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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巴克莱信用卡公司：“今天我的压力会小点”，平面广告，2015年。图像来源：BBH Partners 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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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加入了鼓励男人多融入家庭生活的行列。社会政策研究者乔纳森·斯库菲尔德（Jonathan Scourfield）和马克·德雷克福德（Mark Drakeford）证实，20世纪90年代，英国新工党政府在多个政策领域都提到了男人，最明显的是父育（和男孩教育）。新工党（New Labour）政府比前几任政府更积极地强调父亲的养育责任。例如，英国政府1998年推出的、旨在“给孩子最佳人生起点”的“确保开端”计划（Sure Start ），有几个基金项目就明确希望父亲多介入子女养育；作为英国就业与养老金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交付部门之一的儿童救助署（Child Support Agency），就单独强调了父亲的经济责任[*] 。[45] 在美国，公益广告协会（Ad Council）、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以及国家负责任父亲信息交流所（the National Responsible Fatherhood Clearinghouse）推出了一系列公益广告，目的是为男士提供工具和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子女培养。那些广告鼓励父亲们“花点时间当好父亲”，要意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图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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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Fatherhood.gov，“花点时间当好爸爸”广告宣传。图像来源：Ad Counciland National Responsible Fatherhood Clearing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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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这些广告和政府指示的重点仍在男士如何当父亲 上，强调的是参与孩子的玩耍和教育活动，而很少看到鼓励男士分担家务劳动的。[47] 而且，就如证据一再显示的那样，家务分工极不平等，大部分担子一直压在女方身上。在英国，国家统计署（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关于时间利用的一项数据分析表明，妇女投入在做饭、育儿和家务中的无偿劳动时间是男人的两倍还多。[48] 在美国，女性平均每天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为2小时15分钟，而男性仅为1小时25分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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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和政策话语常常暗示，将男人培养成“真正的伴侣”是女人的责任。[50] 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呼吁妇女克服她们“女超人式的完美主义”（superwoman perfectionism），让丈夫用自己的方式为家庭尽力，建议妇女：“闭上眼睛，想象放下一切——包括心目中他人对你的期望，还有你对自己、对伴侣和房子的期望。”[51] 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平衡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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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代“妇女解放进步论的终极目标”[52] ，显然诡异而略带讽刺地绕回了守旧的“女性奥秘”。例如，迪希特的分类和凯瑟琳·哈基姆广为流传的偏好理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迪氏分类中是真正的家庭主妇、职业妇女和平衡型女人，而哈氏则是以家庭为中心、以工作为中心和希望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适应型妇女三类。[53] 当代的平衡型或适应型女人，当然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模范那样被束缚在家庭领域，而且声称与伴侣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平等。可即便如此，她也需要令人不安地履行相似的心理义务：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同时使两者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在21世纪，真正获得解放的妇女的理想，是“能够同时对接私人和公共领域，既不否定也不轻视任何一方 ”。[54] 把迪希特的话稍加转换，我们可以说，当今政策和公众话语所传达的要旨是，良好的平衡艺术应当是每个普通（即中产阶级）妇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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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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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自述显示，她们辞掉工作、不再回到带薪岗位，不仅受到自己，更受到丈夫工作环境的影响。