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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奥加德教授的论著在两个方面为“媒体与社会性别”研究贡献了扎实的经验素材和深刻的理论探索。首先，奥加德教授阅读了深广的社会学研究文献，运用民族志的深度访谈方法，开辟了特权阶级妇女的母职和工作的当代媒体再现与妇女自身体验的关联性研究。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给予作者灵感与共鸣，奥加德教授受益于米尔斯所秉持的社会学价值在于能把“局部环境下的个人烦恼”与“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她要把高学历离职妇女的个人私密的压力、情感冲突等等之类的“个体化”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关联起来，揭示履行母职的家庭妇女作为社会主体之一如何被塑造，媒体再现、公共政策并没有充分真实地表达全职妈妈的辛酸与情感欲望，她们的家庭劳动体验与媒体再现、国家宏观政策两者完全脱节。例如《傲骨贤妻》（The Good Wife ）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Alicia Florrick）在担当13年全职妈妈后重返职场还如鱼得水，与现实生活中高学历离职妈妈忙碌于履行母职而疏离社交、疏离业务，或者再也回不去职场重振雄风的具体问题相比，《傲骨贤妻》简直就是在虚饰性地美化、淡化全职妈妈事业退化的矛盾困境。作者访谈到的生活里的全职妈妈已经淹没了贾尼丝·拉德威（Janice Radway）所著《阅读浪漫小说》（Reading the Romance ）中的替代性满足之需要。那个小镇的妇女们以阅读浪漫小说得到的虚幻情欲快感填补现实生活中丈夫们对家庭关怀的缺失。奥加德教授面前的全职妈妈们的精力和时间已经投入到处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问题之中，育儿与家务的重担让家庭主妇们无暇顾及自身的发展。而事实上，“媒体、职场和政府政策中流传的性别平等的再现，其核心要义是妇女需要克服内心的障碍和‘自己造成的’创伤，这些阻碍了她们变得自信、赋权和成功”（英文版第176页）。媒介再现与国家宏观政策往往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考量，家庭内部的社会性别平等并非关键的公共议题，家庭已经是大家公认的私领域，高学历离职妈妈们的诉求及其得不到实现的绝望都完全是个体化的声音，与国家措施无涉。奥加德教授不愿意持续保持沉默，她要展露这个特权社群全职妈妈苦心履行母职与丧失事业追求后的诸多矛盾与失望，以具体的经验故事来促进媒体的公正再现和公共政策的关注。犹如愤怒于现实的不公乃女性主义的灵魂一样，奥加德教授对媒体与政策的扭曲传播的批判，是向资本操控的社会表达出高贵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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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奥加德教授对高强度母职的讨论实际引发了一个普遍而又深刻的社会问题，家庭内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有逻辑关联性。妇女的独立收入必然威胁父权制的延续，回归家庭的逻辑实则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联袂构筑的陷阱，职业妇女回归家庭的再生产没有得到社会任何支援，只能在家庭内部思虑丈夫的改变。从奥加德教授的研究中可以洞察到，英国高学历离职回归家庭的全职妈妈们在就业阶段的劳动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可见性剥夺，而辞职回家之后，她们失去了自我奋斗获取生存机会的搏击。全职妈妈已经被市场经济体系抛弃，职业妇女不论在过往的职场上如何叱咤风云，一旦脱离市场拼搏回归家庭，经济层面就完全依附于丈夫的薪水，从而成为由男人单薪供养的家庭主妇。无论有多少特权，这一经济性依赖关系重新塑造了全职妈妈被支配的家庭地位，而全职妈妈如果要脱离带薪水的丈夫去面对资本主义的市场则已经缺少竞争力。市场外的家庭并非安然稳态的一方净土，职场的剥夺是明晰可见的市场压制，家庭这个圣域则充满隐形的剥夺和父权压制，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在家庭空间里并没有特权。对丈夫而言，的确要坚持主妇赞美论，他们觉得家庭是全职妈妈远离资本主义压制的港湾。但奥加德教授批判这一观点乃错误的幻想，家庭并非独立于市场之外的不相关领域，家庭内的父权制与家庭外的资本支配关联并不因为不可见就令全职妈妈们获得自由与解放。异性恋家庭内部男女二元关系中的婚姻生活，最终的平等必须是夫妻关系的平等，既然是在一种关系内的平等，那么妇女单方面的解放或是男士单方面的解放都不能导致二元关系内的平等。女性主义长期致力于启蒙与鼓舞妇女自强不息地去获得法律、教育、经济的独立地位，而对男女二元关系内部的协调与尊重的强调与努力却相当匮乏。奥加德教授的论著展现了特权阶级妇女在家庭内部的结构性压抑与沮丧，根源就是妇女牺牲事业的前景而回归家庭履行高强度母职，成全了丈夫追求事业的雄心壮志与市场捞金。国家顺理成章地都没有任何减轻养育子女负担的政策举措，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合谋塑造了家庭这个最小社会单元的劳动结构。履行高强度母职的妇女被压抑的核心在于家庭结构中的劳动是不被市场经济计算的，属于为爱付出的免费劳动。免费劳动是母职实践的核心环节，爱丈夫、爱孩子是母性的卓越光辉，不可计较的爱的付出乃人伦之美与母职所必须。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正是由全职妈妈无工资的倾情劳动、子嗣再生产与奉献奠定的，核心就是男人支配女人的劳动力。全职妈妈已经从市场经济体系中被排斥，履行母职是她们的核心课业，依附男人的经济来捍卫家庭的良性运转成为回归家庭后唯一的出路。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作为最正当的托词，遮蔽了分工不公平的矛盾，母职的担当就势必成为全职妈妈们最不可告假的责任，而丈夫则以奔波养家的职场竞争优胜者的姿态豁免家务劳役。如果全职妈妈对家庭的日常照料与孩子的文化启蒙没有达到丈夫的要求，那么责任就在于全职妈妈的不到位。体力的付出与精神的重担是全职妈妈不可推卸的差事，家庭仍然是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们离职后另一个为爱受累、隐性、不可休假的职场。