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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为写作本书调研期间，在伦敦北部一家小咖啡馆里初次约见了劳拉。我问她可否允许我给采访录音，“行啊，”她咯咯笑着说，“我要跟你讲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本书所基于的前提，是劳拉这类妇女所做的决定有 “不得了”的地方，或至少令人十分困惑的地方。尽管相比于1960年，如今这类女性只占少数，但英国的全职妈妈中有五分之一受过高等教育，而美国的全职妈妈中四分之一拥有大学学位，依旧令人震惊。[9] 那么，为什么在大力提倡妇女家庭和生计两手抓的文化和政策环境中长大，而且负担得起家政或托儿服务，本不必辞去带薪工作的高学历妇女们，会做出这种倒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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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提出过类似的疑问。她问，为什么“这么多美国妇女，明明有能力和学识去探索和创造，却再度回归家庭？”[10] 弗里丹在风靡一时的“女性奥秘”（feminine mystique）中找到了答案：“快乐主妇”压抑的形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演化为一种奥秘”[11] ，阻碍了妇女追求职业梦想。1957年参与弗里丹问卷调查的妇女沮丧、不满、不快乐。“无奈放弃了家庭以外的世界”令她们有种空虚感。[12] 然而，60多年过去了，这一奥秘已受到广泛的抨击。如今的文化环境所极力推崇的，是真实或虚构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妇女形象，就像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畅销书劝导女性的那样——坚持自我、争取领导权，同时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责任。[13] 随着桑德伯格（以及后文将会提到的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等人提出“女性主义”宣言，西方文化环境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日益高涨[14] ，媒体和政策领域也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哪些因素阻碍了女性“拥有一切”，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激烈争论。[15] 工作生活平衡、弹性和性别多元化成为讨论职场女性的时兴词汇。西方的政府和企业都支持妇女参与或留在劳动岗位。此外，鼓励妇女留在岗位、重返职场和争取高级领导职位越发被认为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益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商界领袖、商学院和政界人士都在积极倡导创建或维持多元化劳动力的商业案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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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劳拉一样，我为本书采访的其他妇女也非常清楚，她们做出的选择本质上有悖于当代主流文化中的理想妇女形象。她们从小到大接触、见识到的关于女性“恰当”角色和地位的信息，与她们母亲——贝蒂·弗里丹采访的那一辈妇女——所接触的大不相同。她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劳拉）读过《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或类似的当代“女性主义”宣言，对于职场女性平等问题一清二楚，有些还自诩为女性主义者。她们知道，如今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女性不但从统计学来说已成常态，而且常规观念就是，只有事业和 家庭双丰收的女人才算真正实现圆满，顺应了女性主义学者安杰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所谓的“新性别契约”（the new sexual contract）。[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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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问这些女人60多年前弗里丹问受访者的那个问题，即她们目前生活中比较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时，她们的反应往往是疑惑，有时甚至是尴尬。“说满意有点怪。”前律师塔尼娅告诉我。“这个不好说。”前记者玛吉答道。前医生苏珊先是陷入沉默，然后过了一分钟才狼狈地说：“哦，我是不是，该给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曾是财务总监，过去三年全职当妈的萨拉闷闷不乐地承认这个问题“问得好”，但“糟糕的事实”是，她答不上来。受访妇女们回应该问题时表现出的不安、困惑和尴尬，至少部分是因为她们知道，她们的母亲大多要么被迫放弃工作去照顾孩子，要么承担不起辞职的后果，而与此不同，她们是可以 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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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女权运动为了创造条件，使妇女能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追求自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而我采访的这一代妇女确实尝到了斗争果实。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动了高校入学人数以及（尤其是中产）女性劳动人数的急剧上升。在英国，妇女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从1971年的52.8%上升至2018年的71.2%，而在美国，则从1971年的43.4%上升至2016年的56.8%。[18] 但是，虽然常说妇女的就业形势一片大好[19] ，但那指的是整体妇女，不代表母亲。在英国，虽然女性就业率较高，但是母亲的就业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0] 未加入劳务市场的妇女中有四分之三（72%）是母亲，而且母亲退出职场的可能性约为无子女女性的两倍（专业人士的比例是11%比6%，非专业人士则是24%比13%）（见表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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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英国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母亲和无子女女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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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沿经济学咨询公司吉利恩·波尔整理。