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父亲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之一。[55] 事实上，受访妇女的伴侣几乎都在从事高强度、高要求、高时长的工作，因此得以让家庭依靠一个人的收入过活。伴侣的工作状况及其赖以运作的职场文化，对妇女们所谓的自愿辞职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她们重返职场。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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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是位43岁的母亲，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2岁。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了八年的律师，然后结婚，不久怀了第一个孩子。休完六个月的产假后回去继续工作，但一年后因事务所被一家美国公司收购而遭到裁员。她决定放低要求，在一家政府机关担任法律顾问，每周工作三天。一年后，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尽管二胎后再回来工作让她感到很吃力，但她仍旧热爱工作。葆拉尤其珍视工作带给她的“能够掌控一些东西”的感觉，因为相比之下，她常感到养育子女时能掌控的非常有限，甚至掌控不了。过去，在忙碌的周末过后，她常常期待周一早晨的到来，让她从母职的压力和琐碎中获得喘息。然而，第二个孩子一岁生日后不久，葆拉辞掉了兼职工作。她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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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辞掉兼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丈夫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特别不规律，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辞职……我老板他们很欢迎想要兼职工作的人。他们超好。老板们超好，因为他们允许你兼职工作，而且我很努力地去争取那份工作，通过了面试之类的所有环节，这……这是一件……这是一件非常……［重返工作］这本来是件好事，真的，不过我却……我感到家里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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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满足了政策和媒体表述中列出的实现工作与生活巧妙平衡的两项必要条件。首先，她以前的工作单位有进步的、落到实处的“弹性政策”（而不像很多用人单位，弹性政策基本上是一纸空文）。[56] 其次，葆拉的公共和私人生活是“平衡的”：她是个有才华、专注、做事有条不紊的人，渴望实现作为职员和母亲的双重 自我。她努力拿下了那份工作，干得美滋滋，同时也想当好母亲，并且在当母亲时也获得了不少乐趣。她想继续追求事业和母职。因此，葆拉的辞职决定并非 由于缺少或丧失了平衡。相反，如以上片段和她的整个采访所示，促使她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丈夫的工作：他在一家传媒公司担任要职，通常晚上10点半才回家。丈夫的工作文化和工作要求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家庭内部 的严重失衡，正是这一点迫使葆拉离职的。对葆拉以及大多数其他受访者来说，这片忙乱中缺失的不是什么个人偏好或个性的平衡：这些妇女不属于哈基姆那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类型，也没有什么当居家主妇的天性需求。缺失的关键部分，是家中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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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受访妇女的丈夫来说，工作日见不到醒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他们早早离家，等孩子都睡着了才回来。塔尼娅是两个女儿的全职妈妈，50岁不到。她过去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时会劝丈夫试着每周和孩子们一起吃一顿早饭。“然后他说‘知道了，知道了’，就是从没兑现过。不过我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也当过律师。”塔尼娅解释道，“日程都排满了，只好把这个放一放。”苔丝曾是一名新闻社主任，丈夫是一名律师。她曾不无讽刺地说，丈夫“在家里睡着的时候比真正醒着的时候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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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在家庭中的缺位——至少工作日时如此——造成、维持并继续制造了日常婚姻生活中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尤其是在（但不限于）育儿和家务方面。尽管我采访的妇女们用得起托儿服务，而且很多总体上对她们的育儿安排还比较满意，但寻求托儿服务、管理育儿工作的担子几乎全让她们扛了。孩子病了请假照顾，带他们去看医生，出席他们幼儿园或学校的活动，接送他们参加社交活动，这些几乎总是妈妈们的任务。即便女性所居职位与丈夫相当，有同等或更高的收入，可家务分工仍是一如既往的不平等。就像过去和丈夫一样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塔尼娅所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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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的时候］从下午4点开始，你就会想：“噢，老天，我要怎么离开这儿？”然后突然之间到了6点45分，必须走了，这时候回家已经是最晚最晚了。我雇的保姆一直做到7点半，所以我那个点回家已经相当晚了。她从早上8点一直留到晚上7点半……我可以打个电话，说我得加班到晚上，但照顾孩子的事总归落在我头上。