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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对于女人在家中合适和正常角色（及由此反映出的对自身角色）的看法，即便是含蓄表露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对妇女也有重要影响。以蒂姆为例，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妻子是全职主妇。蒂姆为他和妻子所谓的平等型“团队合作”关系感到由衷的自豪。像我采访的很多妇女一样，他也精通女性主义论调。“我们已经比我们父母那批人要进步了……他们住在郊区的大房子里，过着非常传统、有明显性别隔离的生活。”他告诉我。但他激动地承认，性别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看市议会的性别分布，看看政界的性别分布……说到底，就是这方面还有讨论的余地，而只要还有讨论的余地，我们就还没有脱离性别政治，不是吗？” Facebook首席营运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和雅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就是“新就业模式的典范”，蒂姆以发自内心的乐观态度评议道。然而，当描述妻子之前作为艺术馆馆长工作时，他解释说：“那个从来不对家庭收入有多大用，而是她自我实现的一部分……［那个］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实质性的帮助。”相比之下，他把自己的工作描述为家庭生活的支柱。他虽多次提到自己从工作生活中获得的满足，但称它与妻子的不同，与自我实现无关 。蒂姆解释说，由于妻子的工资太低，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再回去工作就“没意义”了。“她真的对奋力往上爬之类的不感兴趣，这点挺好，”他解释道，“因为要是我俩都那样［从事高要求行业］，就太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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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蒂姆，他妻子辞职后，是否出现了经济依赖的问题。他答道：“哦，当然了！谁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对吧？”因此，蒂姆一边批判性别政治，自诩为平等型伴侣，一边在实际生活中又接受了传统上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照顾家小的模式；他嘴上说着女性主义论调，却将女人的经济依赖视为常态。这种矛盾深深扎根于女人和男人的陈述之中，受访妇女常常从丈夫的口中听到这类说法（接下来的章节中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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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举措和信息，无论多么进步，多么变通，多多少少还是维系了那套守旧的、父权制的性别角色。研究员塞西尔·纪尧姆（Cécile Guillaume）和索菲·波基克（Sophie Pochic）展示了公司的组织化措施，尤其是人力资源措施，是如何建立在潜在的传统性别价值体系上的。那种价值体系将妇女归于家庭生活，男人归于公共生活，这便助长了不平等的家务分工和职业分轨。[64] 例如，职业晋升与员工的地理流动性和随时到岗能力挂钩。谢丽尔是美国一所大型高校的高级筹款人，她含泪告诉我怀孕是如何“完全打乱了”她的事业的。她本处于职业生涯的“突破关口”，但当母亲后，就再也无法应付工作所要求的长途通勤和频繁商务出差了。尽管老板从没说过这就是她不能晋升的原因，但谢丽尔很清楚，怀孕在毁掉她的事业上起了重要作用。对其他妇女的访谈也证实，这条潜规则令她们中的一些人无法像男同事那样快速、轻松地青云直上，最终导致她们辞职。然而像谢丽尔一样，她们往往将错误内化、个人化。谢丽尔认定职业偏离正轨是自己的责任：“我 怀孕‘完全打乱了’我的事业。”因此，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性别契约已成为社会鼓励妇女遵守（并鼓励男人支持）的主流社会契约，但与之相对的旧契约思想仍在流传，并对女人和男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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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紧张的工作要求和在家中的缺位，加上上述文化观念，共同造就了不平等的家务分工，而这又进一步迫使女性做出辞职决定。虽然她们几乎都雇了清洁工——这是很多低收入家庭负担不起的奢侈——但日常的家务管理仍主要是女方的责任，这在一天的工作下来后显得尤为繁重。比如，前高级会计师海伦就回忆了她在工作期间是何等“讨厌家务。一天下来已经一团糟。厨房［必须］要清理，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收拾，所以一天下来总还要将近一个小时［去搞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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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上班时，和丈夫是怎么安排家务分工的？”我问上文提到的前律师葆拉。她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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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主要我做。不，他也做。……他，他，他做很多……他早上会收拾早餐餐具，所以要是……我比较忙，通常早上要四处奔波，于是他就包了那些活儿。不过所有采购，基本上所有做饭，所有洗衣服的活儿都是我来。然后我可能，会稍微，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会说：“对了，你能去把洗干的衣服收回来吗？或别的什么。”我的意思是，他确实干活儿，但不，不，不会干那么多，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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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的内心深处，在心目中的理想婚姻、理想伴侣和理想自我，与家庭关系极度不平等的实际现实之间，苦苦挣扎。