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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解释认为，当了母亲后，自信心和对工作的投入都会下降。“职场妈妈”网（Workingmums.co.uk）进行的一项研究断言，自信是“重返职场的三大障碍之一”[38] ；而《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 ）报道的另一则研究发现，“休产假的妈妈们在孩子11个月大时自信心严重崩塌”，感觉自己“再也无法融入职场”。[39] 媒体、职场和政策领域关于职场性别平等的讨论，焦点常常在于妇女易有“冒牌者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和“野心差距”（ambition gap）[40] 的问题，进而探讨女人缺乏自信和从容的解决之道。另一些人，包括哈佛商学院进行的一项前沿研究，则认为女人对于成功和权力的定义与男性有着本质性的差别。[41] 更有甚者将女人“逃离”职场描述为对传统妇女角色的怀旧回归，或对日益苛刻的职场要求做出的理智反应。例如，《纽约》（New York ）杂志就把妇女当“复古型主妇”、投身家庭的选择描述为“解决工作与生活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的女性主义办法”。[42] 2017年，《卫报》（Guardian ）评论员维多利亚·科伦·米切尔（Victoria Coren Mitchell）重提这一观点，探讨“如果全职妈妈再度成为常规期望”，妇女能否重获幸福感和自信心，并引用了一个“无法反驳”的观点：“至少以前当妇女主要的志向是生儿育女时，她们大部分都能实现愿望。但现在还期望她们事业圆满，明明如今连能指望得到稳定工作的都寥寥无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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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尽管零零星星，但一些政策、媒体报道和影视作品还是对这些流行解释提出了质疑。例如，改编自女性主义作家梅格·沃利策尔（Meg Wolitzer）的同名小说、2017年上映的电影《贤妻》（The Wife ），就讲述了女主角琼（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饰）的复杂故事。她早早结束了前途无量的写作生涯，转而辅佐获诺贝尔奖的作家丈夫和打理家庭。另一个受欢迎的代表，是改编自莉安·莫里亚蒂（Liane Moriarty）的同名小说、HBO于2017年出品的电视剧《大小谎言》（Big Little Lies ）。它有力地戳穿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当全职妈妈是由于野心和信心不足，是出于天性和个人偏好才放弃事业选择母职和家庭的谎言。故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阳光明媚的蒙特雷市（Monterey），围绕四位母亲展开，其中两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妈妈：光彩照人的前公司律师塞莱斯特（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饰）和活泼、高度敏感的马德琳（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饰）。尽管马德琳在社区剧院兼职演出，但她认为同有事业的母亲相比，那不值一提。基于此前《绝望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 ）等剧的大获成功，以及更大范围流行文化对母职描述的变化（于第4章中讨论），该剧揭露了这些母亲婚姻生活中的深层苦恼，以及在亮丽豪华的海滨别墅、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完美”家庭的外表之下，她们对于男人暴力的屈服。尤其是魅力四射的塞莱斯特，作为这个美国郊区小镇人人羡慕的对象，拥有“完美”的丈夫和双胞胎儿子，却被曝遭受着丈夫的家暴和虐待。第四集，在同市长会面时，塞莱斯特代表马德琳反对市长威胁禁止话剧演出的做法。塞莱斯特游刃有余地掌控了整个案子，赢得了众人的赞叹。会面结束后，她按着马德琳汽车的喇叭，兴奋地尖叫：“我又活过来了！”然后哭了出来，宣告心声：“这么说很惭愧，但是当妈妈对我来说还不够。就是不够。差得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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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争论，大多没谈到现实 中高学历妈妈辞职的亲身经历，也没有认识到她们的个人选择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和压力、经济结构以及就业常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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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外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Pamela Stone）2007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选择退出？妇女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的真实原因》（Opting Out? Why Wome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 ）。[44] 斯通对毕业于常春藤大学、成就非凡、在各自单位担任高管，却于生育后离职的女性展开深度访谈，发现了工作环境对于她们辞职决定的负面影响。[45] 尽管如此，如今距离《选择退出？》的出版已过去十多年，而这十多年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和变化：全球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全球范围内保守势力和极右政治势力的崛起，反对女性主义成果和言论的声势日益壮大。与此同时，过去十多年中，女性主义出现复兴，而且日益盛行。[46] 这点在随处可见、广受欢迎的#MeToo运动——一股位高权重的女人和男人公开、坦然地加入女性主义阵营的热潮——以及一系列文化再现中可见一斑，后者的许多案例在本书中会有进一步探讨。另外，斯通没有讨论受访妇女的经历是否受到媒体和政策对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建构的影响，以及是如何被影响的。同样，学界许多对于媒体上性别、工作与家庭形象或话语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到人们的亲身经历。[47] 近年来研究关注的，要么 是经历，要么 是再现，而非两者之间的关联，也没有明确解释为什么 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生了孩子就离开职场，以及这带来了哪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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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妇女、工作和家庭的文化与政策再现，与劳拉这类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放弃职业生涯的决定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一决定带来了哪些后果？