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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研究的并不是 妇女对特定媒体或政策文本的了解程度。相反，我分析的是她们切身经历与文化和政策再现之间的关系，这比前者要复杂得多，往往难以捉摸，但很有意义。在此过程中，我受到女性主义学者贾尼丝·拉德威的早期作品《阅读浪漫小说》[61] 很深的启发和影响，该书探讨了言情小说的虚构世界与妇女读者所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另外我也参考了学者瓦莱丽·沃克丁的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研究[62] ，后者颇为中肯地解释了社会、文化与心理是如何深切交织在一起的。拉德威和沃克丁的研究都强调了媒体，尤其是大众文化是如何让女性通过情感上的自我调节，在虚幻世界解决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痛苦经历、渴望和矛盾的。反过来，这类文化再现提供的幻想和解决办法，只是利用和鼓动了妇女们生活中已有的欲求，它们本身也受到宏观文化和社会力量的塑造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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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学历全职妈妈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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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伦敦北部一个绿树成荫的社区。每天早上，当我送孩子们去附近的学校时，就会看到那些全职妈妈。借着等上课铃响，老师们过来带走孩子的功夫，我偶尔会在校园里和其中一个聊上几句。在这些接触中，我总能清晰地感受到“职场”与“非职场”妈妈的典型差异：全职妈妈们一般身穿全套运动服，准备送完孩子就去慢跑，或者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T恤；而我通常穿得比较正式，准备奔赴接下来一整天的大学教学和会议。然而，甚至不仅是着装，生活节奏的差异也彰显着我们的不同：我一般匆匆忙忙的，因为10点要上课或者开会，所以学校9点的铃声一响，我就得匆忙赶去上班。而全职妈妈们送走孩子后则会闲逛聊天，或者一起到附近的咖啡馆或某位妈妈家里喝早茶。虽然我没有陷入过传说中的“妈妈战争”——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针锋相对的通俗说法[63] ——但确实感受到我们之间显著的差别。有一回，一位全职妈妈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喝早茶。当我谢过她，说我得上班，因此去不了时，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真可怜。”我被她的话弄糊涂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可怜我。难道她以前的工作经历过于惨痛或艰辛？我常常好奇她和其他女性为什么当了全职妈妈，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然而，就像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一样——我在前面提到过她的研究——我没有勇气去深究，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怎么问，都可能被当作指手画脚或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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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班里的一次家长会，我才有机会和其中一位全职妈妈多聊几句，而且超出了学校的话题。她告诉我，自己是20世纪70年代生人，在英格兰北部长大，梦想是不要再当父母那样的劳动工人。她自豪地说起如何被一所知名大学录取，并顺利毕业，之后在伦敦一家公司做会计。几年后，她在公司里结识了后来的丈夫（如今是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然后我们结了婚，我怀孕了，工作就干不了了，”她说，“你看他现在到什么地步了，再看看我！”她讽刺地收尾道。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一直没来得及问她：她说的“工作就干不了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她会放弃多年的求学、专业训练和小有成就的事业，好似心甘情愿地去当全职主妇？再说，如果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为什么又要愤愤不平？我很好奇这个女人的经历，但严格来说，是好奇她们这一类女人：受过良好教育，却在成家后辞职，并且不再从事有偿工作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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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研究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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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期间，时而会听到同事或朋友讥讽中产妈妈，对特权阶级妇女抱着常见的轻蔑态度：“中产妇女这个少数人群有什么好研究的？她们想要的都有了，所以辞职了呗。”事实上，本书讲述的大多数妇女不是笼统的中产妈妈，而是依靠丈夫的工资、生活在单收入家庭的那些，大多还住在全球物价最高的首都之一的富裕郊区。她们中很多人没有房贷或房租的压力，而且用得起有偿家政服务——这是大部分英国人都无法奢望的。为什么研究她们的经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一下为什么研究特权阶级 这个一般问题和为什么研究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 这个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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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对“研究上层”（studying up）的解释，以及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对法国和美国中上阶层的社会学研究，为研究特权阶级有何意义这个一般问题提供了重要见解。[64] 首先，拉蒙特注意到，中上阶层人士（以及引申开来，“大不列颠阶层调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所定义的英国“传统中产阶级”[65] ，我的许多受访者都属于这一阶层）往往掌握着先进工业化社会中很多宝贵资源的分配权。在我的研究中，很多受访妇女曾经执掌大权，在影响他人的生活上起到关键作用——她们曾是高级律师、会计师、经理、记者、医生或教师。她们的丈夫也身居高位，在工作机构或广义的社会中掌握了许多特别宝贵的资源。因此研究这些特权阶层的男女在当代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职场和家庭制度——下如何生存、如何维护以及偶尔反抗，对于更深入地了解制度，尤其是改变制度至关重要。