要知道，我那口子该干嘛还是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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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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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啊！”塔尼娅愤怒地喊道，就好像我一语道破了她在脑海中暗暗问了自己好久的问题。她顿了顿，叹了口气，继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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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你懂的，那是我［叹气］……那是我女人角色的一部分。所以他不会想：“哦，我今晚不能加班，得赶快回家。”然后嘛，我们有时候会聊一下，你懂的，我会说：“唔，你得先回去，因为……”［然后他会说］“不行，不行，我还要做这事儿。”［略带讽刺地模仿他郑重其事的语气。］然后我就说：“什么，不行！我还要做这事儿！”结果，还得由我来打电话给保姆说：“啊，你能再留一个小时吗？我得把这事儿做完。”之后我就回去，替下保姆，哄女儿上床睡觉，然后在电脑前待上两个小时或检查其他人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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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尼娅的描述生动反映了双职工家庭异性恋婚姻生活中日常上演的讨价还价，以及通常由女人让步的默契局面。她所说的丈夫“该干嘛还是干嘛”、料理家庭“是［她的］女人角色的一部分”，影射出这一常见局面背后根深蒂固的“常规”性别角色和分工观念。塔尼娅竭力挑战和反抗这种顽固的“常规”：“什么，不行！”她和丈夫对峙：“我还要做这事儿！”然而，她的反抗被无视了，“结果，还得由我来打电话给保姆”，这种“常规”的不平等家务分工再度生效，再次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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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经历的不仅是塔尼娅。[57] 她这一代成长于英国和美国的妇女，都被政策和文化信息鼓励要事业和生育双管齐下。但同时，就像安杰拉·麦克罗比指出的，这类政策和信息既让丈夫们“有机会追求事业而不受女人抱怨，也没有要求他们限制工作时间以便在家务上尽同等义务”。[58] 虽然如今鼓励男人向家庭“迈进一步”，也鼓励女人去鼓励男人这么做，但男人所处的工作文化和规范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很多顽固的“常规”家庭分工观念依旧存在。因此，在工作生活平衡理念和个人选择理念风行起来的同时，有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和顽固的制度障碍似乎也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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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充分显示，文化再现，以及从广告、新闻、戏剧、杂志、图书、电影、政策到社交平台与应用软件的媒体和政策话语，在反映、建构与合理化所谓的正常、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社会关系、安排和性别角色上，具有强大的力量。[59] 尽管媒体对其描绘的女人和男人刻板形象所招致的批评有所反思，而且对性别角色的再现有了一些显著改善，但守旧的建构仍然存在。[60]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不断表明，媒体对妇女的报道一贯不充分，而且不准确。全球媒体监测项目（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自1995年起监测新闻媒体内容中性别维度的变化。它在2015年披露，自2010年以来，“媒体性别平等的进程几乎停滞”。[61] 例如，调查发现，“总体上，仍和十年前一样，妇女被描述为受害者的概率是男人的两倍还多”。[62] 同该结果类似的，还有妇女媒体中心（Women’s Media Center）在2017年基于对一众新闻机构连续三个月的监测数据发布的报告《美国媒体中的妇女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US Media ）。其中显示，这些机构的新闻报道中充满了顽固的性别歧视、言论倒退、不充分报道、歪曲事实，和公然叫板。[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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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受访者们很少直接谈到媒体、文化或政策对“正常”性别角色的构建与她们私人经历之间的联系。然而，正如塔尼娅的自述所示，关于何为正常、何为理所当然的公共话语和文化建构，虽往往间接无形，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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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正常”性别角色的守旧观念赖以传播，并有力地约束妇女思想、情感和行为的途径之一，是她们的父母、伴侣、朋友、同事，以及孩子的学校所表达的看法。这些看法常常涉及更大的性别、家庭和工作文化理念，并反过来又强化了它们。例如，在市场经理露易丝参加的一次晚间家长会上——她直接放下工作赶过来，而丈夫则“工作上抽不开身”——老师语带批评地指出父母都全职工作会给孩子的健康和学习成绩带来负面影响，暗示露易丝，孩子在校的不良表现是她的错。“我觉得太过分了，实在太过分了！”露易丝回忆道，然而她承认，那番话“说到了［你的］心里”：“只要你做全职工作，就必然承受这种污名。”大多数妇女谈到，感觉自己从事高强度全职工作的选择受到了其他不工作或只兼职工作的妈妈们的指指点点。好几位女士回忆起自己的婆婆尽管通常不明说但非常明确的态度，认为她们（儿媳妇们）应该辞掉工作当全职主妇，以便辅佐丈夫繁重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