她想当谢丽尔·桑德伯格和安妮—玛丽·斯劳特所代表并鼓励她们去做的那种平衡型女人——达成美妙的平衡，让伴侣负起责任、尽到他那份力，把丈夫培养成“真正的伴侣”。“他做了很多，”葆拉护短似地坚持，当她忙着四处奔波时“他会收拾早餐餐具”，他会（在她要求时）把洗好的衣服收回来。然而，这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她承认了活生生的现实后，动摇了：“他确实干活儿，但不，不，不 会干那么多，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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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这类女人之所以会有这一矛盾，是因为不同于母亲那辈，她们从小到大明白了，遵从父权制的旧契约，将会延续甚至恢复她们个人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严重不平等。我采访的女性们说着《女性的奥秘》和《第二轮班》的理论，却似乎无法用它来对抗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苔丝以前是新闻制作人，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她极其伤心地回想起，即便和丈夫各自都有着高强度的全职工作时，家务分工“很多时候也是按性别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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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过去是软件程序员，现也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她承认自己并不“真的喜欢这种僵化的性别角色”，但“遗憾的是，去城里工作的总是丈夫，照顾孩子的总是妈妈”。珍妮以前是工程师，过去三年里全职照料两个小孩。她谈到自己和丈夫的关系和分工是怎样在头一胎出生后起了变化的：“突然间，你知道吗，我们就回到了更传统的性别角色。我在想：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知道吗，我……我感觉……不管事实怎样，我感觉所有家务活儿都是我在干。而且，你懂的。但是我们不该弄成这样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们，我们本来是一起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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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人是如何认识自己向往的（或感觉一度实现了的）理想形象，与真实自我或已经变成的样子之间的冲突的？陷入这一冲突的女人又是怎样解决的？一种办法是否认那种平衡型女人理想的可行性和被接受度。“我认为没人觉得自己完全搞定了。我从没见到谁说：你猜怎么着，我找到了工作和带娃的完美平衡！从来，从来没人那么说过。”曾任会计师、现为两个孩子全职妈妈的凯蒂说。“平衡工作与生活是句笑谈，没人真正做到了。”另一位妇女说。相应地，受访女人们否认了（用《向前一步》的话说）把丈夫培养成“真正的伴侣”的可能性：那种有工作，而且 对等地分担育儿和家务活的男人是天方夜谭，她们批驳道。否定成为人人羡慕的“巧妙平衡工作与家庭”、把丈夫培养成“真正伴侣”的理想化平衡型女人的可能性，貌似是种解决方案：如果对别人来说不可能，对我来说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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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似乎只是一种相当不彻底的权宜之计。平衡型女人的形象，以及被妇女们否决了可行性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理念，仍继续困扰着她们，作为一种向往的可能。她们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责备自己 未能实现那种理想。她们借用“工作生活平衡”论，用平衡型女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从而得出由于自身原因未能成为那种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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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讨论过市场经理露易丝的故事，她认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其工作要求有关，后者对家庭生活极不友好。她甚至对自己的公司采取了法律手段，并成功证明自己遭到了性别歧视。然而，尽管明确之至地锁定了、法律上也证实了公司对她撤职的首要责任，她还是把责任归咎于自身和个人未能平衡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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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内疚……可能有些人就特别擅长那些，我是说，对她们完全是小菜一碟，但对我来说，真的给了我很大压力。有些女人保住了相当高强度的工作，她们的孩子顺顺当当，她们自己也顺顺当当。而且这不……我知道有人做得到，而且做得很好。但对我来说，我只能停下工作……但我确实得要找份工作……我确实得找份兼职。我得找份工作，得找份兼职，而且我得再试一次，只为达成那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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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那些看起来不费力气就巧妙掌握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女人，对露易丝的思想和情感起了很强的训诫作用。她们践行了女性应当平衡的心理义务：要做到，要做得很好，而且正如露易丝指出的，关键是毫无怨言。露易丝以其他不费力气就能做得很好的女人为基准衡量自己，她一边贬低自身，一边训导自己再试一次，去“达成那种平衡”。“我得找份工作。”