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劳拉·纳德尔（Laura Nad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第一位获终身教职的女教师）1972年在“研究上层”的著作中写到的，研究强权体制的运作原理为激发愤慨情绪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愤慨正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生命力所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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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拉蒙特指出，大众传媒和广告（以及后面会谈到的政策话语）都把中上阶层文化奉为其他阶层的模板，后者在标榜自身时要么极力模仿，要么极力排斥。确实，本书谈到的很多媒体和政策再现实例也证明，中产和中上阶层全职主妇的生活常被媒体或政策话语树立为其他阶层的榜样（尽管并非全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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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在研究美国双职工家庭，特别是中产夫妇时指出，如果连这些 人都觉得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那么其他“挣得更少，工作更少弹性、更不稳定、更难赚钱、依赖更差的托儿服务的人可能会觉得难上加难”。[67] 本书所基于的研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我在结论部分也会回到这个问题：如果连我采访的高学历特权阶级妇女都无法抵抗她们遭遇的男权体制，连她们 都难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渴望，这对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非特权女性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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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高学历全职妈妈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路线选择（毕竟在后工业化的自由社会中，大多数妈妈还是选择带薪工作）上显然都是少数群体，为什么还要研究她们呢？为什么要关注这些高端特权阶级的妇女？弗里丹曾在她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产妇女身上注意到，她们的“饥渴”是“食物无法满足的”，因为那并非是“缺乏物质条件所造成的”。[68] 我同意弗里丹的看法，那种认为本书研究的女性由于享有特权且自愿选择了全职妈妈道路，因此便不会遇到任何问题，或者她们的纠结完全是自作自受、与人无尤的观点，并没有意识到享受特权的同时 也可能遭受压迫，而自愿选择并不 意味着公平。[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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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丝·哈巴克（Judith Hubback）的真实经历在此是个合适的例子。哈巴克于1936年以一等荣誉（英国教育体系中的最好成绩）学位从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嫁给了高级公务员戴维·哈巴克（David Hubback）。丈夫回报优渥的工作令她颇为羡慕，而她成了个失意的家庭主妇、三个孩子的母亲。1957年（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 ］的六年前），哈巴克根据她对2000名女毕业生的调查，出版了《上过大学的妻子》（Wives Who Went to College ）一书。该书探讨了这些充满潜力、享有特权的妇女所遭遇的解放、独立和平等梦想的破灭。她调查的大多数女人和她一样，痛惜自己的潜力被浪费了。《上过大学的妻子》“在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70] ，也开启了朱迪丝·哈巴克作为分析心理学家的新职业生涯。然而，她的丈夫戴维·哈巴克却不屑一顾：“她有个好丈夫、好家庭、三个好孩子，而且成绩都不错，怎么可能抑郁？有这样的条件还抱怨，根本就是任性。”[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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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哀悼辞掉工作、转当全职妈妈的高学历妇女的处境，而是想揭示这些妇女在特权生活中 经历的矛盾、纠结和种种压迫。仅仅因为她们是特权阶级，而且做出了非常规的选择，便忽视或弱化这种屈服的严重性，则是与戴维的言论一样，没能意识到选择终归是在种种限制下做出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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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我所采访的女人或男人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确实，依靠一个人收入生活是大多数家庭所负担不起的——但同时，它们揭露和代表的也是大多数后工业化自由民主国家中受过教育的妇女和伴侣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套用理查德·桑内特和乔纳森·科布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职业男性的观察[73] ，我采访的妇女的故事所要表达的，不仅是关于她们个人 ，更是关于她们这一代“有抱负”的妇女的矛盾心态、压力和经历。因此，我采用的妇女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关键不在于其他妇女是否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而在于我的研究对象能否作为妇女、工作与家庭“这一宏观问题上的突破口，给我们一些启示或教训”。[74] 理解了这些妇女的选择和亲身经历，再对照一下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文化大背景，便能发现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体制的“断层”[†] ，它们限制了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角色。换句话说，妇女未必要“回归家庭”才会对本书妇女在叙述中提出的问题燃起兴趣或产生共鸣，因为它们凝聚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广泛的性别、工作与家庭危机的很多关键方面。[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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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访的女士和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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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足够多愿意和我交流的生育后辞职的妇女，实属不易。没有什么明确的机构环境，像工作单位等等，可以锁定这类妇女。因此，为了寻找受访者，我在伦敦中产/中上阶层社区很多学校的家长邮件列表、可能集中了高学历妈妈的伦敦各种社交媒体妈妈群，以及这些街区当地的图书馆、社区中心和休闲/运动俱乐部的布告栏上发布了招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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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度访谈了35位住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离开职场的时间为3～17年，平均不工作时长为8年。