数据基于英国2017年第一季度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为使有未成年子女的母亲和无子女妇女的年龄描述更具可比性，样本限制在50岁以下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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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四舍五入，表格所列总和可能达不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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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形势也差不多：母亲离开职场的可能性大约是无子女女性的两倍。[22] 美国妇女中，20多岁在职场的比例很高，但到了30多岁或40岁出头还在工作的就少了，那个年龄段通常要养育幼儿。[23] 此外，美国劳动力市场中母亲的占比虽然从1975—2000年稳步上升，但在那之后已趋于平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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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体来说，就像英国经济学家吉利恩·波尔所指出的，“做母亲的妇女留在岗位上的可能性，远低于一般劳动力市场动态的预期”。[25] 此外，正如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新美国”（New America）智库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妮—玛丽·斯劳特所指出的，“现在母亲身份成了比性别更能预测工资差距的指标”。[26] 大多数母亲回归职场后发现，生育前具备的优势（学历、早期职业成就）在当了母亲后消失殆尽。她们退出职场的这些年使收入高峰中断，在经济和情感上都损失惨痛。因此，虽然从进入大学到生育之前，妇女可以在工作的公共领域享有相对公平，但有了孩子后，平等地位便好像止步不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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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英国有超过200万的全职妈妈，其中约34万（17%）过去是专业人士。[27] 最近的研究表明，英国收入前20%的家庭中，越来越多妇女辞掉工作去照顾孩子，不再从事任何正式的带薪工作。[28] 配偶收入在英国前四分之一的母亲中，竟有25%当了全职妈妈——其中相当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29] 在美国，接受管理或专业岗位教育的妇女中，有14%未进入职场。[30] 为什么那些负担得起育儿开销的高学历女性会放弃学历和成功的职业生涯，“回归”家庭，仿佛接纳了全职主妇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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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大量解释。一些人认为，妇女的辞职决定和其他关系到工作和家庭的决定一样，都是基于个人偏好、心理因素和生理特性做出的个人选择。[31] 例如，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Catherine Hakim）的“偏好理论”就认定，在英国和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的就业模式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偏好。[32] 哈基姆认为，部分妇女偏好“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其他则偏好“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或者希望兼顾工作与家庭（“适应型”）。这一观点得到很多大众媒体的响应。例如，2015年一项盖洛普（Gallup）民调显示，有未满18岁子女的美国妇女中，超过半数的人“偏好”留在家里，打理家务、照顾家人。[33] 博客和社交媒体上常常能看到女人们说自己当全职妈妈是基于个体、私人偏好做出的积极选择。[34] 类似地，名人当全职妈妈的访谈和书籍一般也把她们描述成自由选择的个体，在母亲的天性和“自然”偏好的驱使下，把母职奉为全职工作，自在而真诚地接纳了这一新角色。[35] 此类描述中的性别本质论，常常也出现在进化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对男女进入不同职业轨道的解释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谷歌一位软件工程师撰写的长达十页的“宣言”。该宣言于2017年8月被曝光，把科技和领导领域妇女的匮乏，解释成至少部分是男女天生的生理差异所致。[36] 尽管这份宣言的发表激起了公众强烈抗议，但它同时也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支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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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解释认为，当了母亲后，自信心和对工作的投入都会下降。“职场妈妈”网（Workingmums.co.uk）进行的一项研究断言，自信是“重返职场的三大障碍之一”[38] ；而《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 ）报道的另一则研究发现，“休产假的妈妈们在孩子11个月大时自信心严重崩塌”，感觉自己“再也无法融入职场”。[39] 媒体、职场和政策领域关于职场性别平等的讨论，焦点常常在于妇女易有“冒牌者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和“野心差距”（ambition gap）[40] 的问题，进而探讨女人缺乏自信和从容的解决之道。另一些人，包括哈佛商学院进行的一项前沿研究，则认为女人对于成功和权力的定义与男性有着本质性的差别。[41] 更有甚者将女人“逃离”职场描述为对传统妇女角色的怀旧回归，或对日益苛刻的职场要求做出的理智反应。例如，《纽约》（New York ）杂志就把妇女当“复古型主妇”、投身家庭的选择描述为“解决工作与生活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的女性主义办法”。