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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第1版 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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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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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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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与英国当代父权制的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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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细雨蒙蒙的初春，沙尼·奥加德教授受我之邀，登临本人主持的上海市精品课程“媒介与社会性别”（该课程于2018年获得国家在线精品课程）的课堂，声情并茂地为近百名同学做了题为“长发飘飘的妇女与全职母亲——当代后女性主义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母亲及劳工再现”的英文演讲。时光流转，一别数年，疫情期间，我意外接到理想国编辑的邮件，请我帮助审读刘昱翻译的沙尼·奥加德的论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我欣然接受编辑的约请，无论是理想国的品质，还是曾经在耶鲁大学偶遇出版社朋友的因缘际会，以及对奥加德教授研究的兴趣，无一不令我从容提笔，畅谈奥加德教授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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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对照审校之后，我建议编辑将此书的motherhood翻译为“母职”，而不以“家庭”一词宏观概括；intensive motherhood翻译为“高强度母职”来体现母职的劳累与艰辛；representation翻译为“再现”，言下之意是媒体或公共政策对经验事实的再表现，其意味着不是客观表达，而是经过多重权力过滤后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再表现，翻译为“再现”更加直观和言简意赅；全书women都翻译为“妇女”，而不能与“女性”这个修辞混用，因为women蕴含着社会与文化建构的妇女，不是生理上的female女性性别，这个区分对社会性别研究是基本的常识。本书译者很严谨，字字句句认真琢磨，编辑也相当用心。此次笔者也深感荣幸，酷暑季节受邀先读伦敦政经奥加德教授的佳作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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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加德教授的《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论著与她2015年初春在新闻学院课堂的演讲内容一脉相承。五年前，奥加德教授首先从为什么要研究家庭主妇和劳工形象的媒介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讲起，她认为媒介内容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这进而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接着，她勾勒了20世纪60—90年代媒介再现的母亲与劳工的历史脉络。在20世纪6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是西方媒介再现的妇女的主要形象，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将妇女推入厨房，迫使妇女放弃她们自己的事业和梦想。20世纪70—8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这一形象逐渐在媒介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头发飞扬的妇女形象”，也就是事业型的母亲风格。这种形象将追求事业成功和照顾家庭相结合，妇女不仅有工作在肩，而且孩子的文化启蒙与日常生活料理也不能缺席和卸责。事实上，母亲之所以走进工作岗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所促使的。所以，这种“事业型母亲”的形象符合国家需求，但是这种再现忽视了“事业型母亲”背后的困难和挣扎。例如，这些母亲无暇照料孩子，往往需要请保姆，而找到一个好的保姆困难重重，且费用极高，诸多困境都在媒介再现中被掩藏了。一方面，媒介再现强调女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性，表现出妇女可以成功地将“母亲”和“职员”这两个角色进行有机结合。其实，双肩挑的重担已经让妇女难以喘息，她们的健康状况堪忧，而媒介再现的文本和现实很有差距。与此同时，媒介再现的妇女形象又表现出“选择辞职”，退出社会的公领域而返回到家庭的私领域。问题在于，这种再现营造出一种妇女可以自主选择要成为家庭主妇还是职场女工的基调。但现实生活的情况是，妇女被资本的力量所操控。在这一再现中，妇女所付出的代价、无底的牺牲和承受的痛苦是被媒介文本所遮蔽的。奥加德最后总结道，要解决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绝不是妇女单方面的责任。妇女争取权利，选择走上社会，却被男权社会否定，但她们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看似是她们“自己的选择”。故而，需要转换观念的是男人，以及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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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我们进行了对话，彼此感同身受，都是工作的母亲（working mother），是带着生活压力和阅历来做妇女的日常生活研究，不仅是为妇女而研究，而且和妇女一起介入式地研究，特别容易形成共识。