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96014
1702396015
本书献给艾琳·艾尔德（Eileen Aird），她是灵感、指导、关怀和无穷女性主义能量的巨大来源。承蒙厚爱，不胜感激。
1702396016
1702396017
1702396018
1702396019
1702396020
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1702395835]
1702396021
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引 言
1702396022
1702396023
劳拉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兄弟姐妹一共四人，在英格兰北部一间公营房屋[1] 里由当泥瓦工的父亲和当夜班护士的母亲抚养长大。母亲在夜间工作，因此白天可以照看孩子。“我妈从来不会歇着，跟我爸两人埋头苦干，拼死拼活地干。我小时候家境困难啊。”劳拉回忆道，“他们没什么休闲爱好，也没闲钱去追求闲情逸致。拼死拼活地干，是为了咱们一家人可以乘旅行拖车去度假。主保佑他们！”
1702396024
1702396025
劳拉记得，在她十几岁时，英国电视上满屏幕都是1984—1985年矿工罢工的场面。她说，20世纪80年代开辟了“一个有些不一样的新时代”。随着英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加强私有化、放宽市场管制，以及向国际贸易和资本开放市场的积极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迅速从许多社会供应领域撤出。在美国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和英国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推动下，福特主义模式[*] 被中小型企业取代，制造业基础衰落，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主导产业。结果，大量男人失业，而从前只收男人的劳动力市场向青年妇女开放，为她们带来了一大波新机遇。
1702396026
1702396027
妇女选择、赋权和独立的概念在大众文化中广泛流传，青年女人的学力也渐渐得到重视。劳拉一辈的年轻妇女接触到“女孩力量”的说法，即坚信妇女不仅能在劳务市场中大展身手，而且能够事业与母职两不误。[2] 那种“自信、迷人的中层（女）经理形象——拥有两个快乐的孩子（在学校或日托所），一个有条不紊地运转的家（多亏所有省力的新型家居技术）和有幸支持她的丈夫”[3] ——遍布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妇女杂志。
1702396028
1702396029
劳拉以及我为本书而采访的其他大多数妇女，便是在这类形象和文化观念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中长大成人的。随着全球劳务市场和英国经济出现这些变化，加上受到“女孩力量”前景的鼓动，劳拉的父母满心期望女儿能过得比他们（本能过得）更好。他们督促她取得好成绩，考上大学。正如瓦莱丽·沃克丁（Valerie Walkerdine）、海伦·卢西（Helen Lucey）和琼·梅洛迪（June Melody）所指出的，对当时的劳工阶层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及其带来的进入专业领域的职业希望，令他们有机会摆脱平庸的、苦苦煎熬的工人阶层生活”。[4] 劳拉成绩优异，1992年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她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以一等学位从古典文学和英语专业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出色的软件程序员，在一家总部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跨国公司供职。她很喜欢那份工作，得心应手地干了九年。然后她嫁给一名场内交易员，搬到伦敦。36岁，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劳拉辞掉了带薪工作。在过去七年里，劳拉已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改造”成了一名全职妈妈。
1702396030
1702396031
劳拉从没想过“既要上班，又要带小孩，还要请全职保姆”的人生。她并不想效法她认识的那些全职工作的模范妈妈。劳拉自己的母亲就是那类“楷模”之一，但劳拉“不想像她那般事情缠身、永远累死累活”。而她婆婆（她称之为“进取心强的事业型妇女”）“从来不在子女身边”。她以前上班的那家国际公司，女员工在竭力兼顾育儿责任和事业需要时，看上去“身心俱疲、压力重重，时常灰心丧气”。杂志、小说、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里其他那些似乎能将事业和母职无缝对接的女人，劳拉觉得，只能说“太完美”也“太不现实”了。后来，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往后，那些“兼顾型女性”（juggling women）形象对劳拉也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她们只是极力试图“两头兼顾”，而从未真正实现工作与生活的理想平衡[5] ——艾利森·皮尔逊（Allison Pearson）2002年的畅销小说《凯特的外遇日记》（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后改编为电影）便是最通俗的写照之一。[6] 劳拉“从未想要照着那些女人的路去走”。
1702396032
1702396033