在本书中，我将通过探讨高学历离职妈妈的亲身经历这一盲区，并将她们的第一手陈述与当代英美媒体和政策中关于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描述与形象对比分析，从而解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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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与文化再现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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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切身经历与文化再现之间的关联，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就是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中，早期的研究强调母职和工作的再现往往背离、掩盖了妇女的亲身经历，从而助长了父权体制与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延续。贝蒂·弗里丹著名的调查就揭露了美国妇女无声的绝望与20世纪50年代压迫性的美国幸福主妇形象之间的鲜明反差。后来，美国的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和安妮·马畅（Anne Machung），以及英国的罗莎琳德·科沃德（Rosalind Coward）都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媒体上主导了大众想象的成功职场妈妈形象（尤其是妇女杂志上的那些），与女性的现实经历显然不符。[48] 霍克希尔德写道，职场妈妈的快乐形象掩盖了“女人、男人和孩子在无奈处理不平等时所承受的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与巨大而隐秘的情感代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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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主义传媒研究的关注点，似乎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妇女的亲身经历和日常生活，转向了对媒体文本的分析。至于媒体再现的内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妇女的切身经历，则几乎没有实证研究。[50] 尤其是自21世纪初以来，对于母职和工作的当代再现与妇女在这两方面的经历之间的关联，研究仍几乎是空白。[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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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我把焦点再度对准了媒体再现与现实经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给妇女的情感、身份认同和广义的性别权力关系带来的影响。本研究深受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鼓舞和启发。[52]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价值，在于能把“局部环境下的个人烦恼”与“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53] 在书里著名的一段话中，米尔斯解释说，“个人烦恼指个体性格，以及他与他人的直接关系范围内的矛盾”，而“公共问题指超出个体的局部环境或他的内心活动以外的矛盾”。[54] 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的任务便是找出造成我们最私密的个人烦恼的宏观社会因素，并把单个个体的“个人烦恼”与历史和社会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我们作为社会主体是如何被塑造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超越当前的自己。[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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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后，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乔纳森·科布（Jonathan Cobb）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阶级中隐藏的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其中写道：“宏观社会中必定存在某种引力、某种磁体，它进入并塑造人们的日常经历。”[56] 文化、媒体、政治和政策话语便构成了社会磁体的一股向心力。它们充斥着我们的想象和生活，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经历。[57] 我采访的那些妇女很少反思这一磁体对她们思想、欲望、情感和自我意识造成的影响，但她们的自述带有这类话语的痕迹，似乎后者已然进入了她们的想象，影响深远地塑造了她们的生活观感。这些女人经常把自身经历及其根源说成是私人问题，但是她们最私密的“烦恼”显然是由“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衍生而来，并塑造形成的。[58] 换句话说，是受到先进资本主义的关键结构力量和冲突，以及描述、证实、维系并偶尔质疑这些结构的媒体与政策话语、叙事和图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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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这些妇女的亲身经历与文化、政策再现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我借鉴了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琼·沃勒克·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的观点。她反对将经验视作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证据，或者阐释的基点。[59] 我同斯科特一样，希望揭露经验的建构性 本质：受访女性的主体性是如何造就的，她们的愿景、幻想和深层次的欲望受到媒体、政策再现（与其他因素）及其承载的文化理念怎样的引导。需要指出的是，我极力避免对立地看待文化再现和受访者的经历，好像前者单一而死板，只会重复现有规范，而后者则复杂、多样、变化多端。相反，我认为文化再现和 受访者表述，以及这两者的关系本质上都是矛盾、复杂而又多变的。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找到女性的个体经历与媒体、政策上描述和讨论的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公共问题之间的关联，并展示二者的脱节。只有通过建立这些联系，我们才能认识到，正如贝蒂·弗里丹在大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这不仅仅是每个女人的私人问题”[60] ，继而去寻求这些“个人烦恼”的社会性和制度性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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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研究的并不是 妇女对特定媒体或政策文本的了解程度。