除了一位，其他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曾是各行各业不同资历的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教师、副校长、艺术家、时装设计师、记者、媒体制作人、工程师、医生、学者、社会工作者或管理人员。我采访的妇女有一定年龄跨度，但大部分是40岁出头的，最小的35岁，最大的51岁。她们育有1～4个孩子，年龄在2～20岁。大多数是白人，有3位混血和1位黑人。所有受访者都是异性恋，都用异性恋的婚姻、家庭和育儿规范来描述自己的私人生活和价值观。大部分受访者是英国人，但有略多于四分之一（10人）是移民，她们为了寻求职业或其他发展机遇来到伦敦，经常是跟着丈夫工作调动搬过来的，其中包括6名欧洲人、3名美国人和1名拉丁美洲人。除了两名离婚妇女，其他人的丈夫都有经济实力供她们当全职主妇——她们的丈夫大多是高级律师、银行家、财务总监，或者科技和传媒公司的高管（附录一列出了受访者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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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另外采访了5名男性，他们的妻子或伴侣也是从职业人士转型为全职太太的，但他们并非受访妇女的丈夫或伴侣。因为我认为，受访妇女们之所以能够坦诚相告，部分是因为知道我不会 采访她们的丈夫。5名男性受访者都是白人，年龄在45～49岁，在科技或金融公司担任高管职位。我本想多采访一些男士，但跟他们约谈实在太难。即便我通过朋友和熟人联系到的那些，也大多“不靠谱”，尽管我多次想安排采访，他们还是不肯面谈。虽然男性受访者数量偏少，但我把从这5次采访中得到的一些见解，融入了讨论的不同方面，诸如他们的工作日程和家务分工，并展示他们与妇女受访者视角的异同点，以及同媒体或政策表述的关联（或无关）。尤其在全书很多地方，我都提到了丈夫对于他们口中妻子安逸生活的愤懑和怨怼——这点在男人和女人的访谈中渐渐构成了一个较大的主题。尽管如此，由于我只采访了5名男士（相比于35名妇女），而丈夫们的观点大多是由妇女转述的，所以对男士感受和想法的表述或有不足之处。说到底，本书的关注点自始至终都在妇女的叙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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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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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前文斯科特对经验权威性的批判，以及社会学家莱斯·巴克（Les Back）所主张的访谈不是了解社会本质的渠道或让研究对象“发声”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学方法，我把采访视为一个场合，人们通过做出评判、拿出依据，试图合理化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76] 我想倾听辞职妇女的心声，不是为了获取什么本原或最终的真相，而是想知道，对于辞职决定及其给她们生活和身份带来的后果，她们是如何自圆其说 的。我还想探究她们在阐述自己的经历时，沿用或选取了哪些符号资源、判断标准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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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半数的妇女邀请我到家中会面，其余的则选在离家不远的咖啡馆或其他公共场所。到妇女们家里拜访令我获得了对她们作为母亲、妻子兼家庭主管生活的宝贵认识——这些角色会在第三、第四两章详细探讨。大多数采访是白天进行的，那时候孩子们在上学或上幼儿园，丈夫在上班，因此她们可以畅所欲言而几乎没人打扰。在咖啡馆的采访，以及有一回在社区中心做的采访，由于噪音、干扰和缺乏隐私，进展得艰难一些。虽说如此，大多数约在家外见面的受访者都特别开朗、坦率，往往还比较情绪化。她们在采访过程中常常落泪——离开家这个不平等的劳动场所、日常生活中各种烦恼的聚集地，似乎给了她们短暂的喘息和释放情感、反思自我的空间。事实上，在采访结束时，很多人说感觉像做了场（心理）治疗，有些还主动问我能否推荐她们也是全职妈妈的朋友联系我做采访。大约三分之一的妇女后来发邮件给我，说采访让她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反思了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当情感的闸门打开后，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一位妇女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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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采访为时90～150分钟，目的是探讨这些妇女的人生轨迹和影响她们做出辞职决定的因素。我想尽可能给予受访者们时间和空间，来阐述她们所认为的人生中最核心、最重要，以及/或者最困难的事情。因此，我大多采用开放式问题，为她们以最契合自己、最准确的说法表达这些内容，以及我尽可能细致地理解她们的世界观留有余地（更多细节请参见本书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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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由于我选了不同的道路——一边全职工作，一边抚养孩子——或许无意中会显得对她们的选择指手画脚，因而在采访中引起对方防卫、紧张或敌对的情绪。我不否认，采访环境的安排、受访者的心理预期、我与她们不同的职业和家庭路线，都对她们的表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整体上，这些妇女的讲述轻松、适意而诚恳，给了我极大的触动和快慰。她们的叙述非常丰富、坦率，且带有思考，多数时候我只需要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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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都录了音，并且逐字逐句记了下来，包括停顿、笑声和词句的重复——所有这些在表达受访者无法言喻的感情和瞬间时尤为重要。为保证调查的保密性和匿名性，可能认出调查对象的细节（例如公司名或所在伦敦街区名）皆已删除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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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经历与媒体和政策再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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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具体分析妇女们的叙述，大多会谈到细节，以便尽可能还原她们故事发生的背景或情境。我将尽己所能地以理解、共情和关怀的态度对待她们，但我也会努力解释我感到她们在否认或难以言表的那些体会，点出一些她们未能谈到的问题，来更好地理解她们已提及的问题。我的分析绝不构成对受访个体的评判或批判，而只是想对造成这些妇女生活和经历的状况或背景做一个解释。我会分析她们的经历与宏观文化、政策叙事和话语之间的联系与矛盾、一致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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