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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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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每一章都会围绕性别、工作与家庭再现 的某个核心主题（文化意象），与妇女在这些方面的实际经历 之间的不一致展开。对比在各章标题中表示出来：前一半对应文化或政策再现中的意象，后一半对应妇女经历的一个核心方面。虽然每一章都围绕一个不同的主题，但各章主题在媒体、政策再现和妇女的叙述中，都有一定的关联或重叠。例如，第2章探讨了女人们用“平衡型妇女”（balanced woman）的文化理想要求自己，把失败看作自己的不正常，哪怕她们未能成为“平衡型妇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庭和日常婚姻生活中严重的不平等。第4章再度挖掘了家庭内部不平等这一主题，展示了女性实际生活中作为妻子的经历与文化和政策话语高调宣扬的母职之间的反差。鉴于各章主题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联，有时我会在不同章节用到同一则媒体或政策实例，或同一则访谈语录。此外，有些核心的文化论据，如（多位受访者提到的）谢丽尔·桑德伯格影响深远的作品《向前一步》就出现在多个章节，用于探讨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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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回归家庭：被迫的选择”（第1章和第2章）关注的是妇女的辞职选择：在文化和政策大环境都鼓励妇女生育后继续工作的当口，她们和丈夫要怎么解释这种“选择”？为什么她们没能实现女人应该既事业有成又当“好妈妈”的期望？对于“平衡型妇女”的要求与这一决定之间的矛盾，她们是怎么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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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回归家庭：选择的后果”（第3章和第4章），则着眼于妇女回归家庭之后，是如何变成家庭主管 ，把家庭当小型企业来经营的。这一部分探究了她们在成为全职妈妈后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在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文化信息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是如何协调全职妈妈（尤其是全职太太）的新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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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部分，“回归何处？被压抑的渴望”（第5章和第6章）中，我分析了这些妇女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生活的设想，发现她们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的憧憬和幻想都是一团模糊，这种迷茫也是当代关于未来工作和性别平等的主流叙事造成的。在结论部分，我反思了本书讨论的（再现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脱节如何体现了——借用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78] 的说法——当代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残酷乐观主义想象。这种想象点燃了一种希望，引诱妇女们去向往它所提供的可能，但同时又阻碍她们去质疑和解决妨碍她们实现理想的社会结构问题。[79] 更重要的是，它把妇女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个体化、私人化了：哪怕她们明确指出了影响自己辞职决定的种种结构性因素，却依然把这一（充满矛盾与痛苦的）选择归咎为个人的失败，认为其根源和补救办法都只能从自身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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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讨论了社会对于受访妇女生活中的失望和愤怒持续而一致的缄默。我分析了一些有助于打破沉默、表达失望的结构性条件，尤其在职场和家庭方面，以及文化和政策再现中必要的改进。本书中妇女的故事所要表达的，不再是呼吁妇女通过调整自己的感受、心态和行为来获取平等，而是呼吁重建限制了她们主体性的不平等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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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垂直型（整体配套）的生产模式，“批量生产、批量消费”是其特征（本书脚注如无特别标示均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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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为fault line，此处比喻矛盾冲突点，常规体制已经无法维系，甚至难以掩饰，仿佛在此处“断裂”。而裂开的“假面”暴露出的正是体制的局限和（一定程度上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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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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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被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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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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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自信文化 vs. 有害的工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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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丝22岁时从英国一所顶尖大学的俄罗斯研究和政治学专业毕业，第一份工作便是在一家丹麦公司的英国总部担任市场经理。这位聪明、能干、有抱负、俄语流利的新员工很快就得到了公司的赏识，工作几个月便被晋升为公司在俄罗斯的运营经理。虽然工作需要大量跨国出差，还有一次长达两年的外派，但露易丝“十分中意：工作特别忙，特别有挑战性，让我获益匪浅，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12年来，公司就像她“自己的家”一样。“斯堪的纳维亚的机构普遍非常先进，思维意识非常超前。”她告诉我。回忆完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段自己作为年轻职业女性的满意人生，露易丝顿了顿，“明显那是［停顿］，可能不太明显哈，但那都是我女儿出生以前的事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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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丝的停顿，以及后来收回一开始的说法——要不是因为有了孩子，她“明显”能享有回报丰厚的事业——透露出一种深层的矛盾。她体会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孩力量”论和“新性别契约”[*] 许诺给西方受教育妇女的满足感、赋权感和独立性。[1] 露易丝这代妇女从中小学、大学到参加工作，一直被鼓励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她们自己也预设所有这些领域都奉行性别平等的准则。要求事业家庭两手抓的“新性别契约”，是占统治地位的、“显然”得遵从的契约。因此，对露易丝来说，显然——与她育有六个孩子而从未做过有偿工作的工人阶级母亲不同——她能够 而且应当 在有了孩子之后继续享受有经济回报，并能获得个人成长的职业生涯。然而在露易丝和其他像她一样的妇女看来，诱人的“新性别契约”在现实中远没有那么顺理成章。她这代的妇女“意识到那是痴心妄想……［而且］根本实现不了”，露易丝非常沮丧地反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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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别契约”事业家庭两手抓的“愉快”要求与实施困境之间的矛盾，就是（文化）再现与实情之间的矛盾。