但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全职妈妈。她是典型的英国工人阶级女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被妇女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的观念深深鼓舞。[7] 她接受高等教育，真心希望在职业上发展并实现自我。与母亲不同的是，劳拉有能力 一边雇用优质托儿服务，一边追求理想的职业，而且很快意识到了作为新式中产阶级妇女，她所肩负的期望：“社会期望你，尤其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妇女，能够胜任一切。期望你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我能为自己辩解，说那压根儿是胡扯！”劳拉沉吟道，不过很快摒弃了这个想法，说道，“但我不能真的［不顾社会的看法］，对吧？”
1702396034
1702396035
劳拉无法摆脱那些强烈的社会期望，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简单存在于“外部”的外界信息。相反，正如女性主义学者罗莎琳德·吉尔所犀利指出的，“‘外部’信息进入‘内部’，改造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和自我意识”。[8] 媒体、政策和日常生活中传播的关于妇女、工作和家庭的主流信息和观念，深刻塑造了劳拉的思想和情感。因此，在拼命学习而拿到“所有那些该死的资格证”之后，劳拉期望自己“有一番作为”，而不是 当居家主妇。
1702396036
1702396037
我在为写作本书调研期间，在伦敦北部一家小咖啡馆里初次约见了劳拉。我问她可否允许我给采访录音，“行啊，”她咯咯笑着说，“我要跟你讲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本书所基于的前提，是劳拉这类妇女所做的决定有 “不得了”的地方，或至少令人十分困惑的地方。尽管相比于1960年，如今这类女性只占少数，但英国的全职妈妈中有五分之一受过高等教育，而美国的全职妈妈中四分之一拥有大学学位，依旧令人震惊。[9] 那么，为什么在大力提倡妇女家庭和生计两手抓的文化和政策环境中长大，而且负担得起家政或托儿服务，本不必辞去带薪工作的高学历妇女们，会做出这种倒退的“选择”？
1702396038
1702396039
半个多世纪前，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提出过类似的疑问。她问，为什么“这么多美国妇女，明明有能力和学识去探索和创造，却再度回归家庭？”[10] 弗里丹在风靡一时的“女性奥秘”（feminine mystique）中找到了答案：“快乐主妇”压抑的形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演化为一种奥秘”[11] ，阻碍了妇女追求职业梦想。1957年参与弗里丹问卷调查的妇女沮丧、不满、不快乐。“无奈放弃了家庭以外的世界”令她们有种空虚感。[12] 然而，60多年过去了，这一奥秘已受到广泛的抨击。如今的文化环境所极力推崇的，是真实或虚构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妇女形象，就像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畅销书劝导女性的那样——坚持自我、争取领导权，同时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责任。[13] 随着桑德伯格（以及后文将会提到的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等人提出“女性主义”宣言，西方文化环境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日益高涨[14] ，媒体和政策领域也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哪些因素阻碍了女性“拥有一切”，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激烈争论。[15] 工作生活平衡、弹性和性别多元化成为讨论职场女性的时兴词汇。西方的政府和企业都支持妇女参与或留在劳动岗位。此外，鼓励妇女留在岗位、重返职场和争取高级领导职位越发被认为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益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商界领袖、商学院和政界人士都在积极倡导创建或维持多元化劳动力的商业案例。[16]
1702396040
1702396041
像劳拉一样，我为本书采访的其他妇女也非常清楚，她们做出的选择本质上有悖于当代主流文化中的理想妇女形象。她们从小到大接触、见识到的关于女性“恰当”角色和地位的信息，与她们母亲——贝蒂·弗里丹采访的那一辈妇女——所接触的大不相同。她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劳拉）读过《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或类似的当代“女性主义”宣言，对于职场女性平等问题一清二楚，有些还自诩为女性主义者。她们知道，如今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女性不但从统计学来说已成常态，而且常规观念就是，只有事业和 家庭双丰收的女人才算真正实现圆满，顺应了女性主义学者安杰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所谓的“新性别契约”（the new sexual contract）。[17]
1702396042
1702396043
因此，当我问这些女人60多年前弗里丹问受访者的那个问题，即她们目前生活中比较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时，她们的反应往往是疑惑，有时甚至是尴尬。“说满意有点怪。”前律师塔尼娅告诉我。“这个不好说。”前记者玛吉答道。前医生苏珊先是陷入沉默，然后过了一分钟才狼狈地说：“哦，我是不是，该给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曾是财务总监，过去三年全职当妈的萨拉闷闷不乐地承认这个问题“问得好”，但“糟糕的事实”是，她答不上来。受访妇女们回应该问题时表现出的不安、困惑和尴尬，至少部分是因为她们知道，她们的母亲大多要么被迫放弃工作去照顾孩子，要么承担不起辞职的后果，而与此不同，她们是可以 选择的。