[42] 2017年，《卫报》（Guardian ）评论员维多利亚·科伦·米切尔（Victoria Coren Mitchell）重提这一观点，探讨“如果全职妈妈再度成为常规期望”，妇女能否重获幸福感和自信心，并引用了一个“无法反驳”的观点：“至少以前当妇女主要的志向是生儿育女时，她们大部分都能实现愿望。但现在还期望她们事业圆满，明明如今连能指望得到稳定工作的都寥寥无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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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尽管零零星星，但一些政策、媒体报道和影视作品还是对这些流行解释提出了质疑。例如，改编自女性主义作家梅格·沃利策尔（Meg Wolitzer）的同名小说、2017年上映的电影《贤妻》（The Wife ），就讲述了女主角琼（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饰）的复杂故事。她早早结束了前途无量的写作生涯，转而辅佐获诺贝尔奖的作家丈夫和打理家庭。另一个受欢迎的代表，是改编自莉安·莫里亚蒂（Liane Moriarty）的同名小说、HBO于2017年出品的电视剧《大小谎言》（Big Little Lies ）。它有力地戳穿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当全职妈妈是由于野心和信心不足，是出于天性和个人偏好才放弃事业选择母职和家庭的谎言。故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阳光明媚的蒙特雷市（Monterey），围绕四位母亲展开，其中两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妈妈：光彩照人的前公司律师塞莱斯特（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饰）和活泼、高度敏感的马德琳（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饰）。尽管马德琳在社区剧院兼职演出，但她认为同有事业的母亲相比，那不值一提。基于此前《绝望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 ）等剧的大获成功，以及更大范围流行文化对母职描述的变化（于第4章中讨论），该剧揭露了这些母亲婚姻生活中的深层苦恼，以及在亮丽豪华的海滨别墅、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完美”家庭的外表之下，她们对于男人暴力的屈服。尤其是魅力四射的塞莱斯特，作为这个美国郊区小镇人人羡慕的对象，拥有“完美”的丈夫和双胞胎儿子，却被曝遭受着丈夫的家暴和虐待。第四集，在同市长会面时，塞莱斯特代表马德琳反对市长威胁禁止话剧演出的做法。塞莱斯特游刃有余地掌控了整个案子，赢得了众人的赞叹。会面结束后，她按着马德琳汽车的喇叭，兴奋地尖叫：“我又活过来了！”然后哭了出来，宣告心声：“这么说很惭愧，但是当妈妈对我来说还不够。就是不够。差得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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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争论，大多没谈到现实 中高学历妈妈辞职的亲身经历，也没有认识到她们的个人选择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和压力、经济结构以及就业常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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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外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Pamela Stone）2007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选择退出？妇女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的真实原因》（Opting Out? Why Wome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 ）。[44] 斯通对毕业于常春藤大学、成就非凡、在各自单位担任高管，却于生育后离职的女性展开深度访谈，发现了工作环境对于她们辞职决定的负面影响。[45] 尽管如此，如今距离《选择退出？》的出版已过去十多年，而这十多年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和变化：全球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全球范围内保守势力和极右政治势力的崛起，反对女性主义成果和言论的声势日益壮大。与此同时，过去十多年中，女性主义出现复兴，而且日益盛行。[46] 这点在随处可见、广受欢迎的#MeToo运动——一股位高权重的女人和男人公开、坦然地加入女性主义阵营的热潮——以及一系列文化再现中可见一斑，后者的许多案例在本书中会有进一步探讨。另外，斯通没有讨论受访妇女的经历是否受到媒体和政策对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建构的影响，以及是如何被影响的。同样，学界许多对于媒体上性别、工作与家庭形象或话语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到人们的亲身经历。[47] 近年来研究关注的，要么 是经历，要么 是再现，而非两者之间的关联，也没有明确解释为什么 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生了孩子就离开职场，以及这带来了哪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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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妇女、工作和家庭的文化与政策再现，与劳拉这类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放弃职业生涯的决定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一决定带来了哪些后果？在本书中，我将通过探讨高学历离职妈妈的亲身经历这一盲区，并将她们的第一手陈述与当代英美媒体和政策中关于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描述与形象对比分析，从而解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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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与文化再现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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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切身经历与文化再现之间的关联，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就是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中，早期的研究强调母职和工作的再现往往背离、掩盖了妇女的亲身经历，从而助长了父权体制与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延续。