那些曾经指向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妇女社会运动的抗争与呐喊烟消云散了，对不公平的愤怒火焰萎缩为全职妈妈向事业有成的工作爸爸讨价还价般地寻觅一点情义来履行父亲的家庭参与义务。可见家庭这个空间内谁劳动是问题的枢纽所在，妇女要从家务劳役中获得解放，必须是关于劳动制度设计的战略达成，而非男人态度的改变或者更加冠冕堂皇的性别分工的合理协作。奥加德教授旁征博引地提炼出她所亲自访谈的田野蕴含的残酷现实：“男人做父亲的经历和实践与政策、学术和流行观念中的‘称职父亲’仍有着相当的差距。”（英文版第204页）“尽管承诺要做‘新父亲’，但养家糊口的疲惫和经济压力致使很多父亲退回了父权式习惯”（英文版第204页）。也如作者的判断（英文版第205页）：虽然父职研究所（the Fatherhood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奥沙利文（Jack O’Sulivan）曾在2013年宣称，男人即将展开“非凡转型”（extraordinary transformation），但从若干经验研究的现状来看，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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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长期倾注于妇女的平等权利抗争，但聚焦男人家务劳动的责任担当的启蒙教育或政策措施尤为罕见。如果要改善婚姻内的男女平等关系，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制度化设计和妇女母职劳动的国家付费建制化是保证夫妻双方获得尊重与平等的保障路径之一。因此，在这个领域的理论积淀相当关键，否则罕有平等关系的实践。中国学者已有男人妥协的论述出版，如蔡玉萍、彭铟旖（2019）出版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还有笔者正在研究的都市医院护工的案例，都从一个侧面看到最前沿的男女平等关系不是从特权阶级开始，而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打工族。在都市经济高压环境之中，进城打工的丈夫们因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商品房市场体系的劣势导致其支配权力被削弱，不得不主动参与家务劳动。都市资本的残酷现实瓦解了父权制的特权，丈夫地位的一切优越性转变为与打工妻子同甘苦、共患难。女护工们一再表示，如果回到乡村，丈夫的父权制本性又将暴露无遗，那是环境造就的男性特权。北欧国家倡导执行良久的“亲子假”，倒是让特权丈夫回归家庭体验照护家庭、参与家务劳动的切实政策实践。唯有如此，才能让优越的丈夫履行家庭父职，分担家务劳役，感同身受地理解母职的重担和辛苦，从家庭内部营建平等与尊重的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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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加德教授所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以都市田野的追踪来再现了英国特权阶级已婚妇女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全球还有许多不同阶级地位的妇女或是男人深陷不平等的泥淖之中。妇女、男人的解放运动都是问题重重、长路漫漫，但任何一个社群的研究所发挥的引领作用都不可否认。知识生产与理论积累是女性主义学者改变不平等社会应尽的绵薄之力，无论遭遇“父权制”守护者怎样的百般诋毁、歪曲、贬低与中伤，各类妇女与男人社群的解放都是女性主义学者的现实关怀。如果家庭没有终结，那么家庭内部平等夫妻关系的倡导与构建就是当下女性主义努力的目标。奥加德教授率先垂范，切盼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再次对话、切磋于课堂，学术交流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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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者、富布莱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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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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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d Shani（2019）, Heading Home: Motherhood, Work,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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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萍、彭铟旖（2019），《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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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内容详见：https://www.163.com/ad/article/F169E3KE000189D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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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前言与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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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最亲近的两个女人——祖母和母亲，据我所知都是一边 工作一边 抚养孩子的。