1702396044
1702396045
一直以来，女权运动为了创造条件，使妇女能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追求自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而我采访的这一代妇女确实尝到了斗争果实。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动了高校入学人数以及（尤其是中产）女性劳动人数的急剧上升。在英国，妇女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从1971年的52.8%上升至2018年的71.2%，而在美国，则从1971年的43.4%上升至2016年的56.8%。[18] 但是，虽然常说妇女的就业形势一片大好[19] ，但那指的是整体妇女，不代表母亲。在英国，虽然女性就业率较高，但是母亲的就业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0] 未加入劳务市场的妇女中有四分之三（72%）是母亲，而且母亲退出职场的可能性约为无子女女性的两倍（专业人士的比例是11%比6%，非专业人士则是24%比13%）（见表1）。[21]
1702396046
1702396047
表1 英国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母亲和无子女女性比较*
1702396048
1702396049
1702396050
1702396051
1702396052
* 由前沿经济学咨询公司吉利恩·波尔整理。数据基于英国2017年第一季度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为使有未成年子女的母亲和无子女妇女的年龄描述更具可比性，样本限制在50岁以下妇女。
1702396053
1702396054
** 由于四舍五入，表格所列总和可能达不到100%。
1702396055
1702396056
美国的形势也差不多：母亲离开职场的可能性大约是无子女女性的两倍。[22] 美国妇女中，20多岁在职场的比例很高，但到了30多岁或40岁出头还在工作的就少了，那个年龄段通常要养育幼儿。[23] 此外，美国劳动力市场中母亲的占比虽然从1975—2000年稳步上升，但在那之后已趋于平稳。[24]
1702396057
1702396058
因此，总体来说，就像英国经济学家吉利恩·波尔所指出的，“做母亲的妇女留在岗位上的可能性，远低于一般劳动力市场动态的预期”。[25] 此外，正如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新美国”（New America）智库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妮—玛丽·斯劳特所指出的，“现在母亲身份成了比性别更能预测工资差距的指标”。[26] 大多数母亲回归职场后发现，生育前具备的优势（学历、早期职业成就）在当了母亲后消失殆尽。她们退出职场的这些年使收入高峰中断，在经济和情感上都损失惨痛。因此，虽然从进入大学到生育之前，妇女可以在工作的公共领域享有相对公平，但有了孩子后，平等地位便好像止步不前了。
1702396059
1702396060
如今，英国有超过200万的全职妈妈，其中约34万（17%）过去是专业人士。[27] 最近的研究表明，英国收入前20%的家庭中，越来越多妇女辞掉工作去照顾孩子，不再从事任何正式的带薪工作。[28] 配偶收入在英国前四分之一的母亲中，竟有25%当了全职妈妈——其中相当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29] 在美国，接受管理或专业岗位教育的妇女中，有14%未进入职场。[30] 为什么那些负担得起育儿开销的高学历女性会放弃学历和成功的职业生涯，“回归”家庭，仿佛接纳了全职主妇的角色呢？
1702396061
1702396062
对此有大量解释。一些人认为，妇女的辞职决定和其他关系到工作和家庭的决定一样，都是基于个人偏好、心理因素和生理特性做出的个人选择。[31] 例如，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Catherine Hakim）的“偏好理论”就认定，在英国和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的就业模式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偏好。[32] 哈基姆认为，部分妇女偏好“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其他则偏好“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或者希望兼顾工作与家庭（“适应型”）。这一观点得到很多大众媒体的响应。例如，2015年一项盖洛普（Gallup）民调显示，有未满18岁子女的美国妇女中，超过半数的人“偏好”留在家里，打理家务、照顾家人。[33] 博客和社交媒体上常常能看到女人们说自己当全职妈妈是基于个体、私人偏好做出的积极选择。[34] 类似地，名人当全职妈妈的访谈和书籍一般也把她们描述成自由选择的个体，在母亲的天性和“自然”偏好的驱使下，把母职奉为全职工作，自在而真诚地接纳了这一新角色。[35] 此类描述中的性别本质论，常常也出现在进化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对男女进入不同职业轨道的解释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谷歌一位软件工程师撰写的长达十页的“宣言”。该宣言于2017年8月被曝光，把科技和领导领域妇女的匮乏，解释成至少部分是男女天生的生理差异所致。[36] 尽管这份宣言的发表激起了公众强烈抗议，但它同时也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支持。[37]
170239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