贝蒂·弗里丹著名的调查就揭露了美国妇女无声的绝望与20世纪50年代压迫性的美国幸福主妇形象之间的鲜明反差。后来，美国的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和安妮·马畅（Anne Machung），以及英国的罗莎琳德·科沃德（Rosalind Coward）都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媒体上主导了大众想象的成功职场妈妈形象（尤其是妇女杂志上的那些），与女性的现实经历显然不符。[48] 霍克希尔德写道，职场妈妈的快乐形象掩盖了“女人、男人和孩子在无奈处理不平等时所承受的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与巨大而隐秘的情感代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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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主义传媒研究的关注点，似乎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妇女的亲身经历和日常生活，转向了对媒体文本的分析。至于媒体再现的内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妇女的切身经历，则几乎没有实证研究。[50] 尤其是自21世纪初以来，对于母职和工作的当代再现与妇女在这两方面的经历之间的关联，研究仍几乎是空白。[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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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我把焦点再度对准了媒体再现与现实经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给妇女的情感、身份认同和广义的性别权力关系带来的影响。本研究深受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鼓舞和启发。[52]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价值，在于能把“局部环境下的个人烦恼”与“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53] 在书里著名的一段话中，米尔斯解释说，“个人烦恼指个体性格，以及他与他人的直接关系范围内的矛盾”，而“公共问题指超出个体的局部环境或他的内心活动以外的矛盾”。[54] 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的任务便是找出造成我们最私密的个人烦恼的宏观社会因素，并把单个个体的“个人烦恼”与历史和社会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我们作为社会主体是如何被塑造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超越当前的自己。[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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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后，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乔纳森·科布（Jonathan Cobb）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阶级中隐藏的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其中写道：“宏观社会中必定存在某种引力、某种磁体，它进入并塑造人们的日常经历。”[56] 文化、媒体、政治和政策话语便构成了社会磁体的一股向心力。它们充斥着我们的想象和生活，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经历。[57] 我采访的那些妇女很少反思这一磁体对她们思想、欲望、情感和自我意识造成的影响，但她们的自述带有这类话语的痕迹，似乎后者已然进入了她们的想象，影响深远地塑造了她们的生活观感。这些女人经常把自身经历及其根源说成是私人问题，但是她们最私密的“烦恼”显然是由“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衍生而来，并塑造形成的。[58] 换句话说，是受到先进资本主义的关键结构力量和冲突，以及描述、证实、维系并偶尔质疑这些结构的媒体与政策话语、叙事和图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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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这些妇女的亲身经历与文化、政策再现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我借鉴了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琼·沃勒克·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的观点。她反对将经验视作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证据，或者阐释的基点。[59] 我同斯科特一样，希望揭露经验的建构性 本质：受访女性的主体性是如何造就的，她们的愿景、幻想和深层次的欲望受到媒体、政策再现（与其他因素）及其承载的文化理念怎样的引导。需要指出的是，我极力避免对立地看待文化再现和受访者的经历，好像前者单一而死板，只会重复现有规范，而后者则复杂、多样、变化多端。相反，我认为文化再现和 受访者表述，以及这两者的关系本质上都是矛盾、复杂而又多变的。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找到女性的个体经历与媒体、政策上描述和讨论的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公共问题之间的关联，并展示二者的脱节。只有通过建立这些联系，我们才能认识到，正如贝蒂·弗里丹在大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这不仅仅是每个女人的私人问题”[60] ，继而去寻求这些“个人烦恼”的社会性和制度性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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