奥加德教授以交叉分析模式（intersectionality model），结合社会性别理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阐释，探索媒介再现背后的多种权力关系的操纵，不仅是文本的社会意义的分析，还关注社会的物质进程对媒介再现的塑造，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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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展读奥加德教授所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一书，感触颇多，内心共鸣阵阵激发笔者一定要为此书写一序言，以回应作者的现实关怀与理论沉思。本书聚焦了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何看待回归家庭的全职主妇。常听到一些人说：“全职妈妈不用工作，在家待着，有什么好抱怨的？不要生在蜜罐里还不知福！”而女性主义者则以社会的倒退来谴责妇女放弃工作回归家庭的社会现象，这与妇女为争取平等的同工同酬、独立的经济地位等女性主义目标背道而驰了。但这个回归家庭的景观持续递增，英国就有超过200万的全职妈妈，其中约34万（17%）过去是专业人士（英文版第7页）。中国育儿服务平台宝宝树发布《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报告中显示，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占比58.6%，其中95后全职妈妈占比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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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为经济与情感共同体，世代的言情小说或是善男信女的怀春岁月都曾经期盼其成为人生最安全、最温柔的避风港。但在读过本书之后，那些憧憬步入温馨家庭的事业型女士估计要对家庭的预期大打折扣。而作为工作母亲的笔者，却深感奥加德教授的敏锐洞察与现实关怀。走出家庭，迈入职场，获得公共空间的位置去和男人平起平坐，这曾经是女性主义追求的目标，而且妇女们确信，一旦这一目标达成，社会性别的平等地位绝对实现。当下，中英两国的妇女受教育人数与妇女就业人数都比过去有所增加，妇女比过去实现了更多自身价值，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妇女们并非一劳永逸地迎来了家庭关系内部社会性别地位的平等。职业妇女一旦投身于履行家庭母职，那么她自己追求的工作前景必然断裂，两者兼顾且能取得双赢的妇女少之又少。但凡有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妇女，其多半是可以仰赖父母提供的免费照护服务而得以脱身家务劳役，全力以赴奔业务。这曾经是东方中国都市双职工家庭的一种模式，但英国家庭文化是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父母参与看护孙辈并非常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世界，对那些因照顾家庭而必须履行高强度母职的异性恋已婚妇女来说，从来没有谁把若干离职回家的妇女劳动写进国家经济的GDP统计或是持续的国泰民安功劳簿，谁也不会来为脱离市场经济搏击的她们树碑立传。但这些妇女以自身的业务素养和品位全心全意地养育着下一代，让丈夫们得以从容地从家务劳役中解放出来去职场拼搏，让男性们可以甩手奋斗他们的社会权力地位。我们从中国获得的资料或是日本、韩国的影视文本中都发现，丈夫们正是因为有保障的经济地位，反过来又可以强制性地支配离职妈妈在家庭履行高强度的母职，并为自己脱身家务劳役，甚至肆意在家庭暴力发威，更甚是为婚姻外寻找小三、小四获得正当性理由。家庭被视为私人空间，也就意味着公共权力没有资格介入家庭空间，父权可以任意支配家庭内部成员但公众无法干涉。监督的黑暗空间令妻子和子女在家庭里得不到公权力的保护，父权的随意妄为和其他成员必须服从的被动性毁灭了家庭作为爱巢、避风港的价值和意义。尝试离婚的妇女如果要获得子女的监护权，那就是太劳累、太昂贵的解放之路，而通过离婚逃脱责任的丈夫却能再次轻松选择青年妇女共筑爱巢，父权制的优越可以继续由男人达成的支配权力维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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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加德教授此书通过民族志的深度访谈路径，去倾听都市离职后进入家庭担当全职主妇的妇女心声，去探索高学历离职妈妈这一特权阶级的日常体验盲区。作者要去感受这个社群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家庭内部的压力、经济结构以及就业常态的限制。为寻找受访者，她“在伦敦中产、中上阶层很多学校的家长邮件列表，集中高学历妈妈的伦敦各种社交媒体妈妈群，以及这些街区当地的图书馆、社区中心和休闲、运动俱乐部的布告栏上发布了招募信息”（英文版第18页）。作者深度访谈了35位住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离开职场的时间为3—17年，平均离职时间为8年，仅有一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其余都曾经是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教师、副校长、艺术家、时装设计师、记者、媒体制作人、工程师、医生、学者、社会工作者或管理人员等（英文版第18页）。与高学历离职妈妈近距离地倾心相谈，奥加德教授要去追问：当代英国媒体与国家政策中关于社会性别、工作与母职的再现关联与鸿沟在哪里？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的结构性压抑、矛盾与再次踏入职场的困扰等等问题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深层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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