祖母1935年从拉脱维亚的济卢佩（Zilupe, Latvia）移民到基尼烈（Kinneret，位于现以色列北部）的基布兹（Kibbutz），作为基布兹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锋，和男女同胞一起从事公路建设、农耕和挤奶方面的工作。就是在怀着身孕挤牛奶时，她出现了首次宫缩，不久后就生下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之后她继续工作了很多年，一直到79岁。她当过基布兹服装仓库的管理员、集体食堂的厨子，再后来是基布兹椰枣厂的包装工。她有四个儿子，从出生起就在基布兹集体社区的儿童之家长大。当我父亲弟兄几个去祖父母的小公寓探望他们时，祖母会做他们最爱的蛋糕和饼干，以此表达作为母亲巨大的快乐和幸福（虽说她一直想要个女儿！）。虽然她毕生所做的各种工作都特别辛苦，但她从不抱怨。我对祖母的乐观心态和无比旺盛的精力记忆犹新——她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工作很长时间，常常还是在酷热的天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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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4岁丧母，时至今日一直把母职视为“首要职业”，并引以为豪。她接受的是师范教育，嫁给我父亲后，随他搬到了基布兹。由于没有教师工作可做，她便有什么活做什么了。我出生后，母亲成功领导了一场运动，废除了基布兹的幼儿集体睡眠制度——孩子睡在儿童之家，晚上由男女值班员轮班看管，通过对讲系统来发现并回应孩子夜间的需要。对我母亲而言，想到孩子没法睡在她身边是难以忍受的。后来，我们全家搬离了基布兹，父母离了婚。母亲虽然受过教师培训，但从未做过这一行。她做的都是管理和销售一类的工作，经济上能够自足——这一点在离婚后显得尤为重要。“永远要确保你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从小到大，她一直这般叮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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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身对工作和家庭的态度，深受这两位亲爱的女士，以及她们所示范的妇女、工作与家庭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性别平等热潮的影响。我青少年时期接触的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女孩力量”（girl power）思想（我卧室的墙上贴满了《查理的天使》［Charlie’s Angels ，也译作《霹雳娇娃》］、辛迪·劳珀［Cyndi Lauper］、麦当娜［Madonna］和蒂娜·特纳［Tina Turner］的海报）与在职场和家庭领域都“放手去做”的赋权妇女形象（我记得那会儿很热衷《上班女郎》［Working Girl ］和《婴儿热》［Baby Boom ］这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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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最后一年，我在一家广告机构开始了第一份带薪工作，从那时起就一直坚持工作，包括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各种兼职，以及2003年博士毕业后开始的全职学术工作。情同此心，给两个儿子做他们最爱的饼干和蛋糕或履行其他作为母亲的职责时，我也深感幸福。和祖母、母亲一样，有份职业对我从来不是问题。但与她们不同的是，有了母亲的鼎力支持，我有幸能够追求自己选择和热爱的职业。而且不像她们，我会抱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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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访的妇女们选择了和我截然不同的道路：放弃有偿工作，成为全职妈妈。不过，我们的经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虽然我在以色列长大，而她们大多在英国，也有些在美国、欧洲和拉美长大，但我们接触了类似的思想和社会愿景，以及很多类似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女性气质的流行再现。我们这一代成长于女权运动觉醒和日益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之下，同时经历了它们的好处和弊端，以及二者的紧密交织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和精神创伤。本书讲述的就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塑造这些妇女——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这一代人——工作和家庭经历的各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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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谢愿意同我分享私人经历的男士和女士。没有他们的慷慨和坦率，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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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非常感激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帮助的一些人。