她重复了四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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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种结束一天工作回到家后能自然地抛却工作、放松心态、照顾孩子的平衡型女人幻想——像《傲骨贤妻》里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和其他虚构角色一样——相反，我采访的很多女人谈到，一整天的工作下来，回到家已是精疲力尽、压力重重。前文提到的曾经是律师，如今已当全职妈妈照顾两个孩子九年的葆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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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常常心情很差，就［笑］……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因为我实在累瘫了，你知道，脑子累瘫了。对，那是……那是……我不是［停顿］……我天生不是，那种，呣……我没有［停顿］……大概对待小孩子没有应有的耐心……所以我确实觉得这种事（照顾孩子），对，相当，呣，［沉默］累人。无比艰难，对吧？你感觉那么………我的［停顿］……很难概括起来…那么的，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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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结巴、笑和不完整的话，都显示出葆拉在表达工作一整天下来的感受时的纠结。这些感受不仅来自疲惫，还有内疚。葆拉感觉自己力有不逮，暗暗用“其他女人”来衡量自己——她们不像她，是“天生的（母亲）”，能在紧张的一天结束后抛却工作，以耐心和爱心照顾自己的孩子。葆拉没有把自己的感受直接联系到特定的媒体或文化形象上，但是在我看来，很多受访者都表现出的这种忐忑不安，应该放到流行再现所助长的强大幻想，以及敦促妇女监督和管制自身行为、身体和情感，从而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美梦的应用程序与平台繁荣发展的背景下来看。受访妇女们尽管敏锐认识到了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不堪一击和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却仍然坚持这一理想。工作生活平衡成为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劳伦·贝兰特所称的美好生活幻想，被妇女们死死抓住。它点亮了一种可能性，不断吸引妇女去追求，但实际上却阻止了她们去解决家庭、职场和社会层面的结构性不平等，而正是这些阻碍了她们愿望的实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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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了一圈，回到迪希特的平衡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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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妇女们虽然未能像安妮—玛丽·斯劳特等人一样实现21世纪平衡型女人的幻想，但似乎已经成为欧内斯特·迪希特所划定的那种理想的平衡型女人。我采访朱莉——曾是出版商，如今是有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还不到一分钟，她就解释说：“既然决定要孩子，那我就要照顾他们。我要陪在他们身边。不过呢，这渐渐开始影响到你的个人生活，还有平衡……对吧，你得达到一种平衡，不然你就不是他们心中的那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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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过去指望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公共与私人的自我之间达成的平衡，如今为了孩子（和丈夫，第4章会谈到），转而要求自己在家庭领域追求和实现。前会计师海伦放弃了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幻想，总结说“从事像样的、严格的领薪工作会大大颠覆那种平衡”。然而，和朱莉一样，她将实现平衡的计划重新投入全职妈妈的角色中。她自豪地告诉我她是如何平衡“私人”自我——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与“公共”自我——修习非全日制的大学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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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再把所有东西掸干净收起来，因为的确有更重要一些的事要做——学习。所以这挺好的。要是他们上学期间我能做的只有把床单像医院折角铺叠那样整理，该多可怕，我会恨死家务的……然后，如果偶尔早餐没有牛奶，我也不用觉得内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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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贴合幻想的做法里包含了多少要强啊？”劳伦·贝兰特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 ）中一针见血地问道。[66] 工作与生活相平衡的美好生活幻想和妇女求取平衡的心理义务压抑和钳制了矛盾，而不是把它展露为社会公开讨论的问题。要强的后果及其让妇女做出的“选择”，将是第3章和第4章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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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下之意，是需要给父亲们的工作减压，让他们腾出更多精力去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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