倒闭了，好几千工人被辞退。大量政府公务人员，如教师、医生、保健员的工资因援助的减少而大幅下降，他们进行了罢工。悖论由此产生：成千上万的人，穷人、工人在受苦，仅仅因为西方民主社会决定捍卫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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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那的咖啡馆，人们，尤其是白人在吸烟。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好处之一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需要遵守，如果是白人的话，就更加不用去遵守所有的规矩。在一家法国味道浓过法国本土的法国咖啡馆，苏菲·卡扎德是“反饥饿行动组织”驻马达加斯加的代表，给我讲述了他们如何资助在南部贫瘠地区的发展计划：她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该地区的居民，得出如何更好介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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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他们想在好几个问题上进行援助。他们想要改善居民饮用水的获取，因为缺乏饮用水的供应是导致致死疾病的原因之一。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一旦开始帮助他们挖井或挖渠，谁来管理这水呢？非政府组织自然倾向于创建民主参与机制来管理水源，但是当地人不会这么干。那么，难道不应该适应当地居民的方式来保障饮用水的分配吗？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和支持那些传统威权的方式是对的吗？或者最好与之作战，但风险是无人理解民主方式，而且水还会被浪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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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想通过新技术转移来改善农业生产效率，最终给农民发放农产工具。本地的生产量上涨和产品多样化是很重要的，苏菲说，他们坚持让本地人多种水果和蔬菜，改善饮食结构，将剩余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但是，如何确保这部分用于改善饮食和健康的援助资金，户主并不拿来购买瘤牛？苏菲解释了瘤牛在本地文化中的作用，他们并不用牛来耕地，历史上从来没这么做过，而是仅仅在几个月间用来生产牛奶，因为旱季的时候牛不产奶了，人们并不把牛粪用作燃料或化肥，因为瘤牛是他们富裕的指标，它的副产品也是，于是人们在牛圈里堆积半米高的牛粪来展示权力。瘤牛不仅是工作和饮食的来源，而且是牛主人建立社会阶层和累积财富的方式，在危机时刻可以卖掉，可以用来换取妻子或修建家庭坟墓必要的材料，可以用来在婚礼或葬礼上宰杀祭祀。那么，如何才能确保我们的努力不白费呢？能实现让他们挣更多的钱和吃到更多的饮食的目的，而不是导致他们养更多的牛而饮食却丝毫未变呢？苏菲自问，说最佳的办法是让被排除在瘤牛管理之外的妇女来管理这部分额外的收入，他们正在研究如何实现这一点，也许是鼓励她们的生产和售卖多余的水果或编织柳条筐，以防止这部分钱变成更多的瘤牛，而确实“客观地”改善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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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他们来说，生活最大的改善就是有更多的瘤牛，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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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问题总是同一个。我们的组织并不叫作为瘤牛行动组织，而是反饥饿行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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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带着一种奇怪的笑容说，他们还想延长婴儿的哺乳时间，这样可以改善两岁以下婴儿的健康状况，因为一半以上的孩子都患有长期营养不良。但是，他们认为这一点也很难实现，因为这里的人拒绝变化，害怕任何的变化都会惹祖先不高兴，祖先是希望后代继续重复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一定要发生变化的话，祖先可能会报复，而且，因为他们生活在了边缘，他们认为任何的变化都有可能将他们推下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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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每个解决方案都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引人深思，试图改变一个小国家的小省份的一小区域居民的生活方式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夸张。觉得能做些什么、能让这万把人过得更好的想法是骄傲的，不愿认识到他们这万把人只是两亿人中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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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罗斜靠在一面天蓝色的破旧的墙上，鼻子很宽，脸上有很多斑点，微笑着，穿着脏脏的衬衫，脸和身体看上去是15岁的年纪，而下面的两条腿瘦瘦的，像两条干树枝。努罗走路的时候是用手的。努罗说小时候生了一场病，他妈妈回到乡下去了，把他留给了其他人，他妈妈还有很多孩子，肯定不能照顾好每一个孩子，但是他不在乎，他也不需要她，他在街上靠朋友生活，并不需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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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罗的眼睛很活跃，随时都在微笑，脏脏的脚上都是结痂，手掌心已经磨得厚厚的，我想问他是如何生活的，没有腿是如何生活？如何带着这样的腿生活，没有腿在街上生活？但是我没敢问，我觉得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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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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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罗说自己吃得不多，有时候邻居给他吃，有时候朋友给他找来吃的，有时候他乞讨来些，有时候也讨不到。他给他的朋友们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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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们讲故事，我可知道不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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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人们讲这条街上发生的故事，谁来了、什么时候来了、谁有什么、谁带来了什么，他可以看到发生的一切，因为别人都看不见他，他仿佛是不存在的。他给他街上的朋友讲这些故事，他们给他找些吃的，他就这么生活。最后，他说他最想要的是一辆自行车，有了自行车他的生活就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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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还在笑，他们看着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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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个高楼里的大厅，大楼名字叫托克瓦托，墙面有点旧，是修道院的寺产。全国十五个记者正在这里进行为期两天的培训，学习如何报道外国企业征用土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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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因正在讲演，他的全名叫作海尔林尼亚伊娜·拉克托马拉马拉，是土地诉讼团结会（SIF）的研究和媒体负责人，国际土地联盟在马达加斯加的会员协会。他的讲话热情而富于感染力。他是一个年轻的农学工程师，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穿着运动鞋，有闪亮的牙齿。他总是坚信，他在做该做的事情，尽管力量总是微薄的。记者们围着摆成U形的桌子而坐，面前是手写的桌签，十五个人中十二位是男士，三位是女士，年纪都在三十岁上下，除了一位年纪稍大的瘦瘦的男士，戴着脏脏的白帽檐帽子，和一位胖胖的女士，指甲上涂过的颜色已经脱落了，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天气很冷，记者们都紧紧地裹着大衣，艾因不停地说着，大汗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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