我采访的妇女大多和露易丝一样，感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与她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及后来人生中所接触到的文化、政治和政策信息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她们所讲述的自身经历尤其强烈质疑了妇女、家庭和工作的文化及政策建构中两个关键且互相关联的概念：选择与自信。然而，正如我在下文和后续章节中会说明的，再现与实情之间的脱节，并未使这些竭力追求却未能实现这一理想的女性排斥它们。相反，这种选择范式和我后文称为“自信文化”（confidence culture）的假想，牢牢框定了她们对自己经历的认知。要她们用“选择、野心和自信”之外或与之相反的说法为自己的经历辩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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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理念和自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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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事业兴旺而家庭美满的女强人形象，已大面积取代了五六十年代英美杂志、广告、指南类书籍、报刊和电视节目中流行的快乐主妇形象。这一新形象打破了过去年代标志性的古板“女性奥秘”，因为它推翻了战后贤妻良母式的理想妇女角色，而贤良妇道本质上是建立在遏制性欲、禁止外出工作的基础上的。[2] 那种轻松顾全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文化视野中最典型的形象。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这样描述她的特征：“她一副职场妈妈的派头，大步向前，一手拎公文包，一手抱着面带笑容的孩子。无论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她都在前进……她自信、主动、‘解放了’。她成功打入男人的世界，却未曾丧失女人的气质，而且全是靠自己做到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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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加公文包是美国流行文化中超级妈妈的标配。霍克希尔德在《第二轮班：那些性别革命尚未完成的事》（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中，就曾描述过《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84年9月刊封面上一位年轻貌美、赶着上班的职场妈妈特写，一旁笑眯眯的女儿“努力拖着妈妈的公文包”。[4] 类似的形象遍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美妇女杂志、大众报刊、电影和广告。[5]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1988年的一条广告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位提着公文包的职场妈妈在把孩子送到学校后，跳上飞机，在接下来的商务会议上大显身手，惊艳了客户，一天工作结束后再闪电般及时赶回来接孩子。[6] 这些从事专业工作的职场妈妈形象似乎既反映又推进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至90年代末最为显著的巨大历史变迁，即劳动人口中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就业率的大幅增长。[7] 因此，过去数十年间的再现和妇女经历似乎说明了同一个事实：在老一辈妇女的不懈斗争下，如今的女性可以选择同时 拥有成功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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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选择、个人主义和能动性的理念激发了越来越多对于妇女、家庭与工作的讨论和建构。从更大范围上说，它们已成为女权运动及其政治主张的核心概念，并且同“我们独立、自由、自主；我们有选择，而且按自由意志做出选择；因此，我们个人对选择后果负全部责任”的“经典美式信念”紧密相连。[8] 然而，正如社会学家谢利·布金（Shelley Budgeon）所指出的，尽管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关注的是妇女在做出自由选择时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政治已经转向了所谓的“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9] 布金写道，选择女性主义的关键特征之一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过去有些结构性因素，系统性造就了各种伤害妇女的不平等社会关系，但现在它们已基本被克服……这就意味着，男女人生中所有余留的差异，都可以用个体有意做出的选择来解释”。[10] 因此，选择女性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和认可女性个体的个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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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女性主义理念和对个体责任的强调，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后女性主义媒体话语中特别流行。这类话语推崇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目标，“把妇女说成自主的主体，不再受到不平等或权力失衡之类的制约”。[11] 女性主义学者罗莎琳德·吉尔论证，这种建构遍及从报刊、广告、脱口秀到言情和通俗小说的一系列英美媒体。吉尔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将妇女描述为自主和自由选择的个体的后女性主义说法，同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心理主体——理性、精明而自律的创业者——惊人地契合。吉尔写道，后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选择式生平’（choice biography）的理念，和不管一个人实际受到多少限制，都通过一个自由选择和自主行动的故事来了解他的人生并赋予意义的当代要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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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captive wife）[13] ，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现代妇女所面临的要求，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家庭和工作上做出积极的选择。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用偏好理论（preference theory）来阐述这一点。[14] 哈基姆认为，对妇女从事有偿工作与承担家庭责任的讨论，关注的是鼓励和禁止妇女去做什么，而没有考虑到妇女自身的意向。她认为，在妇女能真正自主选择的社会中，分工的关键动因在于对生活方式的偏好。此种社会中的妇女可分为三类：以工作为中心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以及希望兼顾有偿工作与家庭的（适应型）。因此，在哈基姆看来，辞职的妇女显然是基于偏好、出于个性才选择了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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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工作和工作与生活相平衡的理念遍布政策和媒体对女性与工作的讨论中（详见第2章），突出强调了选择符合女性主义的目标。当下在美国公共舆论中尤其流行的热词“妈咪路线”（mommy track），就是指妇女能够选择将紧张忙碌的事业降级成一种灵活的、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模式（但必然要牺牲职业发展），或者完全放弃工作去照料孩子。尽管放弃职业生涯的选择往往带有消极色彩，但这一决定大多被形容成女性的个人选择，其后果是私人的，且很少提及它的障碍、制约、遗憾或更大范围的社会意义[15] ——这些问题会在第3章分析。简而言之，同过去的家庭主妇不同，如今不管是决定当职场妈妈还是居家妈妈，都被看成个人选择和女性解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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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选择拥有一切”的快乐职场妈妈形象，掩盖了艰难的冲突“以及妇女、男性和孩子在无奈应对不平等时所付出的巨大而隐秘的情感代价”。[17] 它们赞美赋权女性通过实现职业梦想来获得解放，却忽视了也要解决家庭、职场乃至整个社会中长久以来的不平等问题——套用霍克希尔德的著名论断，正是这些不平等使得性别革命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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