相反，我分析的是她们切身经历与文化和政策再现之间的关系，这比前者要复杂得多，往往难以捉摸，但很有意义。在此过程中，我受到女性主义学者贾尼丝·拉德威的早期作品《阅读浪漫小说》[61] 很深的启发和影响，该书探讨了言情小说的虚构世界与妇女读者所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另外我也参考了学者瓦莱丽·沃克丁的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研究[62] ，后者颇为中肯地解释了社会、文化与心理是如何深切交织在一起的。拉德威和沃克丁的研究都强调了媒体，尤其是大众文化是如何让女性通过情感上的自我调节，在虚幻世界解决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痛苦经历、渴望和矛盾的。反过来，这类文化再现提供的幻想和解决办法，只是利用和鼓动了妇女们生活中已有的欲求，它们本身也受到宏观文化和社会力量的塑造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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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学历全职妈妈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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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伦敦北部一个绿树成荫的社区。每天早上，当我送孩子们去附近的学校时，就会看到那些全职妈妈。借着等上课铃响，老师们过来带走孩子的功夫，我偶尔会在校园里和其中一个聊上几句。在这些接触中，我总能清晰地感受到“职场”与“非职场”妈妈的典型差异：全职妈妈们一般身穿全套运动服，准备送完孩子就去慢跑，或者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T恤；而我通常穿得比较正式，准备奔赴接下来一整天的大学教学和会议。然而，甚至不仅是着装，生活节奏的差异也彰显着我们的不同：我一般匆匆忙忙的，因为10点要上课或者开会，所以学校9点的铃声一响，我就得匆忙赶去上班。而全职妈妈们送走孩子后则会闲逛聊天，或者一起到附近的咖啡馆或某位妈妈家里喝早茶。虽然我没有陷入过传说中的“妈妈战争”——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针锋相对的通俗说法[63] ——但确实感受到我们之间显著的差别。有一回，一位全职妈妈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喝早茶。当我谢过她，说我得上班，因此去不了时，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真可怜。”我被她的话弄糊涂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可怜我。难道她以前的工作经历过于惨痛或艰辛？我常常好奇她和其他女性为什么当了全职妈妈，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然而，就像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一样——我在前面提到过她的研究——我没有勇气去深究，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怎么问，都可能被当作指手画脚或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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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班里的一次家长会，我才有机会和其中一位全职妈妈多聊几句，而且超出了学校的话题。她告诉我，自己是20世纪70年代生人，在英格兰北部长大，梦想是不要再当父母那样的劳动工人。她自豪地说起如何被一所知名大学录取，并顺利毕业，之后在伦敦一家公司做会计。几年后，她在公司里结识了后来的丈夫（如今是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然后我们结了婚，我怀孕了，工作就干不了了，”她说，“你看他现在到什么地步了，再看看我！”她讽刺地收尾道。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一直没来得及问她：她说的“工作就干不了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她会放弃多年的求学、专业训练和小有成就的事业，好似心甘情愿地去当全职主妇？再说，如果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为什么又要愤愤不平？我很好奇这个女人的经历，但严格来说，是好奇她们这一类女人：受过良好教育，却在成家后辞职，并且不再从事有偿工作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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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研究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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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期间，时而会听到同事或朋友讥讽中产妈妈，对特权阶级妇女抱着常见的轻蔑态度：“中产妇女这个少数人群有什么好研究的？她们想要的都有了，所以辞职了呗。”事实上，本书讲述的大多数妇女不是笼统的中产妈妈，而是依靠丈夫的工资、生活在单收入家庭的那些，大多还住在全球物价最高的首都之一的富裕郊区。她们中很多人没有房贷或房租的压力，而且用得起有偿家政服务——这是大部分英国人都无法奢望的。为什么研究她们的经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一下为什么研究特权阶级 这个一般问题和为什么研究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 这个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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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对“研究上层”（studying up）的解释，以及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对法国和美国中上阶层的社会学研究，为研究特权阶级有何意义这个一般问题提供了重要见解。[64] 首先，拉蒙特注意到，中上阶层人士（以及引申开来，“大不列颠阶层调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所定义的英国“传统中产阶级”[65] ，我的许多受访者都属于这一阶层）往往掌握着先进工业化社会中很多宝贵资源的分配权。在我的研究中，很多受访妇女曾经执掌大权，在影响他人的生活上起到关键作用——她们曾是高级律师、会计师、经理、记者、医生或教师。她们的丈夫也身居高位，在工作机构或广义的社会中掌握了许多特别宝贵的资源。因此研究这些特权阶层的男女在当代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职场和家庭制度——下如何生存、如何维护以及偶尔反抗，对于更深入地了解制度，尤其是改变制度至关重要。