萨拉·德·贝内迪克蒂斯（Sara De Benedictis）在研究的各个阶段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十分高兴有此机会与她共事。前沿经济学咨询公司（Frontier Economics）的吉利恩·波尔（Gillian Paull）利用英国劳动力调查（UK Labour Force Survey）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并慷慨地分享了她在英国劳动政策方面的专业意见。理查德·斯图帕特（Richard Stupart）坚持不懈地为本书所用图片争取版权。同样要感谢詹姆斯·迪利（James Deeley）在项目各个阶段提供的行政支持，感谢希拉·什科尼克—布雷纳（Hila Shkolnik-Brener）和埃莉诺·卡特赖特（Eleanor Cartwright）对本书封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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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几位阅读了书稿的全部或部分草稿，并提供了建设性反馈的人士表示感谢。衷心感谢罗莎琳德·吉尔（Rosalind Gill）见解独到、富有启发的慷慨反馈和不断鼓励，以及凯瑟琳·罗滕贝格（Catherine Rottenberg）详尽、犀利、一贯振奋人心且富有建设性的评论。特别要感谢沙伊·阿朗（Shai Aran）在阅读部分手稿后对内容和形式给出的极好建议。我也要感谢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和让·拉德韦（Jan Radway），以及我的读书会的成员巴特·卡默茨（Bart Cammaerts）、利耶·舒利阿拉基（Lilie Chouliaraki）、埃伦·黑尔斯佩尔（Ellen Helsper）、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和彼得·伦特（Peter Lunt）对各章草稿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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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塔莉·阿朗（Natalie Aran）、克伦·达尔蒙（Keren Darmon）、迪娜·东布（Dina Domb）、米利·马尔（Milly Marr）、莉萨·罗伯茨（Lisa Roberts）、亚历克斯·辛普森（Alex Simpson）和凯特·赖特（Kate Wright）几位朋友把我介绍给受访者或能够征集受访者的平台——真心感谢他们的帮助。另外非常感谢斯韦特兰娜·斯米尔诺娃（Svetlana Smirnova）花费数小时给书稿精心排版，还有辛西娅·利特尔（Cynthia Little），十分荣幸由她来审校和编辑手稿（包括这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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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传媒学院的研究委员会基金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基金，承担了这项研究的部分开销。还要感谢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管理员希瑟·道森（Heather Dawson）提供非常有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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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要特别感谢埃里克·施瓦茨（Eric Schwartz）从项目初期以来的热情支持和主动提议出版本书。还要感谢埃里克迁就了我对本书封面的各项要求。同时感谢卡罗琳·韦泽尔（Caroline Wazer）和洛厄尔·弗赖伊（Lowell Frye）的鼎力协助，感谢卢纳娅·韦瑟斯通（Lunaea Weatherstone）为本书精心撰写的文案，以及本·科尔斯塔德（Ben Kolstad）对生产流程的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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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亲爱的朋友玛雅·贝克尔（Maya Becker）、罗莎琳德·吉尔、凯瑟琳·罗滕贝格、阿维塔·莎勒（Avital Shaal）、希拉·什科尼克—布雷纳和萨吉特·施奈德（Sagit Schneider）给予我无私的爱、关心和鼓励，她们对我的支持说不尽，道不完。何其有幸能与这些睿智、聪慧、慷慨大方的女士建立美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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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爱的儿子约阿夫（Yoav）和阿萨夫（Assaf）是我一直以来的支柱：他们总是给予我包容、关爱和谅解，助我识破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巨大谎言，而且从我们家很多奇妙的失衡中发现了有趣之处。他们也是很棒的（志愿！）研究助手，常常帮我搜罗描绘母亲的影片和广告。非常感谢丈夫阿姆农·阿朗（Amnon Aran）给予我的支持、关心和爱，以及他为我们烹制的许多营养又可口的饭菜。我有幸得到亲爱的母亲阿塔利亚·沃尔夫（Atalya Wolf）、父亲内肯米亚·奥加德（Nechemya Orgad）、科比·沃尔夫（Kobi Wolf），以及亲爱的兄长伊塔马尔·奥加德（Itamar Orgad）一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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