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劳拉·纳德尔（Laura Nad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第一位获终身教职的女教师）1972年在“研究上层”的著作中写到的，研究强权体制的运作原理为激发愤慨情绪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愤慨正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生命力所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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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拉蒙特指出，大众传媒和广告（以及后面会谈到的政策话语）都把中上阶层文化奉为其他阶层的模板，后者在标榜自身时要么极力模仿，要么极力排斥。确实，本书谈到的很多媒体和政策再现实例也证明，中产和中上阶层全职主妇的生活常被媒体或政策话语树立为其他阶层的榜样（尽管并非全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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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在研究美国双职工家庭，特别是中产夫妇时指出，如果连这些 人都觉得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那么其他“挣得更少，工作更少弹性、更不稳定、更难赚钱、依赖更差的托儿服务的人可能会觉得难上加难”。[67] 本书所基于的研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我在结论部分也会回到这个问题：如果连我采访的高学历特权阶级妇女都无法抵抗她们遭遇的男权体制，连她们 都难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渴望，这对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非特权女性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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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高学历全职妈妈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路线选择（毕竟在后工业化的自由社会中，大多数妈妈还是选择带薪工作）上显然都是少数群体，为什么还要研究她们呢？为什么要关注这些高端特权阶级的妇女？弗里丹曾在她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产妇女身上注意到，她们的“饥渴”是“食物无法满足的”，因为那并非是“缺乏物质条件所造成的”。[68] 我同意弗里丹的看法，那种认为本书研究的女性由于享有特权且自愿选择了全职妈妈道路，因此便不会遇到任何问题，或者她们的纠结完全是自作自受、与人无尤的观点，并没有意识到享受特权的同时 也可能遭受压迫，而自愿选择并不 意味着公平。[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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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丝·哈巴克（Judith Hubback）的真实经历在此是个合适的例子。哈巴克于1936年以一等荣誉（英国教育体系中的最好成绩）学位从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嫁给了高级公务员戴维·哈巴克（David Hubback）。丈夫回报优渥的工作令她颇为羡慕，而她成了个失意的家庭主妇、三个孩子的母亲。1957年（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 ］的六年前），哈巴克根据她对2000名女毕业生的调查，出版了《上过大学的妻子》（Wives Who Went to College ）一书。该书探讨了这些充满潜力、享有特权的妇女所遭遇的解放、独立和平等梦想的破灭。她调查的大多数女人和她一样，痛惜自己的潜力被浪费了。《上过大学的妻子》“在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70] ，也开启了朱迪丝·哈巴克作为分析心理学家的新职业生涯。然而，她的丈夫戴维·哈巴克却不屑一顾：“她有个好丈夫、好家庭、三个好孩子，而且成绩都不错，怎么可能抑郁？有这样的条件还抱怨，根本就是任性。”[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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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哀悼辞掉工作、转当全职妈妈的高学历妇女的处境，而是想揭示这些妇女在特权生活中 经历的矛盾、纠结和种种压迫。仅仅因为她们是特权阶级，而且做出了非常规的选择，便忽视或弱化这种屈服的严重性，则是与戴维的言论一样，没能意识到选择终归是在种种限制下做出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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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我所采访的女人或男人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确实，依靠一个人收入生活是大多数家庭所负担不起的——但同时，它们揭露和代表的也是大多数后工业化自由民主国家中受过教育的妇女和伴侣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套用理查德·桑内特和乔纳森·科布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职业男性的观察[73] ，我采访的妇女的故事所要表达的，不仅是关于她们个人 ，更是关于她们这一代“有抱负”的妇女的矛盾心态、压力和经历。因此，我采用的妇女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关键不在于其他妇女是否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而在于我的研究对象能否作为妇女、工作与家庭“这一宏观问题上的突破口，给我们一些启示或教训”。[74] 理解了这些妇女的选择和亲身经历，再对照一下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文化大背景，便能发现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体制的“断层”[†] ，它们限制了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角色。换句话说，妇女未必要“回归家庭”才会对本书妇女在叙述中提出的问题燃起兴趣或产生共鸣，因为它们凝聚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广泛的性别、工作与家庭危机的很多关键方面。[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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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访的女士和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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